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的配乐与妮娜·西蒙

妮娜·西蒙在欧洲演出，约1970年（视觉中国供图）

获得202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5部电影中有一部和音乐有关，这就是来自比利时的《政变的配乐》（Soundtrack to a Coup d'Etat）。故事发生在1960年刚果宣布独立之后，其宗主国比利时匆忙撤出，引发了一场内战。美苏两大阵营介入了这场内战，最终以苏联支持的卢蒙巴被杀而告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孔·X（Malcolm X）支持卢蒙巴，但美国政府却邀请一批黑人爵士明星前往非洲进行表演，借机拉拢亲美派，顺便刺探军情，冲突由此而生。

电影《政变的配乐》海报

这部纪录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全部由各种历史影像资料外加爵士乐手们的现场表演录像和录音拼贴而成，这就是片名的由来。受邀前往非洲的爵士明星包括著名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迪齐·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以及鼓手马克斯·罗奇（Max Roach）等。但最令人瞩目的明星无疑是女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她于1961年被美国非洲文化协会派往非洲举办了一系列演唱会，但她不知道这其实是中央情报局安排的。得知真相后的西蒙极为气愤，这件事促成了她下决心离开美国去欧洲定居，最终客死他乡。

是什么原因让西蒙如此决绝？这就要从她的身世开始说起了。西蒙原名叫尤妮丝·凯瑟琳·维蒙（Eunice Kathleen Waymon），1933年2月21日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穷人家庭。母亲是当地教堂的牧师，从她4岁开始就让她在教堂里学弹钢琴。她是个音乐神童，很快就弹得像模像样，被两位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白人妇女看中了。其中一人成了她的钢琴老师，免费教了她4年，另一人则在当地社区发起了募捐行动，为她筹集到了一笔经费，供她去位于纽约的茱莉娅音乐学院预科班学习了一年半古典钢琴。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美国种族歧视现象非常严重，西蒙的父母都不能坐在前排听她的演出。她对这个规矩非常不满，以罢演相威胁，终于让父母坐在了第一排。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西蒙就对种族问题非常敏感，同时她又是个特别倔强的人，敢于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

高中毕业后，西蒙决定报考位于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却被学校拒收。西蒙坚信她是因为肤色被拒的，但后来音乐学院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他们的录取率本来就非常低，西蒙被拒和肤色无关。

事实真相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不过从那段时期美国的状况来看，柯提斯音乐学院的辩解似乎有些道理。一来费城并不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城市，二来当时的美国白人上流社会其实是非常支持黑人艺术家从事所谓“高雅”艺术的。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虽然年轻时曾经受到过歧视，但当他在歌剧界唱出名头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因为肤色的原因而被人瞧不起了。

电影《政变的配乐》剧照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反正西蒙的学是上不成了。为了挣钱补贴家用，西蒙在大西洋城赌场的一间酒吧找到一份弹钢琴的工作。上班的第二天老板就要求她边弹边唱，条件是工资涨到每周90美元，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于是西蒙便答应了下来。

其实西蒙的嗓子相当不错，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中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几乎什么风格的歌都能唱。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既能把白人通俗歌曲唱得宛如牛奶咖啡般丝滑，又能把黑人布鲁斯唱得像砾石般粗糙。可问题在于，她的父母一直想把女儿培养成美国最好的古典钢琴家，在酒吧唱流行歌被视为一种背叛，于是她只能瞒着父母偷偷去酒吧唱歌，她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这就是妮娜·西蒙这个名字的由来。

据西蒙后来回忆，其实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更喜欢古典音乐，去酒吧唱流行歌的唯一目的就是挣学费，所以当伯利恒唱片公司（Bethlehem Records）打算签她时她立刻就答应了，连合同都没仔细看。后来她还把自己在这家公司录制的几张唱片的版权一次性卖给了公司，拿到了3000美元的买断费，结果当她成名后这笔交易让她损失了上百万美元。

1961年，一位名叫安德鲁·斯特劳德（Andrew Stroud）的男人走进了西蒙的生活。此人是纽约哈莱姆区的警察，做事心狠手辣，却很有商业头脑。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奉子成婚。婚后斯特劳德辞去了警察工作，成为西蒙的专职经纪人。经过他的一番操作，西蒙很快就换了唱片公司，事业也蒸蒸日上，甚至还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她对媒体说，能登上卡内基的舞台当然很棒，只可惜不是演奏巴赫的钢琴曲。从这个回答就可以看出，在她心目中古典音乐的地位还是要胜过流行歌曲的。

不过，正是西蒙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使得她的音乐风格极其多样，很难用布鲁斯或者爵士乐来简单定义。事实上，西蒙一直非常讨厌媒体把她称为爵士歌手，因为她觉得爵士这个词特指黑人音乐，而她不想把自己限制得太死。听她的演唱会，你既会听到黑人布鲁斯，也会听到百老汇流行歌曲，甚至还会听到她对美国民歌和福音歌曲的重新演绎。她的钢琴伴奏更是一大亮点，她经常会用大段的古典钢琴手法来为流行歌曲伴奏，让人根本无法分类。后人之所以更愿意称她为爵士歌手，只是因为爵士乐这个词的涵盖范围要比布鲁斯或者灵魂乐更加宽泛罢了。

但是，她的这段高光时刻是以常年不间断的巡演为代价的。斯特劳德是个非常贪婪的经纪人，几乎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西蒙。每当她抱怨自己太累了不想演出时，斯特劳德就会殴打她，甚至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伤疤。但她因为从小练琴，缺乏正常的社交生活，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如此明显的家暴。她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自己虽然经常挨打，却依然爱着丈夫，因为她的生活里除了家庭和演出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恰在此时，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西蒙的命运。1963年在美国南方接连发生了两起黑人被杀事件，西蒙感到无比愤怒，立刻提笔写下了一首名为《天杀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 Goddam）的歌。这首歌罕见地在标题里用了一个脏字，遭到不少电台的抵制，但这首歌很快出圈，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歌曲之一。其实当年美国男性黑人音乐家也写过不少抗议歌曲，但没有一首像这首歌这样直抒胸臆。西蒙甚至在一次公开演唱时因为用力过猛而伤到了声带，导致她的声音从此降了一个八度。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摄于1968年

因为这首歌，西蒙深度介入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成了朋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金的政策太过软弱，反而和崇尚暴力反抗的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走得更近。这期间她不止一次公开号召黑人拿起武器对抗白人，甚至倡议在美国成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不用说，她的演唱生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少有演出商敢于让她登台了。西蒙一气之下离开了美国，去非洲的利比里亚住了一段时间。临走前她把结婚戒指摘下来留在了家里，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和自己的婚姻说再见。

1968年，英国伦敦，妮娜·西蒙在《大卫·弗罗斯特秀》（David Frost Show）中演奏钢琴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斯特劳德一直控制着双方的财产，导致她很快就把自己的那点存款花光了。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来到欧洲，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唱歌，每晚只能挣到300美元。那段时间是她人生最灰暗的时期，她孤身一人住在巴黎的一间廉价公寓里，身边没有朋友，家人远在天边，身体也越来越差。她开始酗酒，经常在舞台上发脾气，甚至和台下的观众吵架，有一次还差点动起手来。多亏一位老朋友无意之中发现了她的状况，把她带到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为她租了一间公寓，还请医生为她看病。医生的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的情绪会如此不稳定的原因。

西蒙在1959年的专辑Little Girl Blue中首次录制了《我的宝贝只在乎我》。1987年，这首歌因被用作香奈儿五号香水广告的配乐而重新受到关注，并随即以单曲形式发行

因为朋友的细心照料，西蒙很快恢复了健康，重新登上了欧洲的舞台。恰在此时，她早年唱过的一首名为《我的宝贝只在乎我》（My Baby Just Cares for Me）被香奈儿用作香水广告歌，让西蒙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为了拿到她应得的版税，她不得不再次和唱片公司打了一场官司，最终法庭判她获胜，她这才终于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她靠这笔钱搬到了法国乡下，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0年。2003年4月21日，西蒙因乳腺癌并发症在家中去世，享年70岁。

回望西蒙的一生，可以说她是又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女性。在音乐领域，她早在1950年代就把古典音乐和流行歌曲结合了起来，打破了黑白音乐的边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在政治领域，她比同时代的很多黑人男性更早地意识到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不能仅靠游行示威来解决，必须动真格的，最近几年美国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她的远见；在女权运动领域，她早在1960年代就写过一首名为《妈妈的布鲁斯》（Blues for Mama）的歌，告诫大众千万不要把家暴的责任推给女方，动手的男人才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