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商隐社，作者 | 浩然

01

近些天，全网都在关注娃哈哈的“百亿遗产争夺战”。

我一直在想着可以写点什么，但一路追下来感觉很多都是不确切的消息，刚开始媒体报道说宗庆后在宗馥莉之外还有3名子女，隔了几天又说是6名，1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是否存在也有争议，宗庆后的遗嘱还有不少瑕疵.......

整个事件存在太多不确定性，留下的无数空白让吃瓜群众用想象力进行了填补。

按照舆论的传播规律，越是没有确切答案，就会有太多答案，而答案越多，舆论关注度就更大。

于是，真真假假，泥沙俱下。

舆论发酵过程中，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宗庆后的家族财产争夺转移到了“娃哈哈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要知道，娃哈哈并非一家家族企业，而是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1987年成立的国有性质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发展而来。

后在1999年国企改制大背景下，娃哈哈进行股份制改革，形成延续至今的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后由宗馥莉继承），职工持股会持股24.6%的格局。

但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发布的《国有股东和职工权益涉嫌受损，娃哈哈“体外”迷局待解》一文报道，在娃哈哈改制后的20多年时间里，娃哈哈管理层在国资控股的娃哈哈集团之外成立的100多家公司都与国资无关，但却围绕娃哈哈产品开展活动。

这些公司被称为“体外公司”。比如宏胜饮料集团，在2003年成立，2007年开始由宗馥莉执掌，主要给娃哈哈代加工产品，2024年初的时候就在全国有19个生产基地，48家子公司，104条现代化生产线，它是独立于娃哈哈集团之外的。

如果从资产角度来算，国资占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资产仅占整个“娃哈哈系”的15%左右。而且从2008年到2022年，国有股东也没有拿到每年大约2亿的分红。

很多人由此认为，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是什么？

笔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是一顶很大的帽子，绝对不能乱扣，公司治理既是一个收入分配（平等）问题，也是价值创造（效率）问题。

如果只看到了收入分配这一面，完全忽略另一面，就会认为没有按规则分配就是流失了，但如果综合考量价值创造，可能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宗庆后接手前的校办企业经销部，亏损极其严重，当时全国并不缺亏损严重的国资企业，即便分配再平等也没啥可以分配的，稀缺的是能创造价值的企业家精神，当然现在也很稀缺，毕竟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是人群中的极少数。

宗庆后接手后把这样一个濒死的小企业经营成全国饮料巨头，巅峰时期年营收700多亿。

国资在娃哈哈成长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2007—2009年达能与娃哈哈联姻破裂的“达娃之争”中给了娃哈哈巨大支持，在资金、政策、税收方面也有一些扶持。

在追求效率的年代，地方政府显然也希望娃哈哈这样的巨头企业进行更多的价值创造，相比分红更在意其纳税贡献、吸收就业和产业链布局，至少有这样的企业存在，在招商引资上也是一块金字招牌，就像现在的“杭州六小龙”。所以，当地政府应该也是默许了娃哈哈的一系列行为。

当然，只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同样也是错误的，以前几十年全社会都主要围绕价值创造来运转，当下其实走到了一个更加注重分配公平的阶段，需要用更合理的分配制度和企业治理模式来促进公平，而不是用“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棒连同价值创造一块否定。

02

虽然宗庆后“一妻一女一布鞋”的亲民人设塌房了，但并不否认他是经营能力极强的企业家，他身上有同时代企业家共同具备的对中国社会环境的充分了解和适应、高度重视人情、在各方利益中巧妙平衡、奉行集权式管理的特点。

这在推动娃哈哈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企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因为他在企业中的权威和长袖善舞很难复制，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保障，就会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很大阻碍。

而与父辈相比，宗馥莉更崇尚业绩、制度和规则，对人情较为轻视，这跟宗庆后的管理风格差异甚大，两者共存于企业，不但没有进行融合，反而互相否定。

媒体上经常看到宗馥莉对父亲过度依赖“人治”、在企业内推崇“家文化”的不认同，而宗庆后对女儿的激进变革也有很大担忧。

缺乏完善的企业制度，两代人经营理念差异大且未进行有效弥合，由此带来的影响就是，宗馥莉作为娃哈哈管理者地位的合法性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

首先是来自股东的质疑。

去年7月18日，宗馥莉的《致娃哈哈集团全体员工的函》迅速在网上传播，她决定辞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在辞职函中，宗馥莉毫不掩饰地点名作为大股东的杭州上城区文商旅、娃哈哈集团部分股东“就本人自宗庆后董事长离世后对娃哈哈集团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这暴露出了宗馥莉与娃哈哈大股东的矛盾，其实根源还是娃哈哈的产权问题。

宗庆后时代其实一直在设法解决娃哈哈的产权问题，却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即便如此，宗庆后能通过与政府人员之间多年打交道的经验维持微妙的默契。

但宗馥莉显然比较抗拒这种非正式、无规则的互动，她在早先的采访中曾表示，让其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

虽然去年的“宗馥莉辞职风波”以宗馥莉继续担任原来职务，杭州上城文旅做出妥协而告终结，但不管“辞职风波”是宗馥莉出于被迫还是以退为进，产权的不清晰始终是扎在娃哈哈肌肤里的一根刺。

这次的“家族遗产争夺”又使得杭州上城文旅成立专班紧急介入，最终处理结果如何还是未知数。

其次是来自员工的不满。

翻看娃哈哈的相关资料，有一个细节就是宗馥莉不用的人，宗庆后会重新请回来。一些长期服务于企业且做出重大贡献的公司成员被宗馥莉纳入厚薪荣退的行列，其父则为他们新设职位，继续参与公司运营。

这其实对接班人在企业内树立威望相当不利，新老管理者差距甚大的处事方式会被利益相关者反复拿来比对和讨论，给对抗继任者的利益群体以口实。

可以想象，当宗馥莉在企业内推出改革措施时，利益受到侵害的“老臣”可能会以“这不是宗老的规矩”加以辩驳，“老臣”更难压了。

之前宗庆后有多推崇“家文化”，宗馥莉在改革中调整人事、重视绩效就会遇到多大阻力，去年娃哈哈的降薪、调岗、裁员也闹出了很大风波。

最后就是来自宗族的反对。

从媒体目前的报道来看，宗庆后的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而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后去年就对宗馥莉提出了诸多质疑，“她（宗馥莉）最大的问题是：接班娃哈哈不应该考虑如何做大规模，如何赚钱，如何大刀阔斧改变现状”“首先要考虑是如何做好事，做慈善？让所有人都认可你”。

“百亿遗产争夺”的舆论发酵后，宗泽后又发言称宗馥莉“不够厚道”“自私”等等。

这说明宗庆后虽然选定了宗馥莉做接班人，却无法让在整个家族内部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家族内部是分裂的。

而且，当杜建英在2010年离开娃哈哈后，宗庆后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亲自解除她对娃哈哈18家关联子公司的控制，这成为日后宗馥莉与杜建英冲突的爆发点。

宗庆后对待其他三名子女模棱两可的态度也给企业经营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

对家族财富的经营是一门学问，像李锦记、方太、福耀玻璃这些企业都做得很不错，因家族内斗垮掉的企业也数不胜数。

这三方面的阻力可以说是宗馥莉面对的“三重门”。

03

最近闲暇时间又在重温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剧中相当篇幅都在演绎“九子夺嫡”，可以看出，即便是文韬武略的康熙大帝，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也会陷入困局。

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缺陷，康熙时期其实清朝还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就模仿汉族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立胤礽为太子，结果就是围绕太子形成了利益集团，与皇权相冲突。

于是，康熙废掉了太子，但并未及时确立新储君，这就让其他皇子看到了争夺的可能，点燃了“九子夺嫡”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就是，康熙皇帝晚年非常重视人情而忽视规则，他纵容皇八子在朝中收买人心，让皇十四子以“抚远大将军”身份统兵西北，对皇四子（后来的雍正帝）委以祭祀、查案等重任，但却又不明确储君人选。让他们都怀有成为继位者的希望。

皇子们即便犯了错，他也不严厉苛责。

这就导致了即便雍正帝在最后被宣布成为继承者，其他对立阵营的皇子们也会质疑诏书的真实性，编造谣言说雍正篡改了诏书，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雍正是得位不正。

而且，由于康熙的纵容，皇八子积累了相当大的势力，给初登帝位的雍正帝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后来，尝到夺嫡苦果的雍正帝建立了“秘密立储制”，用制度的方式维持了传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