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家庭并没有转变为西方式的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模式，而是显现出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双轴并重”的样貌。而育儿这样繁重的劳动，让老一辈更深地卷入子女的日常生活，迫使每个个体在碰撞中寻找和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记者｜吴淑斌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家庭并没有转变为西方式的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模式，而是显现出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双轴并重”的样貌。而育儿这样繁重的劳动，让老一辈更深地卷入子女的日常生活，迫使每个个体在碰撞中寻找和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记者｜吴淑斌
婆女主人之争
“我爸妈做了什么坏事，你要让他们走？就因为你想争权夺势吗？你想在这个家做主是吗？”
当曹心婕向丈夫提出请公公婆婆回老家、将2岁孩子送到托班时，丈夫一下子跳起来，向她抛出一连串的质问。
送托班的想法是因为孩子的几次体检结果都显示“语言发育比同龄人慢”，曹心婕觉得老人的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孩子的成长需要。但公公婆婆认为，这只是曹心婕作为妈妈的育儿焦虑，托班的照顾不如家里人精细，孩子还容易在复杂的环境里生病。
曹心婕与公公婆婆的矛盾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积攒了。她今年30出头，和丈夫都是北京高校的毕业生，随后在北京安家落户。孩子出生后，公公婆婆从老家赶来带孩子，曹心婕决定不给孩子喂母乳，只用奶粉喂养，遭到了反对。这件事情上，曹心婕坚持了下来，但她依然迅速失去了对许多小事的决定权。刚住到一起，婆婆就开始按照自己的经验和习惯来安排家务事：厨房用品如何摆放、一日三餐的安排，洗碗时不能用洗碗机，只能由婆婆手洗。曹心婕对这些琐事有不悦，但也不多表露，她刚生产完，身体虚弱，许多事情无法亲力亲为，何况这些事情太细小了，“老是提意见显得我很小气”。
唯独在孩子的养育方式上，她无法一直忍让。孩子八九个月大时，曹心婕注意到他开始有用手抓食物吃的冲动，觉得是时候让孩子自己试着吃饭了。“我说，孩子能通过自主进食去了解食物和探索世界，哪怕漏得身上、桌上都是，也没关系。”但婆婆仍然坚持给孩子喂饭，这能让孩子吃得更多，大人也不用费劲打扫餐桌和地板。“她觉得这是我的焦虑，我在逼着孩子用筷子、勺子，‘难道他长到18岁时还能不会自己吃饭吗？’”曹心婕提议，多做固体食物方便孩子抓握，还能锻炼肠胃，婆婆反驳她，“小米粥是最养胃的，小宝宝的肠胃弱，就要养着”。曹心婕不说话了，她向来不习惯与人起正面冲突。她原本计划让丈夫去说服公公婆婆，但丈夫下意识地与自己的父母站在了一边，“小小年纪锻炼什么肠胃啊？”
她几次想过让公公婆婆回去，雇用育儿嫂或保姆来辅助家里，但新闻报道里那些虐待孩子的案例总让她有些不安，毕竟在孩子的事情上，没有人愿意冒一丁点风险。
不只曹心婕，许多城市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女性都面临着一样的困境：婆媳矛盾不断，又离不开老人带孩子。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告诉本刊，当代中国社会婆媳矛盾的产生与全球性照料危机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全球现代化进程和低生育率的大趋势下，“儿童中心主义”“儿童至上”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使得育儿模式越发精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公私领域的分离，以前由工作单位设立托儿所、幼儿园来分担育儿责任的方式逐渐消失，照料责任被不断推向私人家庭，而中国的男女性就业率均处于世界前列，再加上高度内卷、竞争激烈的职场重压，双职工家庭难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自照料孩子。
育儿照料的标准日益提高，家庭却面临无人能承担照料责任的困境。在这样的结构性压力下，城市里的家庭形成了独特的应对策略：将祖辈接来照看孩子，形成代际共育模式。
插图｜Evie Zhu
当三代人住到一个屋檐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开始在家庭内部弥漫。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家庭关系轴”的概念，指在家庭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关系，中国传统家庭内部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西方核心家庭以夫妻关系为核心。根据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思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核心家庭将成为主要的家庭形态，夫妻关系将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轴心，表现为父母权威下降、年轻女性家庭地位提高、浪漫爱情成为缔结现代家庭的基础。
但计迎春研究发现，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家庭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地线性更迭，而是夫妻关系与代际关系“双轴并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杂糅的“马赛克图景”。“家庭是什么？家庭关系中什么更重要？年轻女性跟她的婆婆有不同的判断。婆婆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代表传统家庭父权制的延续，年轻媳妇更倾向于认同核心家庭才是重心，婆婆是提供照料协助的配角。”计迎春说，婆媳之间“谁来做主”的问题背后，是观念的纠葛与碰撞。
“权力之争”发生在婆媳之间时，冲突会更加显化。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陶思璇告诉本刊，即使是亲密关系中，权力争夺也无处不在，只是更为隐秘，“夫妻、母女之间，随时都在争夺话语权，谁是家里更重要、更被重视的那个人？但关系越亲近的人越容易陷入‘爱’和情绪中，看不清客观现实。婆媳关系相对疏远，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去做理性思考，冲突感也更强”。
这一次，曹心婕下决心要拿回女主人的位置。面对情绪激动的丈夫，她没有丝毫示弱，“是的，这是我家，我要控制家里发生的一切，要按照我的方式养育孩子，这是非常正当的。在孩子成长最多的这一年间，我让渡了所有权力，反而让家庭关系变得越来越差。我已经做好离婚的准备，你可以考虑一下未来的路怎么走——你很有可能失去我，但你这辈子都不会失去你爸妈”。
旋涡中心的男性
曹心婕觉得，家里的矛盾激化至此，丈夫有很大责任。公公婆婆来了之后，家里的局势常常是“1V3”：丈夫迅速与父母结成亲密同盟。他从家里的男主人、父亲的身份退化成一个孩子，衣服、袜子都由父母帮忙洗，他还会觉得，父母过来带孩子很辛苦，理应得到更多的情感回馈，即使对很多事情不认同，也不能反驳。“有些事情原本是有商有量的小事，但当他们三个人团结起来否定我时，就上升到了话语权的高度。”
不仅如此，丈夫还试图将原生家庭的许多规矩继续延续下来。结婚之前，丈夫和公公婆婆之间有个习惯：全家人一定要整整齐齐地坐在一起吃晚饭。同住后，丈夫特地提醒她，晚餐很重要，公公婆婆会准备很多个菜，“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这种仪式感给曹心婕带来很大压力，每天她都要祈祷着“今天可别加班”，一到点就急急忙忙往回赶；遇上加班时，“明明辛苦的是自己，却好像正在做某件坏事，回到家总要赔着笑脸”。
还有一些更琐碎的要求，比如早上起床后要向公公婆婆问好，出门前一定要正式地告别，曹心婕把它们称为“规训”。“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是好意，想把我接纳进他们的家庭里。但从我的角度，凭什么是你们三个接纳我？我的位置在哪里？”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瑞·沃尔夫（Margery Wolf）在1972年出版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里，曾经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解婆媳冲突的有力概念：子宫家庭。她提出，女性对家庭的概念是“子宫家庭”，也就是由她自己和所生子女构成的家庭；而她的丈夫是“姓氏家族”的概念，即家庭包括这一姓氏有血缘关系的所有成员。这和计迎春的调研结果相似，她发现，男性更倾向于将上行式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女性则更倾向于将下行式代际关系作为主轴。
婆媳摩擦常被视作女人间的角力。事实上，同时身处两段亲密关系中心的男性才是决定家庭关系走向的核心力量。从乡土社会的代际主轴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夫妻主轴，两种秩序在此碰撞，男人既是母亲眼中延续父系权威的纽带，又是妻子心中构建小家庭边界的同盟，他的每一次“和稀泥”，都是对两种秩序的同时妥协；他的每一次抉择，都是对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秩序的再次确认，也决定了婆婆与媳妇在面对分歧时的地位。
有时候，男性甚至成为婆媳之间争夺的核心。32岁的曲琦是一位新手妈妈，她告诉本刊，婆婆来帮忙照看孩子后，家里冲突的一大原因是婆婆“嫉妒”她与丈夫的亲密，每次看到夫妻俩在一起玩闹，或是曲琦使唤丈夫倒水、拿东西时，婆婆总是有些不悦；当丈夫不在家，只有曲琦和婆婆忙着做家务、照料孩子时，两人的相处明显轻松了许多。“她会觉得，我们俩那么亲密，显得她是个更疏远的人。”
陶思璇遇到过类似的来访者，“这是原生家庭里妈妈和孩子没有做好分离的结果。妈妈的独立人格不完整，和孩子是共生的，舍不得放手让孩子走；孩子也会感觉到，自己不能离开妈妈，否则她会难过，于是继续扮演妈妈生命的延续体”。她见过最严重的共生情况是，远方的儿子会感应到妈妈的开心或焦虑，自己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陶思璇说，孩子结婚对这类妈妈来说是重大压力事件，她们需要处理自己的失落感，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情感，“但大多数婆婆没有这种意识，她想的可能是，‘我的儿子原来那么听话孝顺，我该怎么把他从儿媳妇身边拽回来’”。
身处夹缝中的男人也不好过。与公公婆婆同住了四年的赵子若告诉本刊，每次与长辈发生不快时，她总是把怨气撒到丈夫身上，“我会晚上约他出去散步，对他一通吐槽，搞得我老公一听说要出去散步就害怕”。曹心婕也能感觉到丈夫的痛苦，她看到丈夫经常在房间里安慰完她，又赶紧出去找父母小声地说好话，两头劝慰。
在那场已经谈及离婚的激烈争吵面前，“和稀泥”无法奏效。曹心婕的丈夫思索了许久，同意她提出的几个要求：将孩子送托班、两家老人轮流来北京带孩子。丈夫出面告诉公公婆婆这些决定，公公婆婆也瞬间明白了什么，不再有反对意见。“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打破这个家一直以来由公公婆婆当家做主的形势。他选择站在我这边，我们作为核心家庭的力量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婆婆难当？
当“恶婆婆”成为互联网的主流叙事模式时，我在社交媒体上罕见地看到了张晓宁记录的“理解婆婆”的帖子。
她与婆婆的相处不是什么“模范婆媳”的故事，同样散落着一地鸡毛。张晓宁今年34岁，五年前生育后，五十几岁的婆婆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帮忙照顾孩子。婆婆常年生活在农村，做事勤恳麻利，但性格固执，在家务小事上总想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很难接受儿子、儿媳妇的任何意见。有时候，张晓宁只是提出孩子的洗澡水太烫了，都会遭到婆婆强烈的反驳。“她总坚持自己是对的，哪怕后面她会偷偷加凉水，当面也一定要嘴硬。”激烈的争吵更多发生在婆婆和张晓宁的丈夫之间，“我老公要是不听她的意见，婆婆就会非常尖锐地喊，‘我来给你们带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躲进房间里不吃饭，或者摔门跑出去”。
张晓宁有许多不满，但慢慢也理解了婆婆。婆婆从小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没念过几年书，阅读文字时甚至会从右往左读，也从没有自己的工作。婆婆常常向张晓宁抱怨自己当媳妇时的生活：嫁人后，公公大部分时候在外上班、打牌，只有她与自己的婆婆（张晓宁称为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在村里德高望重，但对儿媳妇严格苛刻，总是挑剔她的农活、家务做得不够快、不够好。逢年过节，家里来了许多亲戚，奶奶很注重礼节，要求婆婆每桌至少要准备八个菜，婆婆一个人边炒菜边烧火，脖子上挂着的毛巾没一会儿就湿透了——奶奶坚持做饭时要用柴火，把电器都收起来了。
“她当儿媳妇时是这么过来的，等她当了婆婆，也想延续这套传统，当家里最有权威的人，所以她会挑剔我做的家务事。但社会已经变了，婆婆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
张晓宁能感觉到，婆婆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她记得一件小事，有一天晚上她带着孩子在房间里玩，婆婆很兴奋地走进来告诉她，自己在商场捡到一个发夹，和她平时戴的款式相似，问她要不要。张晓宁本能地觉得嫌弃，“我最烦她这种捡东西、占便宜的心思”。但婆婆仍然一个劲地说发夹漂亮，后来感觉到张晓宁的态度冷淡，走出了房间。张晓宁心里突然涌起一丝愧疚，“我意识到她应该是想讨好我”。婆婆念书少，和儿子已经没有任何共同话题，偶尔聊天时也总是起冲突。“她肯定知道自己在家里不是主人，才会争夺在家务事方面的权力。如果一个人非常自信，就不会去争任何东西。”
近四五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不仅推动了家庭制度的转变，也让代际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深刻的调整。社会的剧烈变革让婆婆们陷入了特殊的困境：一方面，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传统家庭规范依然影响着她们；另一方面，她们在家庭中的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计迎春觉得，这一代婆婆身上承受的张力是最大的，“如今的年轻女性未曾经历过封建家庭中‘小媳妇’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她们接受过教育、拥有独立收入，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都已显著提升。但她们的婆婆这一辈人，恰恰是在传统家庭结构中以‘小媳妇’的身份成长起来的，她们习得的经验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她们的一生中，婆媳关系的权力天平似乎从未向她们倾斜。做媳妇的时候，要服从甚至侍奉婆婆，做婆婆的时候，她们成为儿媳妇育儿上的帮手”。
既然婆婆带孩子时，家庭里总是冲突不断，那如果婆婆不来，是否也就消解了婆媳矛盾？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54岁的刘琢向我们分享了她的困惑。刘琢是长三角城市的公务员，儿子与儿媳妇在上海定居，小孙女也在2025年初诞生。刘琢每个月给儿子、儿媳妇5000块钱作为育儿的支持经费，但自己不愿意住到儿子的小家庭里帮忙带孩子。她年轻时曾与婆婆短暂相处过几年，“总觉得小家庭里多个老人，哪儿哪儿都不方便，何况上海的房子那么小”。工作了30年，她想在退休后和好友进行几趟早就计划好的长途旅行。
刘琢把这个想法发到社交媒体上，收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指责，“说我不负责任、只顾着自己玩，说5000块钱请保姆都不够。这不是小夫妻的孩子吗？为什么成了奶奶的责任？”儿媳妇似乎也十分不满，将孩子姥姥请到上海来看孩子，常常发朋友圈感叹姥姥的辛苦，“‘是多少钱都抵消不了的’，这是不是在影射我？”有时候，刘琢想看看孩子，儿子似乎有些为难，抱着孩子到小房间里和她视频。
听我说完刘琢的经历，计迎春慨叹，不仅婆婆，年轻女性同样身处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地带，也会碰撞出许多复杂、纠结的情绪。“大多数时候，第三代孩子通常还是随父系男性姓氏，年轻女性的认知往往契合传统父系规范延续香火的观念：这是男方家庭的后代，所以婆婆负有带孩子的责任。如果婆婆不来，她们会有怨言,因为她‘该做’却没做到；如果是自己的母亲来帮忙，她们会格外感激，因为母亲本没有这个义务。但婆婆加入小家庭后，女性又会以核心家庭的观念来看待事情。”
婆媳关系有解吗？
不过，计迎春觉得，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婆媳关系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千年以来我们的婆媳关系都是矛盾和冲突的吗？我觉得不是，电视剧和短视频里的古代婆媳关系是现代人的重新演绎。在父权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婆婆所代表的父权父系力量对儿媳妇是压倒性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是强制性等级关系。”她举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一个例子：清末民初封建大家庭里的儿媳妇芝寿常年生活在婆婆曹七巧的精神虐待和羞辱之下，最终在绝望和病痛中凄惨死去。“现在，婆媳双方至少是在一个大体平等的层面上对话。”
张晓宁摸索出了一些能和婆婆有效沟通的小技巧。婆婆抗拒来自儿子和儿媳妇的建议，张晓宁就会借第三人的身份来说话。“我会跟她说，幼儿园老师说孩子专注力不行，让我们平时不要打扰她自己玩玩具；孩子的衣服别买太大码，她穿着都拖到了地上，行动不方便。婆婆会觉得，‘听老师的话没关系，我作为长辈的权威还在’。”后来，她发现婆婆爱刷短视频，对短视频里的说法总是深信不疑，就在婆婆的短视频平台上搜索科普知识，“我想让她了解什么，就疯狂搜那类视频并且点赞，系统就会持续给她推送，让她信任的平台来改变她的认知”。
虽然总有摩擦，大部分人还是能和婆婆维持着表面上的风平浪静。赵子若的经验是，保持和平的第一步就是转变心态，“孩子是自己的，是我们需要老人来帮忙，不要用对抗的心态去跟公公婆婆交往。抓大放小，只管最重要的事情，具体的吃喝拉撒可以把主动权交给老人”。赵子若觉得，与婆婆相处比与自己的妈妈相处更容易。“我和我妈彼此非常关心，我会过分关注妈妈的一举一动，以及她对我的情感反应，情感卷入度太高了；但和婆婆相处时，只要她尽力把孩子带好就行，我心里知道我们俩不可能多亲密，处得来就行。”
这也是陶思璇对于婆媳关系给出的建议，“只把婆婆当成大客户对待”。社交媒体上一种常见的情绪是，“总觉得婆婆不顺眼，做什么都对她不满”。陶思璇解释，人在亲密关系中常会无意识地将早年对父母的未满足期待转移到新的重要客体身上，比如期待婆婆像“完美妈妈”那样，与自己的育儿理念同步、生活习惯契合，当婆婆的真实行为与期待不符时，就会有烦躁甚至愤怒。另一方面，婆媳之间缺乏血缘带来的天然情感缓冲，不像亲生父母那样能包容“不完美”，因此，哪怕婆婆的行为只是轻微偏离期待，也容易被放大为不重视、不尊重。“婆婆和你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你就以对待大客户的心态对待婆婆，送礼、说好听的话，然后她把事情完成就行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应对策略，计迎春觉得，长远之计是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将两代女性从育儿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她提到，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低生育率长期盛行的时代，我们应该把儿童看作公共产品，社会要构建多元化的照料支持体系，提供公立、高质量、廉价甚至免费的育儿照料设施和机构，打破将照料责任完全压在个体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的局面，“育儿不仅是密集的照料劳动，还包含很多情感劳动和关系工作。两个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经历的人，突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短兵相接，两个人就容易产生冲突。男性要平等地分担照料工作，给她们喘息的时间和空间。社会支持也要跟上，当社会支持体系足够完善时，三代人不需要因为‘照料’而时刻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矛盾自然减少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1期，文中曹心婕、赵子若、刘琢、曲琦、张晓宁为化名）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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