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处）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精英主义者，一直向上看，自我期许也很高。他说的这段话，也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要君子都向上流奋斗。
在周人和后世的叙事话语中，商纣王是邪恶与残暴政治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历史演绎过程中，这个历史人物逐渐变成了一个符号象征，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活人，而是“魔鬼”的代名词。
焚烧玉器、牝鸡司晨与酗酒的指控辨析
实际上，商纣王的很多行为，在殷周之交的时代，并非属于丧心病狂的罪恶发作，而是被包装的结果。例如，东周文献中多次提到商纣王俎醢侯伯的行为，其实并非是他个体人格的残暴，而仅仅属于一种殷人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王晖：《自序》，《古文字与商周史》，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1页）。
他的很多行为，都可从殷人的宗教文化礼仪角度来获得理解，如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他战败自焚时，佩戴了大量的玉器。实际上，这种焚烧玉器的行为，便有古老的传统，能够追溯到文明起源前夜的良渚文化，那里有许多玉璧都遭受过焚烧（南京博物院、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殓葬”述略》，载《文物》1984年2期）。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商纣佩戴玉自焚，与此种古老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62页）。
再比如，周人指责商纣“惟妇言是用”，而实际上，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知，殷文化中有贵女和重视母系的习俗，商代女性亦多参与政治活动。商纣之政谋及妇人，并非道德败坏，而是习俗使然（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5-391页）。
至于酗酒的指控，则亦属于殷文化的传统而已。还有学者甚至认为，纣王的疯狂行为，可能是因为商代晚期青铜器铅含量可以高达百分之二十，导致慢性铅中毒的妄想症和狂躁，以及脑病或精神病等（童恩正：《酒与商代的灭亡》，载《历史知识》1989年5期；朱彦民：《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4-547页）。
当然，纣王被符号化的情况，显然不是“铅中毒”或“精神病”那么简单。
天使与恶魔之间：政治合法性考量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商周之交的周人，亦不乏非仁之举。例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王获胜后，不但继续对商纣王的尸体施以暴力，而且也同样将暴力施于商王的妃妾身上。再如，考古发现表明，殷墟的八座商王大墓，即M1001、M1002、M1003、M1004、M1217、M1500、M1550、M1400在早期都遭受过盗掘，而且盗坑直接深达墓室中央，盗坑面积与椁室面积大小差不多。显然，如此大规模的盗掘行为，只能属于周人官方所为，时间在周公东征时期（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周人不但有组织地破坏了历代商王的祖坟，还取走了所有宝物，毁掉尸骨，最后还付之一炬（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载《考古》2010年2期，第88页）。
这样看来，殷周之交的时代，商纣王并非完全是丧心病狂的魔鬼，而周人征服者也并非是全然仁爱的天使。商纣的行为，更多是继承了殷文化的传统，而周人的侮辱死者，以至于挖人祖坟等事也谈不上“仁义”二字。
周人的真正成就，在于制礼作乐，奠定了后世华夏文明的礼乐基础，但这已经是商周之交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应当对本国历史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但古人犯下的错误，也不应讳言或否认。
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周人赞美历代商王大戊、武丁、祖甲等人的伟大，堪比周文王，他们敬天保民，修德尊礼，是有德之君（《尚书·无逸》）。但商代最后一位国王商纣，则必须被妖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罪恶被“层累地”叠加到商纣身上。
炮烙之刑与原始萨满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一些头绪。例如，后世文献中多次提到商纣有炮烙的酷刑，而在出土楚简《容成氏》中，记载商纣的“炮烙”，情况是：“作为九成之台,寘盂炭其下,加圜木於其上,思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坠）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於是乎作为金桎三千”。
根据楚简记载可知，“炮烙”的原型，实际上是让民众参与的一种冒险活动，下面铜器中放炭，高处架设圆木，让参与者走过去，能走过去的就通过，不能过去的才坠落而死。如果拒绝参加这一“冒险”，就被戴上桎梏关起来。从该内容来看，正如赵平安先生所说，商纣的这一活动其实更接近“游戏”，而不是专门的酷刑（赵平安：《<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5—259页）。
历史上的商纣是否真的有过这一“游戏”，姑且可以不论。但将楚简内容与战国晚期《荀子·议兵》《韩非子·喻老》以至于汉代《史记·殷本纪》等文献中关于“炮烙之刑”的记载对比，则可窥见其罪恶程度不断被夸大的趋势，如这一带有远古宗教色彩的冒险游戏逐渐被解释为酷刑的过程。
实际上在原始萨满教氛围浓厚的商代，其宗教礼仪中保留了大量远古萨满性质的元素。杨儒宾先生就根据伊利亚德对萨满教的研究解释，指出“制火”（mastery over fire）对于萨满教具有更根本的、最普及的意义和巫术技术。萨满的磨练中，需要行走于炭火、吞炭、触碰火红的铜铁。不但能够制火，而且能从口、鼻乃至全身吐出火焰。后世道教的仙人，如赤松子、宁封子等，也都是能使火，“入火不烧”。
此外，《吕氏春秋·过理》中记载纣王剖孕妇、看比干的心，以及观察涉水者的骨髓等。这些在萨满教中，也都具有升天和“脱胎换骨”的含义。神巫会帮助新手巫师，刮肉剩下骨架，换上新器官和放血，最后升天和复活，以新巫师的姿态重回人间（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第285—286页）。换言之，纣王那些后世语境中的“暴虐”，在萨满原始宗教中，恰恰是伟大神巫的法术与技巧。
纣王的另一项罪恶是“酒池肉林”，实际上饮酒吃肉是殷商祭祀礼仪的重要内容，张光直就认为商朝贵族、巫觋通过喝酒沉醉产生幻觉，来达到和祖先、神灵交流沟通的效果。《史记》中记载商纣为长夜之饮，类似记载亦见于战国楚简《容成氏》“纣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淫，不听其邦之政”，甚至达到了“以酒为水”的地步。商纣所谓“以酒为池，县肉为林”，更是通过广为流行的《封神演义》小说、影视系列而深入人心。而“酒池肉林”在当时的文化中，却很可能只是严肃的宗教礼仪。以“肉林”为例，晁福林教授就曾指出，甲骨卜辞中多有“奏”字，如“刿奏”，即割裂祭祀牲体的祭肉，悬挂在树上进献给神灵，此即“悬肉为林”的历史原型（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42页）。树上挂满祭肉，必然配以美酒奉献，甲骨中有奏、酒并列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第23256片“祭其酒、奏，其在父丁”，即以大量的祼祭之酒与悬挂于树的肉祭祀父丁之神。类似的献祭对象还有岳、河、山、四土、祖乙、妣壬等自然神、祖先神等。所以，纣王的“酒池肉林”，也是商王例行的祭祀礼仪，最后被夸张变形为一种罪恶形象。
君子要重视自己的声誉
实际上，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子贡，已经非常清楚商纣王的罪恶，并没有当时日常叙事中那么深重。可是，商纣已然成为“魔鬼”的代名词，被视为象征着暴政的符号。
尽管我们可以说，商纣的罪恶没有一般观念和叙事中那样深重，可是作为亡国之君，他也确实有失德之处，如甲骨卜辞可见商纣时期不断对东方的淮夷用兵，穷兵黩武的后果自然会损坏商朝的民力与国力，增加民众的负担，激化社会的矛盾，最后给周人以可乘之机（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自《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6-337页）。
更重要原因还在于，纣王自诩雄才伟略，故意去破坏了商朝古老的不成文宪法，利用王权与“小臣”和“四方逋逃”结盟，去打击老臣、重臣等“旧有位人”中间贵族，最终丧失人心而土崩瓦解（李竞恒：《纣王形象和殷周鼎革史实》）。诸如此类的过错，不但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而且给人以不断妖魔化的口实与可能。子贡对这一点有理性的思考与认识，既洞悉商纣的魔鬼形象是被逐渐建构出来的，但又明白确实他犯了错误，因此处于道德上的“下流”，天下所有的恶行都被归到他的身上。
所以，商纣这一负面形象警示后人，当君子就一定不要向“下流”看齐。有时候，一些不大不小的毛病就可以毁掉自己的公众形象与声誉，在流言蜚语中，不断被符号化。因此子贡强调，我们要以商纣为负面榜样，懂得君子的小恶也可以被逐渐放大，甚至最终被妖魔化。正因如此，才更加需要以史为鉴，自爱自重，不要留下话柄，以免“天下之恶皆归焉”。
君子恶居（处）下流
最后，顺便谈一下“君子恶居下流”的“居”字应该读为“处”。在战国文字中，处写作“凥”。《说文》云：“凥，处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闲凥如此。”不过，《玉篇》《正韵》等都认为“凥”是古“居”字。《说文》所引《孝经》“仲尼凥”，今本作“仲尼居”。《楚辞·天问》：“昆仑县圃，其凥安在。”王逸注：“凥，一作居”。可知，传统观点一般都认为“凥”就是“居”的古字。段玉裁在《说文》注中就说“凥”和“居”就是同一个字，但后来“居”取代了“凥”。
按照这种观点，则《论语》此种的“君子恶居下流”，古本应该是“君子恶凥下流”，“居”原本作“凥”。《论语》此处原作“凥”应当不误，但“凥”是否就读为“居”则未必。在包山楚简32中，有“居凥（处）名族”的记载（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9页），可知战国文字中“凥”和“居”是不同的两个字，不能混为一谈。战国文字中，居字从尸从古，凥字从尸从几，写法是不同的（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9、804—805页）。在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简13有“先凥忠也”，即“先处忠也”（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李零也谈到，楚简、秦简中的“处”作“凥”，与“居”有别，是到了汉代才开始混淆，《说文·尸部》已经把“凥”当作“居”（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0页）。因此，“君子恶凥下流”实际上应该是“君子恶处下流”，汉代抄本抄成了“君子恶居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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