一项备受瞩目的“投资于人”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终于靴子落地。
为了进一步减轻家庭的育儿压力，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该方案明确，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现金补贴，直到年满三岁为止。不论是一孩、二孩、三孩，不论家庭收入高低，只要符合条件，都能领取。
在两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解释道，0到3岁是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是家庭养育特别需要支持的重要时期。国家希望通过财政投入，在这个阶段给予直接支持。
政策发布当晚，人们就沸腾了。
满足条件的家长纷纷涌入发放补贴的小程序，把领钱入口一度挤到瘫痪。不仅如此，领取育儿补贴的“骗局”甚至也已经出现。比如8月4日，云南昭阳警方就接到群众反映，通过社交平台接到领取补贴通知，要求限时办理，通知内含有“网址链接”，登录后发现异常。
尽管补贴金额不高，折算下来每月约300元，但它所释放的信号，却远不止钱数本身。
距离该方案公布仅一周时间，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明确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执行减免政策，由财政部门予以补贴。
学前一年，即大班。这意味着，今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大班的保育教育费。
政策的“逐步推行”，标志着幼儿园免费的时代即将开启，我们将从“9年免费教育”向“12年免费教育”迈进。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生育支持政策调整完善事关千家万户。过去几年里，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从鼓励产假延长到建设托育机构，国家的生育支持体系不断扩展，标志着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实质性跃进。
从制度破题到政策落地，一整套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各阶段的支持体系正逐步成形。这对于那些“想生但不敢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将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在适合的时间作出生育的选择。
一、个人生育的成本与整体人口的变化
凌晨三点，细碎的哭声把徐溪从睡梦中唤醒。她打开夜灯，将宝宝从婴儿床抱到大床上，换好尿不湿，走向梳妆台冲奶、摇晃、喂奶，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像是某种肌肉记忆。
“半夜醒来至少一次，这已经是我每天的常态了。”她对盐财经说。
徐溪是江苏淮安一家央企的职员，女儿刚满六个月。从孩子出生那天起，上班、哄睡、喂奶、洗衣服…… 徐溪的一天24小时就被填得满满当当。
幸运的是，徐溪的母亲已经退休，能在白天帮她带孩子。公司也提供哺乳假，她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赶回家。丈夫也会在六点下班后一起分担家务。
她和丈夫的年收入合计大约15万元，算不上紧张，却也谈不上宽裕。每个月光是宝宝的支出就超过2500元，“每天都在‘买买买’，奶粉、纸尿裤、营养补剂、衣物……多的是要买的东西”，徐溪说。好的一面是，她拿到了2.4万元的生育津贴，产检费用也大部分通过社保报销。
比起徐溪，李婷的生活更吃紧一些。她与丈夫在江苏经营一家化妆品店，收入和徐溪相当，15万元左右，却少了稳定的作息与长辈的支持。
孩子出生时，两人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做打算。孩子今年4岁，体质偏弱，经常感冒发烧，李婷几乎处于全天候待命状态。一边带娃，一边经营小店，常常要等儿子睡了才能顾上店里的杂事。
孩子出生时，她参保的是新农合，产检基本都要自费，分娩才能部分报销。生育前后花掉近两万元。这几年，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在不断花钱，尿不湿一天要用七八片，奶粉每个月要吃掉一大桶，“每个月账单都在往上走”。
徐溪与李婷，都不是个例。
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年版》测算，从出生到17岁，一个孩子平均花费高达53.8万元；供到本科，则需要花费68万元。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1314元。换句话说，养一个孩子，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十几年的收入。
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高/图源：《中国生育报告2024》
除了金钱的支撑，时间成本也需要重视。
根据内蒙古大学发表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0~6岁、7~12岁和13~18岁时，母亲每天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8小时、1.1小时、0.7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2.6小时、7.7小时、5.0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母亲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减少2.0小时、1.3小时、1.2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4.0小时、9.1小时、8.6小时。这些看不见的“隐形成本”，真实存在于每一个养育日常里。
同时，婚育观念的转变，也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部分年轻人暂时没有将婚姻作为人生的“必选项”，尤其是女性。
2011年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在城市中，高学历女性对婚姻质量、价值观匹配有更高期待，不少人选择“宁缺毋滥”。
尤其是女性还要面临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博弈。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请产假周期长、复岗后效率下降，在招聘上变得保守，甚至以不招或劝退方式规避风险，这也进一步压低了整体生育意愿。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生育不是一道轻松的选择题，经济、时间、照护、职场等摆在眼前，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生育决策。
当越来越多家庭选择暂缓生育时，人口数据也开始呈现结构性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是1950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万。同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85万人，这是数十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到了2024年，受龙年影响，全国出生人口上升至954万人，增加了52万，不过死亡人口仍达1093万人，总体人口继续负增长，净减少139万人。
与此同时，老龄化趋势正在加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医疗和养老需求，也带来了沉重的赡养压力。
2017年~2024年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图源：国家统计局
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几组统计数字的起伏。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节奏和生活逻辑的改变。从家庭到学校，从劳动力市场到养老金体系，从城市房价到基层治理，几乎没有哪个系统可以置身事外。
因此，如何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解决这件事迫在眉睫。其中，完善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二、提升生育意愿，国家出手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国家正在加速回应，速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过去几年，从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到建设公办托育机构、推广弹性就业制度，配套政策持续落地，育儿支持体系不断拓展。
最新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则是又一项全国性普惠举措。方案为每个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每年3600元现金补贴，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
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告诉盐财经，3600元的育儿补贴是一份“意外之喜”。钱不算多，但至少说明，国家看到了年轻家庭在养育上的压力，也愿意拿出真金白银着力破解“想生不敢生”的困境。
现实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方向已经明确。以现金补贴为起点，未来还将配套更多系统性改革，从托育服务、教育公平，到职场保障、税收减免，构建更完善的生育友好社会环境。
年轻人的理性，不是对政策的抗拒，而是对生活质量的期待。随着政策体系不断升级、落地效果逐步显现，这份期待，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现实支撑。
结婚的数据佐证了这一说法——2025年7月30日，民政部官网公布了《2025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9万对。
2025年7月30日，民政部官网公布了《2025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第2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共353.9万对
从全国层面到地方政府，生育补贴早已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过去的补贴多是针对二孩、三孩，方式以一次性奖励为主。
比如四川攀枝花早在2021年就推出了按月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到2024年末，攀枝花常住人口达到122.3万人，连续四年正增长，在四川全省排第三。
湖北省天门市的力度更大。2024年出台的新政策覆盖从婚恋、怀孕、生育、产假到育儿、托育、购房等各个阶段，补贴层层叠加。二孩家庭最多能领28万元，三孩家庭最高35万元。政策落地当年，天门市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6%，扭转了连续8年的下降趋势。
更多城市也打破了“只补多孩”的限制。比如呼和浩特市从2025年3月起对一孩家庭一次性发放1万元补贴；深圳则对新引进人才生育一孩给予3000元补贴。
发钱之外，还有其他鼓励生育的保障措施。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至少25个省明确延长婚假和产假。一些地方额外奖励婚检后的新人，假期长达30天。山西的地方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享每年15天育儿假。
在就业端，广东试点“妈妈岗”，上海探索“生育友好岗”，为带娃女性提供弹性工作时间，社保照交，工资不减，还有专人协助办理就业补贴。一些用人单位甚至被纳入“妈妈岗名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力度还将继续加大
这些政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要真正发挥作用，仍有许多现实问题待解。
徐溪告诉盐财经，她所在公司虽然有10天育儿假制度，但实际请下来却并不容易，只能用年假和调休来替代。
另一方面，产后返岗常常伴随隐形的歧视，工作机会变少，晋升机会更少。《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每生一个孩子，女性工资率平均下降12%~17%。
尽管如此，育儿补贴的象征意义仍然重要。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认为，育儿补贴的意义不在于“能补多少钱”，而在于它传递出的政策转向信号，“这意味着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向支持生育的重大转变”。
过去在计划生育时期，超生家庭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理由是多生孩子占用了公共资源。如今，国家开始主动拿钱出来，支持家庭多生。这笔钱也可以看作另一种“国家抚养费”。
到底发多少钱才算够呢？
按照财新网说法，目前的方案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最大规模“投资于人”的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补贴力度，学者则建议，地方应该以国家补贴为基础作进一步探索，“总体来说不太可能做减法”。
如果把今天的补贴看作一个起点，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家庭支持体系。
从托育、教育、住房，到弹性就业、公共服务，这些环节缺一不可。育儿不能只靠家庭单打独斗，而应成为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
国际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韩国、日本等国家多年持续发放高额补贴，但生育率依旧低迷。相比之下，法国、瑞典等国家则更注重制度化支持，他们通过完善公共托育、减税退税、弹性工时、带薪育儿假等方式，为育儿家庭减轻后顾之忧。
中国也正在向这个方向靠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7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专门部署了推进免费学前教育的有关举措。
要知道，如今，越来越多的幼儿园正在关门。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比上一年减少了2万多所，在园儿童也减少了500多万人。一些民办园的老师提前几个月就走上街头发传单、建群送优惠，却等不来新生。
教育费用在我国家庭支出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以广州为例，据公开数据，公办全日制规范幼儿园的保教费标准为823元/月，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为995元/月。
对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领域的消费。而免费政策实施后，自然会惠及上千万家庭，将有效释放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潜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国家层面已不再仅仅依靠“发钱”一项工具，而是着眼于更系统、更长远的托育支持。
一项政策在短期内或许无法立刻逆转出生率的曲线，但今天，育儿补贴与免费学前教育“两箭”齐发，这种政策推出的高频率与大力度，让年轻人真正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养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