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骨子里洋溢的异域风情——承载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拜占庭风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冰城明珠”马迭尔宾馆，还有香喷喷的大列巴、俄罗斯红肠、格瓦斯饮料……

百年前的中央大街

昔日高高在上的沙俄殖民者，转瞬之间，就成了流离失所的“亡国奴”，中国人张开宽厚的怀抱，接纳了数十万的“白俄”流亡者。“近水楼台先得月”，25万俄侨的到来，为哈尔滨这座城市赋予浓郁的俄罗斯文化基因，不仅是俄式建筑、美食这些肉眼可见的“硬件”，还有俄式教育、俄式工商业、俄式城市文化，还有十九世纪跻身世界之巅的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滑雪、冬泳都成为哈尔滨城市魅力的一部分……百年风云中，俄罗斯文化，早就一点一滴融入哈尔滨的血液，成为“冰城”东西合璧、兼容并包的城市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中国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哈尔滨，“松花江畔三五渔人，舟子萃居一处，不过为萧瑟寒村而已”，只是几个人烟稀少的萧瑟渔村。

严格来说，哈尔滨和郑州一样，是“火车拉来的城市”。1891年，沙俄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1897年正式通车；根据李鸿章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俄国人进入中国，由俄国人投资、设计、监督，中国劳工大批加入，开始修建“丁”字型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又称东清铁路），该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部（哈尔滨至海参崴）、西部（哈尔滨至满洲里）、南部（哈尔滨至大连）三条铁路线，从六个方向同时开建，相向施工。

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的修建，让哈尔滨从一个小渔村，迅速膨胀为一个近代化的都市。1898年，第一批俄国铁路建设者来到哈尔滨香坊区，在田家烧锅安营扎寨，成立中东贴上建筑工程局，还设立气象站。

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中东铁路工程局改名中东铁路管理局。此时哈尔滨的俄国侨民人数约3万人。学校、商店、银行、教堂、俱乐部、电影院等近代化设施，逐渐出现在哈尔滨这座年轻的城市。1898年，中、俄、法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这座银行不仅是哈尔滨第一座银行，也是中国东北第一家外国银行；1902年，中国第一座电影院——高布切夫电影院正式建成，与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只间隔了7年；1907年，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始修建，成为冰城新坐标，成为世界上第三座“圣索菲亚大教堂”……

清末民初，哈尔滨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傅家店（即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1907年成立了滨江市，属于中国管辖，属于广义上的哈尔滨；另一部分，是中东铁路附属地——哈尔滨自治市，由俄国人管理。

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不久，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就在哈尔滨召集铁路局代表多罗贡采夫、别列申斯基、警察部长扎列姆巴、哈尔滨警察局长马库金及市民代表等，召开城市公共事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后成立一个初级的城市自治机构——“哈尔滨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1906年，埠头区（现道里区一部分）、新市街（现南岗区一部分）共计7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划入哈尔滨市区。

1908年3月，哈尔滨举行了公议会议员选举，选出了40名议员、2名候补议员，组成了哈尔滨自治市立法机关——公议会，推举俄国人贝尔格为第一任会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执行机关——董事会，自此，哈尔滨自治市城市管理机构日臻完善。

从1898年中东铁路开工，到1926年中国收回哈尔滨市政权，俄国人一共统治哈尔滨28年。在此期间，建立起了一个独立于中国行政主权之外的俄国人“国中之国”。就连“哈尔滨”这个名字，都来自俄语Харбин的汉语音译。换句话说，哈尔滨先有俄文名字，之后才有了中文名。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不少地名，都沿用俄文音译，如齐齐哈尔Цицигар、满洲里Маньчжурия等。

1917年前，在中国东北生活的俄国侨民约1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哈尔滨。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街

1926年，经过双方磋商，中国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同年11月1日，储镇担任哈尔滨市第一任中国市长。

“道外是地狱，道里是人间，南岗是天堂”，哈尔滨市民的一句老话，显示了清末民初城市三大建成区的生活水准差异：道外区（傅家店），生活的绝大多数是中国苦力和其他贫苦中国人，道里区则是哈尔滨俄国贵族等上层社会的商业区、娱乐区和社会交际区域，南岗区，则是俄国贵族的居住区和文化教育区域。

俄国人为哈尔滨的早期城市建设贡献居功至伟，不容抹杀，但归根结底，仍是沙俄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行为，百载而下，这些殖民者仍然要被送上历史审判台，接受道德审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话，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十月革命

鲜为人知的是，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数十万的白俄流亡者。苏俄成立后，超过250万俄国人被迫流亡德国、法国、波兰、美国和中国，与“红色苏俄”相对，这些俄侨被人称为“白俄”。其中，超过20万的“白俄”，万里迢迢穿越西伯利亚，从陆路涌入哈尔滨，一下子超过本地人口。苏维埃俄国，是工农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白俄逃亡者的主体，则是苏维埃政权的专政对象——沙俄帝国的贵族阶层，其地位，远远超过哈尔滨的原有俄侨——中东铁路的建设者。

昔日高高在上沙俄帝国殖民者，转瞬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亡国奴”……为了能有一口饭吃，昔日的“体面人”——俄国贵族，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将军擦皮鞋，公主倚门笑（当妓女）”甚至成了家常便饭，一时之间，成了哈尔滨中国人“活久见”的谈资。

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是与生俱来的，哈尔滨张开怀抱，迎接这群流离失所的“政治难民”。家底丰厚的俄国贵族仍挥金如土，购买小洋楼；1917年至1922年，哈尔滨房地产行业，迎来第一个爆发期。为了安置俄侨，道里区的偏脸子、正阳河两个地方，新建了两个俄国移民村。

众所周知，19世纪，贵族们创造了俄罗斯文明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从格林卡到柴可夫斯基，这些光辉灿烂的人物，让俄罗斯文化在近代异军突起，书写了世界文明史册上光芒万丈的一页。

哈尔滨美景

沙俄贵族分六个层次，高级贵族如留里克王族等古代贵族，享受待遇丰厚的特权和社会地位；低层级贵族，是新兴起来的资产阶级贵族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崛起的人士，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科学等专业人才，也被授予贵族头衔。同西欧贵族相比，绝大多数俄国贵族的财富和地位近乎卑微，绝大多数更接近中国的士绅阶层（依靠为政府提供服务换取收入），像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等专业精英，都属于贵族，多数人“贵而不富”，属于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精英人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不少俄国低级贵族就有点像孔乙己，虽然属于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但在收入方面，也接近贫困阶层，更何况那些流亡国外的落魄贵族，其实际境遇，连孔乙己也不如。

俄国流亡贵族作为文化精英，大批涌入哈尔滨，带来了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文明成果，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哈尔滨的文化基因，从城市建筑到风味小吃，从文学音乐到休闲娱乐，一点一滴，绵绵密密，为哈尔滨这座城市，注入了坚实而雄浑的俄罗斯“文明密码”。

俄罗斯贵族对高雅文化的贡献肯定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说过：“还有哪些欧洲贵族的文化成果能与普希金、莱蒙托夫、蒂乌切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格林卡、穆索尔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相比拟？”

索尔仁尼琴

十九世纪俄罗斯“黄金时代”的高雅文化，更多在被驱逐的250万俄罗斯流亡者群体中，更好的保存下来。号称“俄罗斯的良心”、苏联伤痕文学之父索尔仁尼琴曾感叹说：“国外的俄罗斯——那个伟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俄罗斯哲学蓬勃发展，有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他们的俄罗斯艺术让世界为之陶醉，有拉赫玛尼诺夫、查利亚宾、贝努瓦、迪亚吉列夫、帕夫洛娃、扎罗夫的唐.哥萨克合唱团。那里正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深刻的研究，那里存在着不可思议的作家纳博科夫.西林，布宁本人仍然活着，并且在这二十年里一直在写作。”

哈尔滨，一度是俄罗斯贵族流亡者的“精神首都”，“近水楼台先得月”，沐浴了更多俄罗斯19世纪的文明成果。

这么说，或许过于学术化。著名作家张抗抗，则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触觉，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哈尔滨骨子里的俄罗斯文化基因。

1993年，张抗抗曾访问俄罗斯，她突然顿悟：“莫斯科是一个面积被放大了多倍的哈尔滨……忽然觉得哈尔滨很像是莫斯科的复制品，甚至是印刷精良的盗版本图书。”

圣索菲亚大教堂

“城市建筑是哈尔滨这个混血儿的外形。东正教大教堂拜占廷风格的大圆顶与拱型穹顶、市区各种公共建筑物米黄色的墙体、建筑物外墙上的浮雕装饰，郊外别墅赭红色或深绿色的铁皮斜屋顶、阿尔巴特街的花岗石路……以至于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常常发生幻觉，走在哈尔滨南岗与道里的某些街区，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体或局部地搬迁过来。”张抗抗在文章中说，“哈尔滨的饮食文化，受白俄的影响甚深。金碧辉煌的华梅西餐厅仍是哈尔滨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馆，近年来更有‘波特曼’等后起之秀，将俄式美餐继续发扬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着正宗的俄式咖啡屋与冰激凌店，装饰与口味都是别具风情的。我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曾对哈尔滨人在春夏的星期天，背着啤酒红肠面包酸黄瓜，到太阳岛晒太阳、在树林里跳舞唱歌的场景大为吃惊。后来渐渐知道，此类非中国式的休闲娱乐，亦与俄国人喜爱的度假方式有关。”

民国哈尔滨俯瞰图

张抗抗认为：“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鲜明异国血统的文化混血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辨认岁月与时间，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罗斯文明烙刻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