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总说改革分配制度，这件事几乎不可能。
增量的财富已经固定化，增量财富的增量已经没有了，已有的增量财富（ GDP ）是维持制造业、基本基建、消费的基本盘，收益率低，已经没法再分，
而存量财富，比如过去 100 万亿的地方债，已经被各级合法合规全部瓜分干净了——换句话说，钱都花了，“你能怎样？”
用人话说，你坐上了《地球 online 》的主角位置，着手“改革分配制度”，
王健林一摊手，“商业地产已经亏死了，再改革我就死了”
许家印和杨惠妍一摊手，“民宅房地产死得更彻底，我自己账上都没钱了，天大的窟窿我也填不上”
蜜雪冰城和沙县小吃一摊手，“消费也没办法改革了，我已经卖这么便宜了，每年交房租这么多，人力成本这么贵，你打算怎么改革？”
腾讯、阿里、华为也一摊手，“科技互联网早就没有增长红利了，财报已经黑了几个季度，要不要先救救我？”
长三角、珠三角的外贸小制造业也一摊手，“我们常年利润率都不足 3%了，要不我彻底关停，给你来一大波失业潮，让你看看？”
王传福、曾毓群、曹德旺也一摊手，“我们利润率也正在下跌，马上触底了，幸好我们还能压榨工人——要不要我们也破产一个给你看看？”
烟草、移动、能源、石油、电力、基建行业的各大国企也一摊手，“我们虽然利润高，但是钱都交上去了，自己手里没有现金，看我们有什么用？”
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央财政，两手一摊，“中央支出最多，不仅要转移支付，还要帮地方化债，中央容易吗？中央才是最难的。”
第二大的既得利益者、存量财富收割者，土地财政，同样两手一摊，“看你妈看，政府财政，过去几年早就给公务员发完奖金了，现在手里也没钱了，正在远洋捕捞呢。”
第三大既得利益者、存量债务的维系着，国资银行和金融体系，同样两手一摊，“我们都是国资，是帮中央调控的，钱是中央的，利率和汇率是中央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
第四大既得利益者，地方城投平台和公司，哭天喊地，“这么多钱去了哪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还在等地方财政来救我们呢。”
这类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破产，大企业破产，各级地方政府破产，中小企业破产，城投公司和平台正式破产，
只有破产，才能让财政下场清理，才能让债务一次性爆干净，否则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只能让肿瘤越养越大，特殊国债和放水输的所有现金，都将成为供养肿瘤的养分，为过去的天量债务填窟窿。
然而中国又是个刚性不破产的政府，各级政府 100%刚性兜底、政府债务刚性兑付，
2022 年之前，债务已经像吹气球一样几何倍数膨胀，增量的分配制度已经不合理到人人警觉的地步，而税收和增量的监管和改革，保守得像细水长流，甚至八字还没一撇，眼看窟窿越来越大，坐等暴雷。
所以说，未来的宏观经济趋势，其实预测起来易如反掌，就是惯性思维，就是没有改革，就是得过且过，就是保持原样，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哪儿漏补哪儿，就是永远高喊“供给侧改革”，试图用“产业升级”来给“世界制造大工厂”续命，维持固有模式的运转。
一个现代威权体系，是很难做到像阿根廷米莱式的“大破产、大裁员、大重组、大换血”式的改革，也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分配制度改革”。
从价格闯关，到邓小平 92 南巡，到 94 年分税制改革，到 94 年国企三角债大下岗，到 2008 年刺激政策，到 2014 年产业空心化（包括 2015 年房地产去库存和股灾），到 2020 年新冠疫情，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威权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弊端，就是很难推进自己经验和认知以外的改革方向：绝大多数只能停留在纸面，少数会推进到决策调研阶段，极少数会落地试点调研，最终全部无法推进。
过去几十年，从房地产到地方债，到居民收入和消费，到外资外企营商环境，到外贸和贸易战，到密集的行业铁拳，发现问题、预防问题的学者和观点层出不穷，从高层经济会议到民间天涯贴吧，要求预警、预防、监管、紧急刹车，
但最终无一例外地都拖到最后，等待集体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