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加沙之后呢？加沙并未进入“之后”，它是现在时。
2025年度的普利策奖于今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评论奖得主莫萨布·阿布·托哈（Mosab Abu Toba）是一位出生、成长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他凭借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散文获奖，这些作品“传达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超过一年半的战争中的经历”，“将深度报道与回忆录的亲密性相结合”，记录了加沙发生的“肉体和情感的屠杀”。
莫萨布很年轻，生于1992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就在他获得普利策奖后不久，他的中文版诗集《玫瑰朝上》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诗集的原版出版于2022年，标题是《你会在我耳内发现的声音》（Things You May Find Hidden in My Ear），是莫萨布的首部诗集，获得了美国图书奖等奖项。译者李琬比莫萨布大一岁，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译笔准确、有力地呈现了莫萨布作品的面貌。
诗集末尾收录了对作者的长篇访谈，简略勾勒出他的家族史：莫萨布出生在加沙西部一个叫沙蒂的难民营，这是加沙地带第三大难民营，沙蒂的意思是“海滩”。莫萨布在这里生活到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他们举家搬到了边境小城拜特拉希耶。1962年，他的父亲也出生在沙蒂。母亲出生在加沙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贾巴利亚。
莫萨布排行老三，本该是老四，但他最大的哥哥很小便去世了。他还有一个妹妹因病去世，一个弟弟胡迪法也在几年前去世。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有十个兄弟姐妹，现在是七个。
莫萨布的祖父曾经生活在雅法，邻近特拉维夫，1948年，祖父一家被以色列人驱赶，被迫坐卡车沿海岸线南下，最终在沙蒂定居。1986年，也就是莫萨布父母结婚的前一年，祖父去世了。小时候，莫萨布经常缠着父亲问：“能给我讲讲祖父哈桑的事吗？他的眼睛长什么样？还有他的头发。他以前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做什么工作？”莫萨布只有祖父的两张照片，那是一个谜，他意识到，“就像加沙地带之外的巴勒斯坦：我只是听人说过，却无法亲自看到或触摸。”
对莫萨布来说，祖父就是前世的记忆，意味着一个永远丧失家园的重音。他用诗歌《我的祖父和家》哀悼：“我的祖父先是扳着手指计算回家的日子/后来用石块计算/但石块也不够/他就用云朵、鸟儿和人群”，“缺席变得过于长久/三十六年，直到他死去/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七十多年”，“后来祖父丧失了记忆/他忘记了数字和他认识的人/也忘了老家”……“你希望我们的家有多宽敞呢/我可以继续写诗，直到你满意为止/只要你喜欢，我还能占有一两颗邻近的星球”，“我不会给这个家划定界限/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家园毁弃已七十多年，90后的难民后代只能用语言重建它。“语言是存在之家”，但这个“家”太过残忍。
关于祖父，更让人惊心的一首诗，叫《我的祖父是恐怖分子》：“我的祖父是恐怖分子——/他打理他的田地，/给院子里的玫瑰浇水，/和祖母一起在金黄的沙滩上/抽烟，平躺在那儿，/像一块礼拜毯。”……“我的祖父是恐怖分子——/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屋，把它留给即将到来的客人，/还在他最好的那张桌子上留了点水，/免得这些客人在完成征服后死于干渴。”……“我的祖父是恐怖分子——/我的祖父是个男人，/一个人养活十个人，/他的奢侈品就是一顶帐篷，/锈蚀的帐杆上挂着一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在沙滩上，靠近墓地。”
这首诗极为讽刺地戳穿了主流文化对“恐怖分子”的建构，哪怕是一个被剥夺者，一个善良的平民，仅仅因为他的文化和种族，就被定义为危险、恐怖的他者。蓝色的联合国旗帜，也只能为墓地边的帐篷提供装点。
莫萨布的外公生活的贾巴利亚，有最典型的难民营的样子，街道狭窄到两个人没法并排行走。1967年，外公的兄弟姐妹搬到了几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他们再也无法返回，因为没有巴勒斯坦的身份证明。巴勒斯坦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一开始，莫萨布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难民营，因为难民营是他的全部世界，就像一条鱼“不会问妈妈为什么鲨鱼在追赶它们”，“不会问鲨鱼为什么要吃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去追鲨鱼”。他第一次意识到危险，是在8岁时，那是2000年，他正在出门买晚餐的路上，眼睁睁看着阿帕奇直升机向一栋建筑发射火箭弹，以色列人袭击纳萨尔社区的高层建筑。
2004年，他12岁时，感觉到以色列坦克开过来的动静，离他们家只有几百米远。搬到拜特拉希耶后，家里没有窗户，只把敞开的地方遮起来，盖上塑料膜。
2008年，莫萨布16岁，加沙再次受到袭击，他们一家步行40分钟，躲到了更安全的姑妈家。在去杂货店买鸡蛋的路上，莫萨布遭遇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家人一度以为他没命了。“有人躺在地板上，像烧过的火柴。”“我看着他们交谈。我想象，他们围着我的棺材祈祷。”2014年，他刚考完试，还有一个月就要从加沙伊斯兰大学毕业，以色列军队发动了持续6周的袭击，大学的行政楼被轰炸，英语系夷为平地。莫萨布的两个好友在轰炸中丧生。
26岁时，莫萨布受到了去美国访学的邀请，第一次坐飞机。当时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四岁的亚赞、三岁的雅法，从加沙搭出租车和公交，来到埃及开罗，从开罗坐飞机到阿曼。在阿曼等待了五十天签证，飞往波士顿。直到护照在入境处盖上章，他才松了一口气。新冠期间，从美国返回加沙后，莫萨布一家又经历了2021年5月和2022年8月的袭击。
写作这本诗集时，2023年10月以来的严重冲突尚未爆发。持续超过600天的新一轮冲突中，加沙有超过5.4万人被夺去生命，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人道灾难史无前例。尽管莫萨布已经在《伤口》这首诗里提醒：“别把我们当成数字。”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诗集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从莫萨布的祖父1948年失去家园开始，巴勒斯坦发生了什么，从1992年莫萨布出生开始，加沙发生了什么。尽管这只是一个年轻诗人有限的见证，但它又具体得像一部成长小说。
“虽然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的人生故事在很多层面上看都是相同的。我想就好比是我们都生活在坟墓里：我们并没有死，我们处理着日常事务，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座坟墓里。我们活在一个死人的世界里。”莫萨布如是说。在大学，他学的是英语语言教学，为早点工作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他曾在加沙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教英语，还以爱德华·萨义德的名义，创办了萨义德图书馆。
如今，莫萨布生活在美国。在Instagram上，他有18万粉丝。7月18日，他在自拍的短视频里呼吁人们关注加沙人民的饥饿。看上去，他比实际的年龄要苍老、疲惫很多。他说，他从未真正“使用”过童年，“我想它就待在那里等我——等到什么时候？也许是等我回到雅法，重新成为一个孩子的时候。”
在诗集开篇的《巴勒斯坦词典》里，莫萨布从A到Z，用不同的单词，组成创伤的拼图。在Y词条他说：“雅法（Yaffa）是我女儿的名字。她说话时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巴，我听见了雅法的海，浪花拍打海岸。我凝视着她的眼睛，看见我祖父母的脚印仍留在沙滩上。”无法回到家乡，他把女儿作为移动的家乡。
这当然是一本写了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的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莫萨布的文字没有体现文学的价值，相反，文学的价值在这样一本小书里无比沉重，它在要求一种强力的承托和对称。没有这样的强力，文学就显得巧言令色。没有这样的强力，一个死人的世界里的幸存者，就很难继续活下去。
在诗集原版的同题诗《你会在我耳内发现的声音》里，莫萨布把诗歌还原为一种对声音的辨认、组合和再造。“撬开我的耳朵”，先是“母亲的嗓音”，“当我因专注而眩晕，/她声音的回响能帮我恢复平衡”；接着，是阿拉伯语歌曲、英文诗和后院的啁啾鸟鸣；再接着，是加沙不绝于耳的无人机的嗡鸣、F-16的咆哮、炸弹的尖叫、火箭弹的嘶吼。生命的诗性源头、文学的教养和互文、大自然的惊奇、战争的恐怖噪音，这一切层层叠叠在莫萨布的听觉中。这是一部充满了具体、简单的物和爆炸、噪音的诗集。
根据他在访谈中的讲述，巴勒斯坦非常重视阿拉伯语的诗歌教育，而令他们如数家珍的诗人，大都生活在6-10世纪。这种状况，很像中国人对唐诗的热爱。有趣的是，莫萨布说，在阿拉伯语中，表示诗歌的词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而仅仅是和某种感觉相联系的东西，“如果你能让他们哭或者笑，那么你就是一个诗人；如果你能让他们颤抖，那么你就是一个诗人。”
这里对阿拉伯诗歌传统的描述，解释了莫萨布的诗直接、简洁、适合诵读的风格。换句话说，那种太过智性化、书面化的诗，很难让人哭，让人笑，让人颤抖。莫萨布这样的诗，并非不追求形象的新奇，意义的断裂、翻转，但多使用短句，力求语法结构清晰，有时通过句子、词语元素的回环往复，来增强音乐性。这是一本靠朗诵和倾听就能让读者震动的诗集。
莫萨布用英语写作，深受英文诗歌和文学的影响，但“美国生产制造的火箭弹或炸弹”，“不仅试图杀死我，也试图杀掉我们课堂上阅读和学习的那些书”。与此同时，一个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哈佛读大一时因为社交媒体被查出有“反美”信息，险些遭遇遣返。这便是莫萨布的见证文学的内在悖论，他使用的英语既是国际的，又深深嵌套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光谱中，他不得不一方面借助美国的进步机构和媒体，一方面又如履薄冰地意识到他的抵抗性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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