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8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线下参观人数突破30.5万人次，全网流量超23.6亿，大会签约项目总投资额450亿元。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创新出现了一系列现象级的重要成果，涉及源头创新、新兴产业、军事工业、国家软实力等，它们的集中爆发推动国内外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创新，而且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
但对于中国科创能力的来源和性质的讨论却与事实严重偏离，这种偏离会为中国科创的未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应用端创新的中国模式
过去，提到中国的科技创新，国内外都把它归为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但只要诚实面对中国科创实践的人，都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不光传统产业是通过市场需求推动了持续升级，在电动汽车、5G、新能源、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也都是由来自于应用端的市场主体发动的创新。
中国科创，实际上是应用端主导的路径模式，这个事实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
中国应用端创新肇始于198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借助于国际IT产业转移形成了市场导向的应用端创新模式，2000年以后随着外资大规模进入内地，这种模式扩展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它是由“庞大的制造业生态、发达的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天地互联、数字化公民在C端的参与”四大板块构成的创新系统。
维持中国应用端创新有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联结式创新。
中国规模巨大的应用端系统不是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是通过“联结”使各个部分形成了有机的关系。中国把握住了两次产业技术机遇，一是在国际IT产业转移中把握住了发展信息技术的机遇，二是在数字技术兴起的时代成为了数字化产业的领先者。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都具有穿透力，它们帮助中国把制造业、互联网产业、服务业、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联结成一个巨大的应用端生态。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联结中还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联结技术，如高铁、盾构机、超高压输电、微信、支付宝。中国在应用端形成的这一规模巨大的有机体，经过四十多年化学反应，已进化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多样化的应用端生态。
西方熟悉的近代科技创新是一个技术研发和产品进化的历史，创新范式基本上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这样一个线性路径展开。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颠覆了传统的线性模式。
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倾向认为产业的核心技术一定来源于科学突破，是自上而下的线性演化。但过去几十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基于应用端生态进化带来的重大创新，从微信、支付宝到TikTok的核心算法——它不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进化路径，而且呈现为跨学科、跨行业、依托生态的多元素组合创新。最近十年，这种依托生态创新的方式开始在电动汽车、新能源、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新赛道上呈现出更为惊人的发展态势。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不再依赖单一技术、单一产品的突破，而是通过整个生态的进化促进行业发展，规模性和多样性是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独有的特质。苹果造车的失败和波士顿动力在规模化商用方面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没有应用端这个系统为新技术赋能。
中国应用端的创新生态不仅能够帮助科学端产生的新技术迅速进入商用，而且能够通过应用端需求牵引发展出颠覆性的技术成果，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的发展展示了中国应用端驱动的源头创新能力。过去十年，中国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展示的能力，实际上来源于产业生态的优势。
生态多样性还带来了中国在新赛道试错的样本优势。正如中国与欧洲、日本大车企在电动汽车技术路线选择的竞争方面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有大量以新势力为代表的民营科创公司参与了电动汽车技术创新的试错，这种样本优势最终导致中国公司在与欧洲、日本的百年老店竞争中胜出。这个优势在未来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竞争中还会一再复现。
第三，应用端的知识系统。
中国集中了数千万家制造、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企业，如此规模的应用端市场主体在单一国度聚集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这种聚集产生了二战后最重要的应用端知识系统构建，涵盖了制造环节的工艺、经验、材料，贸易环节的交通、物流，服务环节的配送、移动支付、C端社区等多个维度。
如今，光是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就拥有全球50%以上的工程师、超过70%的专利，中国的应用端知识系统已成为与欧美科学端知识系统同样重要的存在。所有产业领域的重大创新，都很难绕过这个知识系统。欧洲车企、英伟达公司在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下依然坚定在中国市场布局，也是因为新的技术应用对中国应用端知识系统正在形成某种程度的依赖，这种依赖性还会不断增强。
人工智能大模型兴起的初期，我曾经担心来自科学端的源头创新会击穿应用层，形成降维打击的效果，但这个情况没有发生。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新技术在突破应用层时，似乎存在类似于摩尔定律的规律：随着应用的深化，需要配合的应用端知识也显著增长，源头创新技术越接近大规模商业化，阻力越大。基于这个判断，我对中国应用端创新的未来有了很大信心，只要我们不犯严重错误，它会逐渐成为与西方“从科学出发”同样重要的模式。
第四，国民性。
应用端创新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也是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在物理世界通过工程技术达成经济目标，这与古希腊文明重视哲学思辨、探讨终极知识的传统有很大差别。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兴起、科学知识普及，与中国应用端创新的传统实现了融合，成为强大的发展引擎。
国际社会仍是懵懂的
二战后，美国在应用端的能力达到了顶峰。朝鲜战争的水门桥争夺战体现了这种能力，志愿军三炸水门桥以阻断美军撤退路线，最后美军紧急空投8套M2车辙桥组件，6小时内架设临时钢桥，用强悍的工程制造能力让陆战一师逃出生天。
如今，美国已经不可逆地失去了应用端的大部分能力，而中国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应用端能力的集大成者：中国拥有六千多万家工商企业，覆盖从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到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各领域的生产制造和服务能力；拥有两千多万名工程师，约为美国的四倍；拥有11亿对新技术具有高度热情的数字化公民。
这个系统不仅能生产大量性价比高的产品，还能通过提出高水平的科学问题、激发源头创新的成果，基于强大的工程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还在不断触达更高的太空、更深的海底、更精细的微观世界，从而产生大量新的知识。
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应用端创新系统的出现，是二战之后具有改变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版图的事件，而这个事实长期被人们忽视或低估。这个系统的能力增长已经突破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它能够根据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整合科学、工程、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各种知识，快速形成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不能从单一技术、单一企业、单一产品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应用端创新，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系统性能力。
如今，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源于科学”与“发自于应用”两种创新模式并存的格局。对于中国近年来创新能力的爆发，国际社会至今仍然是懵懂状态，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科技战开启之后，中国曾经分裂的科学端和应用端出现了快速弥合的趋势。而近来，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对科研系统动手术的搞法让人费解，此举颇像影视剧里黑社会打手往自己大腿上插刀，威胁对手的场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够更快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源自科学端的创新模式更具优势。
本质上是市场化的活动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并非炫耀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力有多强，而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中国能力来源机制的误解，中国存在失去应用端创新优势的现实风险，正确定义与阐述中国创新模式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中国应用端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活动，它依赖三个条件。
一是依托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选择，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二是法治环境。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政府的依法行政是重要保障，没有这种确定性，无法维持市场主体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三是需要持续的改革开放。从而达成几个目标——解放思想，保持应用端的市场主体和全体数字公民参与创新的活力；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因素；通过开放构建学习的网络，引进新物种，丰富应用端创新生态。
中美大国竞争的终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战的结果。中国只要能坚持发展应用端创新的能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但目前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外部打压，而是对自身能力来源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各种无意识操作，正在破坏这种能力产生的机制和环境。
一是部分非经济部门在制定政策工具时，追求部门目标的绝对优先，未能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增多的管制对应用端创新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可以加强普及对应用端科技创新规律的理解和认知。
二是有些监管部门对应用端创新规律缺乏了解，方式简单、粗暴，造成部分官员丧失了推进应用端创新的积极性。在面临大国竞争的严酷现实面前，体制内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陷入“监管与应付监管”的轨道上，这种现象传递到应用端创新的结果就是，科创小公司因为其民营性质，易与政府关系出现扭曲。
因为在反腐实践中，与民企关系更容易成为反腐的线索，这导致各级官员刻意避开与民营企业交往。如何改善公职人员的监管方式，释放制度创新的能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是改善体制内科研的低效与腐败。头痛医头的方式对体制内科研效能的改善未能见到效果，优先发展壮大应用端创新，反而更有利于帮助庞大的体制内科研回到问题导向的创新活动上来。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大趋势：今天应用端创新主体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头部技术公司不仅拥有应用端的知识，并且能够通过强大的财力和组织效能开展基础研究。
《Nature》的文章日前揭示了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科学家向工业领域转移的现象，除了更好的薪资之外，在商业主体里科学家避开了繁琐的政府项目流程，更能围绕真实问题开展自由创新。这背后反映的是，应用端主体创新能级的提升，给建制化科研如何更加科学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是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不正确阐述正在给中国能力的出海制造障碍。中国学界需要反思一个问题，有些国内专家学者数十年如一日从文件出发、从西方理论出发鼓吹成果转化，不仅误导了政府决策，客观上也为西方抹黑中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口实。
西方国家对中国科创的解释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的看法：一是把中国科技创新描述为政府主导的创新；二是认为中国通过技术窃取实现了能力增长，不过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出现的技术领先，这种观点逐渐失去说服力。
美国学界和政府深受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前沿》报告的影响，相信技术来源于科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政府主导建立的，存在高度行政化特性，因而不可能产生与西方等量齐观的创新，这是西方误判中国创新的主要原因。
西方不了解的部分是，中国在应用端存在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生态。
中国的应用端创新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的成功依靠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它是值得我们精心呵护和持续推进的事业。坚持这个方向，中国就能够战胜任何挑战，实现繁荣富强。
（作者系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曾担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务，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