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 每日综述 - 2025年8月4日
A Terrible Five Days for the Truth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6:37 PM ET
本文作者认为，过去五天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报道、统计数据和历史记录等多种形式的“真相”发起了全面攻击。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若在其他时代，任何一件都足以定义数月的总统任期，但如今密集发生，反而有被公众淡忘的风险。
文章列举了五个关键事件：1. 篡改历史记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史密森尼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从其总统丑闻展区中删除了有关特朗普两次被弹劾的内容。此举被指是在白宫施压下，以审查所谓“偏见”为名进行的，作者称之为“试图重写官方历史”。2. 扼杀公共广播：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宣布即将关闭，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成功推动国会撤销了对其的资助。此举是“2025计划”的目标之一，旨在打击被右翼视为有偏见的PBS和NPR等媒体，可能导致偏远地区出现“新闻和信息荒漠”。3. 攻击政府统计：在劳工统计局（BLS）发布了显示经济可能不如预期的修正就业数据后，特朗普解雇了该局局长，并毫无根据地指责其存在偏见。此举严重损害了政府统计数据的可信度。4. 任命争议人物：参议院确认了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珍宁·皮罗（Jeanine Pirro）担任哥伦比亚特区首席检察官。皮罗曾大力宣传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虚假言论，其言论甚至在针对福克斯的诽谤案中成为证据。作者认为，这使得一个“要么撒谎，要么无法分辨事实与虚构”的人掌握了首都的联邦起诉权。5. 报复特别检察官：负责特朗普选举干预和文件案起诉的职业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正受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理由是其起诉特朗普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哈奇法案》。作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扭曲，并指出“特朗普利用选举干预了起诉，而非起诉干预了选举”。
文章最后总结道，尽管这是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件，但真相具有自我修正的力量。例如，篡改经济数据并不能改变潜在的经济现实。特朗普对真相的广泛攻击，最终可能会遭遇真相本身的反击。
What’s Really Behind the Cult of Labubu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9:30 AM ET
本文探讨了中国公司泡泡玛特（Pop Mart）推出的Labubu毛绒玩具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认为其背后深层原因是“童年化”（kidulthood）趋势的延伸。在这一趋势下，童年与成年的界限日益模糊，成年人正通过拥抱童趣来反抗刻板的成人生活模式。
文章的核心论点如下：1. Labubu的崛起：这款长着兔耳、咧嘴笑的毛绒玩具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2024年其销售额增长超过700%。成年人将其作为配饰，出现在从布鲁克林锐舞派对到日常办公的各种场合。2. “童年化”的公开展示：作者认为，Labubu的流行超越了以往成年人购买毛绒玩具的范畴。它不再是私密的家庭摆设，而是“公开的可爱展示”（public displays of cuteness），象征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3. 文化观念的转变：在美国，喜爱可爱物品曾被视为不成熟和逃避现实。但如今，这种观念正在改变。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和脆弱性的接受度提高，“童真”被赋予了更积极的含义，如思想开放、不受教条束缚。4. “丑萌”与“顽童”美学：Labubu的“丑萌”（ugly-cute）外观，既可爱又带点怪异，迎合了那些希望自己显得“有点前卫”的消费者。这与当下流行的“顽童”（brat）文化相符，该文化崇尚凌乱与不完美，挑战传统的成长观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长大只是一个可选项”。5. 对成人世界的戏谑：文章总结，佩戴Labubu是对刻板成人生活的一种“俏皮的眨眼”。它象征着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为单调的周一会议注入一丝反叛和乐趣，是“童年化”逻辑的生动体现。
Israel’s Last Chance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8:00 AM ET
本文严厉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是导致加沙地带大规模饥饿危机的直接原因，并认为以色列当前正面临一个挽救自身信誉的“最后机会”。作者主张，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战略角度出发，以色列唯一的出路是立即解除对联合国援助机构的限制，向加沙“大量输送”（flooding the zone）食品。
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1. 以色列负有主要责任：作者明确指出，尽管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引发了冲突，但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实施封锁和限制联合国救援物资分发等政策，对当前加沙的饥饿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 “总胜利”战略的失败：以色列试图通过限制食品供应来削弱哈马斯，以实现其“总胜利”的目标。然而，这一策略并未使哈马斯屈服，反而加剧了平民的苦难，从道义上损害了以色列的形象。3. 人道主义与战略的双重需要：解决饥饿危机的方案显而易见——提供食物。作者强调，“大量输送”食物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迫切需要，更是以色列的战略需要。当前的危机正在疏远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核心盟友，威胁到以色列的国际地位。4. 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替代：以色列政府试图用一个仓促成立的新系统（GHF）取代联合国在加沙的援助网络，结果是灾难性的。作者认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拥有数十年来积累的基础设施和经验，是唯一有能力有效分发大规模援助的组织。恢复其运作是解决危机的关键。5. 破除认知壁垒：文章提到，许多以色列人因不信任联合国而对饥荒的警告持怀疑态度。但作者引用飞涨的面粉价格等证据指出，此次危机真实且严重，民众的“应对机制”已消耗殆尽。6. 最后的救赎机会：作者总结，每一张饥饿儿童的照片都是哈马斯的宣传胜利，也证明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如何严重偏离了轨道”。通过立即向加沙输送大量援助，以色列仍有纠正其路线、挽救自身于国际孤立的狭窄窗口。
Grief Counseling With Kermit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8:00 AM ET
这是一篇感人的个人随笔，作者索菲·布里克曼（Sophie Brickman）讲述了在她父亲、著名编剧马歇尔·布里克曼（Marshall Brickman）患病和去世后，她如何通过重温《大青蛙布偶秀》（The Muppet Show）并探寻父亲与该剧的渊源，来处理自己的悲伤并与父亲建立情感连接。
文章的核心内容包括：1. 父亲与布偶的渊源：作者的父亲马歇尔·布里克曼（曾凭《安妮·霍尔》获奥斯卡奖）在70年代中期曾短暂担任《大青蛙布偶秀》的首席编剧，并被认为是创造了“瑞典厨师”角色标志性口头禅“Hurdy, gurdy, gurdy, bork bork bork!”的幕后功臣。2. 以布偶对抗悲伤：在父亲生病的艰难时期，作者选择观看《大青蛙布偶秀》作为逃避现实和对抗悲伤的方式。布偶们的“蓬松和滑稽”成为她情感上的慰藉，帮助她度过难关。3. 布偶秀的独特魅力：文章赞扬了布偶秀“既古怪又复杂，充满反文化精神，从不低估观众”的独特风格。作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观看，剧中荒诞的情节和明星客串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欢笑。4. 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作者描述了一种在悲痛中时空错乱的体验。在观看一集以腹语表演者Señor Wences为主角的节目时，她突然回忆起童年时父亲模仿该角色声音做早餐的场景。这个被遗忘的细节让她瞬间感觉与父亲紧密相连，仿佛跨越了时空。5. 情感的联结：文章的结尾，作者感悟到，父亲几十年前在布偶工作室留下的创作痕迹，如同一根线，跨越时空，在她最悲伤的时刻将她与父亲重新联结在一起。这篇随笔深刻地描绘了文化作品如何在个人悲痛中扮演疗愈和传承记忆的角色。
Pete Hegseth’s Pentagon Is Becoming a Bubble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7:00 AM ET
本文指出，在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领导下，五角大楼正通过一项新的审查政策，以党派划线的方式限制国防官员参加外部会议和论坛，这正使其变得日益孤立和封闭。作者警告，这种做法会扼杀思想交流，导致危险的“群体思维”（groupthink）。
文章的关键论点如下：1. 阿斯彭安全论坛事件：新政策的导火索是五角大楼在最后一刻禁止多名高级将领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国防部发言人公开指责该论坛“宣扬全球主义的邪恶、蔑视美国并憎恨我们伟大的总统特朗普”。2. 党派化的审查政策：赫格塞斯下令审查所有官员的未来活动出席，以确保国防部不为“与本届政府价值观相悖”的组织站台。这与以往非党派性的审批流程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五角大楼与外部世界互动方式的重大转变。3. 孤立的危险：文章引述退役陆军上校皮特·曼苏尔（Pete Mansoor）的观点，认为赫格塞斯强调“杀伤力”而忽视战略思维是危险的。他以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为例，指出缺乏战略思考几乎导致战争失败。切断与外部思想家和智库的联系，可能让美军在战略上变得脆弱。4. 与智库的共生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军方与智库保持着共生关系。智库为军方提供战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种交流曾催生了重要的政策方案，如2007年伊拉克增兵计划的蓝图。5. 政策的直接影响：这项模糊的新规已在五角大楼内外造成混乱和寒蝉效应。军事人员正主动取消参加各类会议，甚至一些内部会议也被取消，以防触犯禁令。智库专家也不确定未来如何与军方人员互动。6. 讽刺的结局：文章最后指出，赫格塞斯本人常引用罗纳德·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口号，但根据他自己的指令，他或他手下的军队能否出席以里根命名的、通常是国防政策重要发布平台的国家安全会议，如今已成未知数。
What Kids Told Us About How to Get Them Off Their Phones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8月4日, 7:00 AM ET
本文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孩子们沉迷于屏幕，并非仅仅因为技术令人上瘾，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失去了自由。要让孩子放下手机，家长和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更多的限制，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无监督玩耍的机会。
文章基于一项与哈里斯民意调查（The Harris Poll）合作对500多名8至12岁儿童的调查，得出了以下关键发现：1. 孩子们渴望真实世界的自由：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孩子拥有智能手机，但当被问及最喜欢的与朋友相处的方式时，他们明确选择了“无组织的玩耍”（如在社区里探索），而非有组织的活动或在线社交。2. 虚拟自由与现实束缚的矛盾：孩子们可以在Roblox等虚拟世界里自由漫游，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受到严格限制。超过四分之一的8-9岁儿童甚至不被允许在自家前院无人看管地玩耍。3. 手机填补了自由的真空：“去外面玩”的童年指令已被“上网去”悄然取代。当现实世界的独立性被剥夺时，互联网成了孩子们逃离焦虑、狭小和悲伤童年的唯一出口。4. 家长的恐惧与现实脱节：家长对绑架和伤害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实际风险。这种过度保护不仅损害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也给家长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5. 解决方案在于重建社区和信任：文章呼吁采取行动，重建支持儿童自由玩耍的社会规范和基础设施。文中列举了多个成功案例，如Let Grow非营利组织发起的“独立完成新事物”的家庭作业项目、社区组织的无屏幕“游戏俱乐部”等。6. 孩子们发出的明确信号：近四分之三的受访儿童同意，“如果社区里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玩，我会在网上花更少的时间。” 这表明，解决屏幕问题的关键在于“打开前门”，让孩子们重返他们“从未体验过却心生向往”的真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