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给航空公司写意见卡真的有用。”
4月，有网友把自己写的“取消强制要求女性空乘穿高跟鞋”意见卡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效仿，“不仅写，还要每次坐飞机都写”。
7月7日，春秋航空宣布女性乘务员在执勤期间可统一穿着平底鞋。去年，湖南航空和吉祥航空也推行了类似规定，乘务员航班全程不用再穿高跟鞋。
“平底鞋自由”被看作“让女性空乘回归本职”的一个微小开端——但不够。
吐槽空姐穿高跟鞋的脱口秀演员嘻哈，在更早时提到过一段经历：男乘客要求空姐帮自己放行李，空姐一个人搬不动，但对方坚持拒绝搭把手，她看不下去，冲上去提过箱子推了上去。“女乘客见义勇为替空姐解围”上了热搜。
对于更多女性空乘，比服装更困扰她们的，是服务诉求——空姐真的成了“空中万能服务员”，从暴雨延误到孩子哭闹，解决的责任都落到了她们身上。
但意见卡和脱口秀都遭到了相似的质疑：
“如果女性空乘不想穿高跟鞋、不想给乘客放行李，为什么过去那么久，她们自己不发声、不拒绝？”
女性空乘一定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吗？
一份关于“改善女性空乘着装”的意见卡模板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内容包括5条：（1）裤装、裙装自由选择权；（2）全面替换高跟鞋为专业平底鞋；（3）自主选择框架或隐形眼镜；（4）取消强制化妆规定；（5）废除丝袜着装要求。
高跟鞋的强制要求最先在春秋等航空公司被取消，这也是“意见卡”的5条里对女性空乘原本形象影响最小的一项。此前，女性空乘们要带两双鞋：在机上执勤时穿着平底鞋，从酒店到机场、上下客梯、走廊桥时则穿高跟鞋。
在一些“空乘礼仪学院”的教学守则里，高跟鞋意味着优雅、“女神范”，穿高跟鞋上登机梯的姿势尤其需要重点学习。
但上下登机梯对空姐而言是项危险活动。
卢杨去年入职了国内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公司统一发的高跟鞋高度是7cm。她听说有同事因为登机时没踩稳，从楼梯上直直摔了下去。空乘登机的楼梯连接廊桥，比乘客的登机梯更陡，梯子是镂空的，密密麻麻布满小洞。好在她们的高跟鞋都是粗跟，“如果是细跟，更容易卡在洞里”。
那趟飞机最终“减员”飞行，摔下去的女孩被送进了医院。
卢杨飞的是福建的航线，遇见暴雨台风，登机梯会更滑，乘务长有时也担心出安全事故，要求全体乘务员“不要换高跟鞋”，穿平底鞋走下阶梯。
女性乘务员的着装要求——高跟鞋、丝袜、短裙，都一一对应着某个安全风险。航空公司对于这样的隐患也相当清楚：在安全培训时，女性空乘被要求逃生时先脱下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易燃，在逃生时非常容易起火。
“你不是也知道它不安全吗？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今年7月从航司离职的演员嘻哈在脱口秀上问道。
中国国航的前空乘胡凡也有同样的疑惑：如果空姐穿短裙更方便，那安全培训的时候为什么不穿？在国航的安全培训中，无论是跳滑梯还是逃生模拟，男女空乘穿的都是一身护住全身的连体服。
短裙在紧急情况下对保护乘客的安全没有任何帮助。“我一直都质疑这样一个事实：穿着紧身裙的时候还怎么四肢着地按压患者的胸口为他们急救。”英国维珍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对媒体说。
图源：小红书@上戏编剧凡锅锅
“难道在飞机上要空姐像美少女战士那样一秒换装吗？”
2021年，我国首个《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颁布，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规范》里并没有提到“空姐必须着短裙高跟鞋”。
解释丝袜必要性的“丝袜能防止静脉曲张”迅速被辟谣。更容易造成空乘患关节炎、小腿静脉曲张的，是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穿裙子和进出机场必须穿高跟鞋。
“你相信空姐的丝袜能防静脉曲张，就能相信胸罩防弹、杜蕾斯防撞。”嘻哈在自己的微博上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
于是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空乘的丝袜短裙，功能仍以“观赏”为主。美国西南航空曾打出“性感才最卖座”的口号。
航司把美丽空姐当成招揽生意的性感符号，作为员工则要承受被招揽来的顾客凝视。“你知道被凝视的那种感觉吗？”卢杨反问我。她说每一次在机舱门口迎接客人时都要遭遇很多遍，通常是4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在她说“欢迎乘机”时，他们会很缓慢地，从头到脚打量她一遍。
接着会是不恰当的身体接触。客人找她要毛毯，在她走过时伸手拍她的屁股，说“给我毛毯”。卢杨只能当没发生过。她能怎么办呢？在机舱里指着那个乘客大喊，“你为什么拍我的屁股”吗？不行，她怕被客人投诉，说她服务态度不好。
相对容易应付的是那些口头的骚扰。男性乘客总找卢杨要联系方式，拒绝一次两次，依然坚持不懈。现在卢杨张口即来，“不好意思我有孩子了”，或者“我结婚了老公不让”，用“母亲或者妻子”的身份作为挡箭牌结束这场闹剧。
空乘还是被偷拍的重灾区。卢杨所在的航线上，有乘客故意把手机掉在地上，偷拍过路空乘的裙底。卢杨和同事们常开的玩笑是，以后空乘应该一人身上带一个执法记录仪。
让偷拍变得容易的是，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规定空乘的裙子“长度不能超过膝盖”。“裙子要短”的理由也相当富有创造力，“为了调剂顾客因对航空安全的顾虑而引发的焦躁不安等情绪”，中国民航网的一位智库专家提到。
100年前飞机刚造出来时，飞行时乘客容易恐惧，女性空乘的任务是安抚乘客情绪。可现在是2025年了，到底还有多少人需要靠女性空乘的丝袜和短裙安抚飞行恐惧？
英国、乌克兰、日本等多地航司都已经取消了空乘必须穿短裙的规定。
女性空乘们的反抗从很早就开始了：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空姐们组织了一场“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的大型抗议——当时，大量航空公司通过在广告里“性化”空姐吸引旅客。她们最终使美国航空业取消了对于空乘“不得结婚”的要求和年龄、体重限制。空乘成为美国最早反对职场歧视的群体之一，这些案例在之后的职场性别歧视案件中被一次次引用，为更多职业女性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70年代至今，空乘的工作量爆涨，短裙制服却没有发生改变。如今一个空乘每月可能要飞90到100小时，胡凡解释，这只是飞在天上的时间，真正的工作时长可能是数倍。
随着航空公司连年亏损，空乘也早已退出了高薪职业的行列。空乘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和小时费组成，2004年，空乘每月薪资就已破万，但到2024年，这个数字并没有太大变化。疫情期间，由于航班骤减，一些空乘的月薪甚至只有一两千。于是“空乘转行好利来”“空乘转行去理想卖车”都成了急于逃离这个行业的证明。
图源：小红书@雨呀呀呀
直到看到“网友为空乘服装写意见卡”的新闻，胡凡反思，为什么当时自己没有质疑过这身衣服？
一方面，没有人真的记录过发生紧急情况时空乘的样子，“短裙到底有多不便”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逃生时，空乘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收集物品、在门边疏散、判断情况开门等一系列步骤。穿裙子和穿裤子时，她们进行旅客撤离的效率、速度一定是不一样的——至少少了脱丝袜这一步。
另一方面，从培训和选拔开始，短裙、高跟鞋就已经被焊死在女性空乘身上了，她们习惯了把“穿裙子”视作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即便裙子本身并不代表专业。
这套服装规则伴随着严格的外貌选拔和礼仪标准。在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中，有空姐提到了各个航司的外貌筛选偏好：国航一般喜欢鹅蛋脸，比较端庄；南航喜欢圆脸，海航喜欢大脸盘，据说老总信佛，终面时候要有大师来看。
《空乘礼仪标准》这本教科书里对空乘与乘客对话的态度也做了要求，“对谈话的内容做出积极的反应，以此来表现你的诚意，如点头、微笑或简单重复旅客的谈话内容。同时，恰如其分的赞美是必不可少的。”
“当你连脸部形状和微笑都被规定好了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身衣服还能有任何改变余地。”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李晓菁在与13位空姐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为乘客提供服务，衣着妆容、言谈仪态等一系列对情感的控制与表达，都构成了空姐情感劳动的一部分——但这些劳动经常被忘记。
多少空乘在过度服务？“永远不能直接拒绝旅客”
但卢杨对“换上裤装”怀有疑虑。
“万一乘客看你穿裤子觉得你方便抬行李了，更多人让你搬怎么办？”
比起那些女性空乘们迫于压力“默认提供”的服务，短裙和高跟鞋几乎是这种“不必要的服务性”里最无害的部分。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女性空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任何箱子抬进行李架。卢杨遇到过太多比她高一个头、看起来四肢健全的男人上了飞机后把沉重的行李箱丢在地上，要求她扛上去。
图源：小红书@爱飞的小木土
民航局《客舱运行管理》规定，除老弱病残外，旅客需自行摆放行李至行李架。空乘没有帮旅客放行李的义务，但“规定只给空乘看，又不给乘客看。”
帮旅客抬行李时，卢杨心惊胆战，说不清的纠纷发生过很多次：帮旅客放包，卢杨问“是否有易碎物品要拿出来”，旅客摇头。下飞机后，旅客说包里的眼镜被压碎，要卢杨赔偿。100元的眼镜，卢杨提出用200元航空优惠券赔，旅客拒绝，喊价300元。在卢杨那趟飞机的商务舱，一位空乘把一个旅客的箱子旋转180度竖直摆放——这是航空规定，下机后客人说自己昂贵的箱子被磨坏了，向空乘索赔。
遇到这种情况，空乘们被要求第一时间先道歉。
卢杨总是在道歉。天气不好航班延误，乘客等得不耐烦抓着空乘问为什么还不飞，卢杨道歉；飞机上小孩哭闹，乘客投诉空姐不作为，卢杨道歉，即便她“除了捂住小孩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飞机颠簸，卢杨阻止一名旅客使用卫生间，旅客大闹，乘务长来了，卢杨道歉。
大闹的旅客说，你们干这行的学历又不高，一个月拿大几千元，就该受这行的气。乘务长问卢杨错了没有，卢杨说她觉得没有，乘务长接着说，干这份职业就没有对错。
空乘不能直接拒绝旅客的任何请求。遇到要多一份饭、多一张毛毯，卢杨得说，“我帮您看一下，有就拿给您”，即使她已经知道根本没有“多一份”了。
连乘客也开始对空乘过分“无微不至”的服务感到惊异。
和乘客说话超过三句必须先蹲下，“是为了乘客不用仰着头说话太累”，胡凡解释；对高卡用户，有的航司的空乘需要给每位会员准备拖鞋、枕头、毛毯，并且一位位提醒，“xx先生/女士，您今天从xx起飞，目的地是xx，到达时间大概是……”；在公务舱旅客登机后，还有空乘主动帮忙换鞋子。
图源：小红书@石头爱游泳
“讲个笑话，飞机是一种交通工具。”
被投诉是空乘最害怕的事，所以面对旅客得谨小慎微。有南航空乘接到投诉，理由是在进行“问候服务”时忽略了一位旅客，被投诉“服务不到位”。
“飞机上没有监控”，卢杨和胡凡反复说。除了真的影响飞行安全的事，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旅客做错了。
旅客投诉的渠道很多，要意见卡可以被算作投诉，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投诉、打电话，没有人会向你索要证据。
如果一个投诉被判定有效，空乘们要面对的处罚有很多：要先去经理办公室写下事件经过，被谈话、扣除绩效，甚至影响自己所在队伍当年的绩效；严重的则会被停飞。
所以空乘们的愿望总是，能在飞机上解决的不要带到飞机下。解决的第一步，就是道歉。
如果空乘们认为投诉不合理，他们首先要找飞机上见证了事件经过的乘客，请求他们作为证人，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详细写下发生了什么，向经理报备，才有可能免去处罚。
旅客投诉成本太低，对空乘影响太大，空乘申诉成本又太高。
卢杨问飞行时间久的同事，空乘一直这么卑微吗？同事的感受是，“以前更好飞，乘客没有这么挑剔”，她把变化归咎于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坐飞机的人感到压抑，就容易把火撒在空乘身上。
乘客们常常忘记，空乘和乘客一样，也只是普通人。一位空乘对媒体VOX说，这份工作最不人道的地方之一，是乘客对他们说的“早上好”和“你好”往往毫无反应。
而更直接的变化是，航空公司们正在为了吸引旅客、扭转亏损，不断“创新”服务——生日送蛋糕、节日送花、长途航班带旅客做健身操。新的压力落在了空乘们身上。
航空公司正在降本增效，一边餐食座椅缩水、一边增加收费项目。空乘的“软服务”被用来弥补硬件“降本”带来的不满。航空公司会派管理部门员工作为“便衣”登机对空姐的服务态度进行暗中监督。卢杨所在的航司还会定期在大会上评选“低分航线”，低分原因是空乘“微笑不到位”或“服务不够热情”。
“你知道自己不是服务员，但不得不做好服务员。”
偏见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日常生活中。
卢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当空乘的故事，第二天打开私信，全是陌生人发来的“收丝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