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便利、快捷，即弃，一次性塑料正在重塑我们城市生活的消费逻辑，也持续带来了累积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浪费。
“方便”正在裹挟着成为无数份不断“淹没"城市的垃圾。
当“减塑”逐渐成为共识，我们更需要追问：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能否从源头上重构这条“用完即弃”的消费路径？
无废城市图｜AI 生成
“无废城市”是中国在城市治理中给出的系统回应。
从2018年试点启动至今已覆盖百余座城市，这一政策力图通过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与协同治理，构建一种更环保、更长效的城市运营方式。
而在这套机制中，“可重复使用”——曾被忽视的“环保优解”——正在获得制度空间与商业可行性。当城市进入“无废”时代，重用容器、循环快递盒、自带杯优惠等星星之火开始在各个城市燃起，一个全新的城市生活逻辑也在悄然成形。
塑料之外，是可以被真正想象、甚至实践的未来。
从文件到落地，塑料治理仍有“空白”
自2018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无废城市”试点至今，全国性的“无废”治理已走过六年。从最初的11个试点城市与5个特例区域，到“十四五”期间扩展至113个城市和8个特殊地区，体系逐步铺开，目标直指2035年实现全国“无废城市”全覆盖。
“无废”一词源自“Zero Waste”，并非乌托邦式的绝对“零废物”，而是强调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尽可能减少填埋量和环境影响。
但从实际政策落点看，“无废城市”更着重于工业固废、农业废弃物与畜禽养殖等领域的废物治理，而对一次性塑料污染，尤其是外卖、餐饮等高频消费场景，回应仍显薄弱。
相关政策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十四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虽有提及“白色污染治理”，但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制度层级的具体机制设计，而在落到各地方层面，冷热不均的格局更加明显：如广州、深圳、上海、天津等地已率先迈出探索步伐。
以深圳为例，其是全国最早系统部署塑料污染治理的城市之一。早在2020年，深圳便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在“禁限塑”基础上提出发展可降解替代品、完善回收利用体系等多项措施。随后出台的《绿色外卖实施意见》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推广可重复使用送餐箱、鼓励平台与餐饮商户参与循环体系建设。
深圳餐饮行业绿色外卖配送推广活动图｜深圳市餐饮行业
而在一些的三四线城市和资源型老工业基地，仍以固废总量控制为主，“减塑”尚未进入政策视野。
例如，徐州、盘锦、铜陵等地虽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其“无废城市”方案中并未提及塑料减量、治理机制，更多仍聚焦于工业固废与危险废物的处置。
即使在一些“塑料垃圾治理”被纳入政策文本的城市中，也存在“写进方案、难见落地”的困境，受限于监管空白、商业动能不足和配套体系缺失。
换句话说，在“无废城市”的政策宏大蓝图中，塑料这一细节上，仍有大量的可操作空间。
快递在前、外卖在后：行业治理的“分层现象”
如果说政策在整体的一次性塑料治理方面上还有“空白”，那么在不同行业之间，”响应速度”也大不相同。
快递行业无疑是最早的一位进入行动轨道的“优等生”。
早在2000年，邮政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八大部门便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目标。
此后，各大头部快递物流企业陆续试水，菜鸟提供一体化的“绿色循环箱”服务，顺丰也上线“丰BOX”“可循环包装”，京东物流推出青流箱与可循环生鲜保温箱，苏宁启动绿色灯塔快递包装社区回收体系......
通过设立网点回收、更新包装材质等机制，快递行业初步搭建起一套可循环系统雏形。虽然目前覆盖面依旧有限，但明确的减塑政策、标准化容器、回收网点布局、物流对接机制等关键模块已开始浮出水面。
顺丰循环箱“丰BOX”
但再看另一端的外卖行业，局势则显得有些不同。
除了“鼓励”“倡导”等字眼，鲜见强制性规范或激励政策。而基于消费者接受度，价格成本等现实挑战，在各大外卖平台实施中，往往以“用户是否勾选免餐具”“环保标识””“绿色积分兑换”等方式推进——形式大于实质，缺乏系统性落地方案。特别对于“循环使用容器”的系统探索仍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回收路径、卫生标准、运营机制等关键要素都未见落地方案。
在一次性塑料治理中，快递正在试图构建“闭环”，而外卖还仍然卡在“自愿+口号”阶段。
源头减量的“隐形主力”——被低估的“可重用”
在“无废城市”政策体系中，“源头减量”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无论是“减少固废产生强度”，还是“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其核心逻辑都是：越少的垃圾被制造出来，越不需要处理它。
而在所有源头减量路径中，“可重复使用”（reusable）模式无疑是一种效能极高、被低估的方式。它不像可降解材料那样拥有“高科技”的光环，也不如“垃圾分类”那般家喻户晓，却可能是塑料治理中最具性价比的现实解法。
“可重复使用”定义 图｜pacific environment官网
重用模式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它从一开始就减少垃圾的存在。“可重用”不是传统循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是直接绕开整个链条。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外卖餐盒，如果能够循环使用50次，就意味着减少了50个一次性塑料盒从制造、配送、使用到丢弃的全过程。
从“理想解”到现实，城市正释放清晰信号
目前“可重复使用”尚未在国家政策中成为硬性要求，但这并不妨碍部分城市率先破题。
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在政策中明确提出一次性塑料的限制和替代，其中，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率先将“可重用”纳入实操路径。
在深圳，政府发布《绿色外卖实施意见》，鼓励平台搭建可循环配送系统，一批连锁餐饮品牌开始试水“循环餐箱”； 上海则将“自带杯优惠”写入地方法规，星巴克、MANNER等一线品牌被纳入返现鼓励试点，让“带杯”成为日常而非姿态。
而天津生态城，“租我计划”上线，居民可以租借外卖盒、奶茶杯等环保容器，归还点覆盖写字楼、商圈、地铁口，一次性使用日常正在被转换。广州也持续释放积极信号，近日发布的《广东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明确要求推动“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特别是在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鼓励企业推广使用循环包装和循环餐具。
这些看似微小的机制设计与举措，正在逐步瓦解“用完即弃”的城市消费惯性，释放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路径逻辑：不是“限用—替代—回收”三步走，而是一步到位的前端减量。
全球“可重用城市”图景
在源头减塑这件事上，并不是中国城市面临的独有挑战。放眼全球各国，“可重用”正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和政府的共识与共行。尤其在饮品、外卖、快餐等高频使用场景下，“可重用”正从理念变成城市机制。
在德国和法国，可重用杯和餐盒已成为连锁门店标配，押金退还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DRS）保障容器高效回流；丹麦更将 DRS 拓展至餐饮包装领域，用国家平台推动行业统一。
押金退还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图｜zerowasteeurope官网
而在北美，加州、纽约联合初创公司与连锁品牌开展“重复杯共享网络”，在校园、办公楼、商场等场所设立回收点和智能返还柜。
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省，也分别出台政策，推动便利店、咖啡馆引入统一容器体系，匹配专业清洗流程，让消费者“用完即还”像扫码点单一样自然。
图丨全家便利店—循环杯
“可重用”：一首多方协奏曲
在全球推进“可重用”体系的过程中，多个城市已然跑出各具特色的路径。
其共同特点在于：政府设框架、平台搭建系统、企业推出产品、品牌提供服务和体验、公众“零成本”丝滑参与，这不是哪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协同合奏的一场系统变革。
当便利、标准、激励体系同时具备，选择“可重用”也不再是一个环保姿态，而是落地为一种可感知、可选择、可持续的新消费方式。
在资源环境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无废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引擎，而“可重用模式”作为源头减量的策略之一，正从理念走向实践，从探索走向规模。
从种子城市中出发，用外卖跑向未来
从政策基础到产业结构，从公众意识到数字基础设施，一线城市已然具备“先跑”的优势。
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早已在“无废城市”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拥有更成熟的物流系统、外卖密度与平台协同能力，是率先落地“可重用”的“种子选手”。
而天津中新生态城、雄安新区等国家级示范区，则在“可重用”体系的探索中承担着制度试验场的角色。依托其“政策特区”属性，这些区域能够突破传统城市治理的流程束缚，在立法授权、财政支持、监管机制等方面获得更高自由度。
而在行业层面，无论是菜鸟的“绿色循环箱”一体化服务，还是京东物流的“循环保温箱”，快递行业已经充分验证了“可重用”在供应链端的可行性。
而相比跨城配送、回收链条较长的快递，餐饮外卖则具有典型的“高频+短链”特征：同城下单、数十分钟送达，容器生命周期可在24小时内完成“借—用—还”闭环。
这种即时性、近场化的特征，为可重用容器的部署与回收提供了天然优势。
不少城市的回收试点也验证了这一点：在CBD写字楼、社区楼宇、商圈地铁口，用户可在“上下班顺手还”的便捷流程中完成容器归还。
同时，相比于快递，外卖也更易于实现社区级回收布点、更利于平台化协调，也更容易通过激励机制形成用户习惯。
日常工作、学习结束后，打开手机，在外卖平台点上一份饭，使用一次性餐盒，吃完后即扔到垃圾桶，这是人们最常见，也是最容易感受到浪费的生活小瞬间。或许，我们城市生活的“可重用“未来，就可以从这一顿午餐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摆脱塑缚”，作者：摆脱塑缚行动，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