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2 16:00:00
亚当·图兹（Adam Tooze）说话风趣幽默，他辞别英国剑桥，远赴美国高校后，还是带着一口英伦腔。“多重危机”（polycrisis）概念是亚当·图兹的标签，他擅长剖析现代经济史和全球权力变迁。图兹口中的“多重危机”不仅包括经济与地缘政治冲突，还涵盖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脱钩等多领域交叉互动的复杂现实。图兹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时，他写了一本《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刻画了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如何重塑世界。2018年已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与欧洲研究所所长的他，撰写了《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该书分析了新冠疫情如何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双重冲击。作为西方负有盛名的高产知识分子，图兹表述观点时数据翔实、案例精准。近年来，图兹在个人专栏Chartbook和播客Ones and Tooze上，产出大量优质内容，他持续关注全球热点议题，从俄乌战争、全球贸易秩序的变化，到能源转型及气候危机。图兹也成了夏季达沃斯“领军者年会”的热门嘉宾。2025年6月底，图兹在天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面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图兹提出，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的融入与开放不仅是积极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必然。”图兹认为，虽然贸易战导致中美经济“脱钩”现象加剧，但这背后更体现出中国作为“高质量、低成本”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贸易战实际上反映出中美之间巨大的隔阂与现实利益冲突，但中国的出口优势仍在不断扩大，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稳步增加。他建议中国更积极地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全球南方的贸易互动，以缓解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压力。针对中国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创新，图兹认为，中国的科技成就虽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压力，但这种压力是一种良性的挑战。“中国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全球技术的馈赠。”他认为，这些技术的研发投入大多来自中国的国家补贴，因此全球应当开放地接纳中国的创新成果。图兹也观察到年青一代对中国的看法正发生积极变化。他认为，“相比老一辈对美国特殊性的执念，西方年轻人更加开放地将中国视为灵感和进步的源泉。”中国的文化产品如泡泡玛特的玩偶“拉布布”（Labubu）以及TikTok等软件，已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年轻群体的青睐，显示出中国软实力的显著提升。在讨论全球经济格局变动时，图兹提醒，区域贸易虽然看似未来趋势，但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决策者必须审慎评估。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亚当·图兹的对话：世界陷入“多重危机”
南方周末 ：“多重危机”（polycrsis）是你在研究和著作中多次提到的概念。你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哪些“多重危机”？亚当·图兹：“多重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普世概念。当今世界，我们有一个无法控制的美国总统，有苏丹、中东和乌克兰三场战争，有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等。早年间，我提出“多重危机”时，外界觉得它有些激进极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重危机”已然常态化。几年前，“多重危机”还成为一些西方组织风险报告中的关键词。（6月25日）早些时候，李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大会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领导层理解当下是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时刻和转折点。实际上，“多重危机”已经深入当代人的“血液”，成为当下世界的一部分，我还挺惊讶的。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个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概念，会被广泛接受。南方周末：在当今的多重危机中，中国能成为缓解危机的力量吗？亚当·图兹：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目标清晰，并致力于维护稳定与合作的世界秩序。听完今天早上（6月25日）的发言，作为西方人，感觉就像被带回了过去。就像回到了过去，我并不是批评，而是一种积极的、愉快的感觉，宛如美梦一场。作为一个美国人，醒来后，你才意识到，不，世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在当前国际局势中总体是有利的。虽然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在创新科技上的成功给他们制造了压力，但这些都是良性挑战。中国需化解这些压力，增加进口。这也是改善民生的一部分。中国的创新成果应被世界接纳，这近乎是一种无偿的技术馈赠、全球共享，其研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自身的补贴投入。更深层地看，我认同一代人的基本叙事，那就是中国融入（世界）和对外开放，它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必然。这也是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部分原因。全球化不是一国想退就退的，各方需要选择或多或少的竞争。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阻挡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南方周末：最近我读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中国变酷了”。这篇文章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发现，年轻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好的看法。在你看来，中国真得对西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了吗？亚当·图兹：中国有着充满活力的流行文化和媒体生态，一些文化产品就像韩流一样，一旦涌入西方世界便会引发轰动。过去西方有一种典型的自负观念，认为中国不可能拥有软实力，即“中国是强硬的，经济上成功，但无法散发吸引力”。这种想法很荒谬，在更政治的层面，美国正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变。这场转变关乎（美国的）优越性、支配性、独特性和例外主义。老一辈人更坚信美国注定因其卓越性领导世界。近年来，亲历美国各类问题的年青一代，并不执着于上一代人的观念。这使得年轻人更可能将其他国家、经济体视为灵感和进步的源泉。南方周末：你有没有关注过中国公司泡泡玛特的玩偶拉布布（Labubu），它是一个呲牙咧嘴的毛绒小熊，丑萌丑萌的，Labubu在海外经常抢售一空，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时尚单品。“拉布布火爆全球”是否意味着中国品牌的全球影响力再度提升？亚当·图兹：其实作为一个中年男性，我没有听过拉布布。但亚洲的可爱文化确实有吸引力，它起源于日本，现在有了韩国版和中国版。西方年轻女性对TikTok等软件感兴趣，TikTok不是为男性打造的软件，更像是一款女性软件。反过来，新晋的亚洲中产女性、中国女性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她们形成了强大的消费群体。比如欧洲最大的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LV），如果中国女性消费者不再青睐时，LV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贸易战下，中国应加强与新兴国家互动
南方周末：既然你提到了贸易战，您认为新一轮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将寻找新的平衡？
亚当·图兹：贸易战是新冠疫情后的产物。新冠大流行期间，中美间旅行几乎停摆。如果我们去看旅行数据，我们会发现中美间的隔阂依然非常严重，国际旅行并未恢复。这也促生了“脱钩”。近些年来，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支付系统，中国技术发展巨大。2024年我参加大连的夏季达沃斯时，我根本无法付款，因为在中国没人用现金，我的西方信用卡不好使。如果不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系统，就很难在中国生活。2019年的中国可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涉及140%疯狂关税的贸易战反映了一个糟糕的事实：“脱钩”几乎已经成为现实，可相信的。讽刺的是，这种真正的隔绝发生在没有人员互访、系统失控（的疫情期）。商品流动却空前繁荣，中国的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中国的出口正在蓬勃增长，虽然美国在反击，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正在增长。贸易战是这一怪异现象的产物。南方周末：贸易战标志着全球贸易的一种新秩序，世界其他国家或区域是否会放弃或减少对美贸易？亚当·图兹 ：其他国家最希望的是贸易平衡，进出等量。他们并不反对进口，只是希望能够出口更多。但简单地说，其他国家希望减少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而在美国生产更多的东西。这背后反映出中国已经是高质量、低成本生产任何产品的国家了。南方周末：在你的观察中，现阶段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亚当·图兹：西方面对的是能否“接受中国”这个现实。这不是误解，而是能否接受真相的问题。西方难以接受的原因是：体量庞大的中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极其成功的经济成就。南方周末：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贸易战？你有什么建议？亚当·图兹：中方确实在努力与美方谈判。伦敦会议似乎是富有成效的。美国实际上实施威胁是不可能的，140%的关税是无法实现的。但除此之外，李强总理在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未来的贸易不一定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全球贸易大幅增长来自新兴市场和全球南方。这也是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主要来源和推动力。这对双方都是一个非常积极变化。南方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也许未来会有两种平行的全球经济体系。一个由美国主导，一个由中国主导。您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亚当·图兹：它（平行体系）已经存在，尽管美国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态度极其恶劣，但这两个国家仍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以美元为主导的贸易体系依旧不可逆转。对于富裕国家来说，与邻近的国家做生意是常态。比如，欧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同一贸易集团内部。我们还看到一系列新贸易中心的出现，一个围着欧洲，另一个则围着中国。在商品流通上，一个贸易中心里会有来自海湾的石油、拉丁美洲的原材料、东盟的各类进口商品等，还会出现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各种新配置。李强总理提到的一个有趣观点“区域贸易可能是未来，但我们必须审视它再作决定，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总理看得很清楚，区域贸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当代青年需更多时间适应新人生路径
南方周末：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您对年青一代有何建议？他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亚当·图兹：作为一个白人中年男子，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给中国年轻人上课。我女儿24岁，她不听我的任何意见。她完全是2000年出生的“躺平”那一代。她正是我们在中国所说的这一代人。其实，经济放缓的体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下经历的一切，欧洲也经历过。我出生在欧洲（德国），1950年至1960年，我父母还年轻时见证过欧洲经济迅速增长。到了1960年末，欧洲逐步推进城市化，汽车开始出现，这种经济持续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作为经济学家，我经常会告诉公众，没事的，经济增长会恢复，你看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还是5%，但中国有着各种经济增长的来源，仍在向上发展。但从历史学家角度看，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祖父母经历过1960年代，年老后住上宽敞、明亮的公寓，有着养老金。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后，经济放缓，大学毕业生增长至千万人，曾经上大学、找份好工作，继而成家立业的人生路径不再能复制。当代年轻人，可能会知道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期，但那只是他们父辈的事，自己却没有经历过。这些年轻人需要时间来适应、制定新的人生路径。事实上，在我看来，父辈成长环境较为恶劣，许多家庭成员共用一间卧室，年轻人相比父辈的起点高了很多，即便他们面临的迷茫、痛苦和不确定性都是真实的，但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年代，本就有巨大的机会和创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中国年青一代受教育水平、创新能力所震惊，它也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中国需要观察经济增长背后人的健康问题。我在夏季达沃斯会场外散步，走了半小时还走不到会场的尽头，这次会议可能只用了10%的场地。它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下，一些硕士博士也如同是成功故事中的“蚂蚁”，自然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心理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关怀来解决。中国人讲究“吃苦”精神，但我认为下一代的挑战是如何关照自己的内心需求，少一些“吃苦”。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讲一样的故事：多消费，多福利，少一些“强硬”态度，少建楼，少吃苦，多关注当下的需求。我一生经历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我在心理治疗师身上花了很多钱。他拯救了我，让我变得更好。我需要被照顾。我相信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未满足照护需求的社会。我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商业机会。如果我在中国，我会开设人工智能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公司。我身边所有的女性都会与AI倾诉，如果我是大学生，我会成立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心理咨询公司，协助人们解决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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