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来，全球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热浪肆虐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西亚、中亚、北非等地日最高气温超过40℃的天数达到10—20天；西班牙南部局地气温一度突破46℃，截至7月19日，该国已有1180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

此外，今年1月，美国中部遭遇风暴袭击，官方对近6000万人发布了冬季警报；同年春季，英国又经历极端干旱，仅4个月内野火就达115起，2025年或成为该国野火灾害最严重的年份。

（洪水过后的利比亚德尔纳图源：联合国难民署）

这一系列极端天气，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构成现实威胁的缩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日益频繁的持续高温、干旱、降水等极端天气，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不仅带来更多自然灾害，也令部分地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迫使人们迁移甚至流离失所，“气候难民”由此出现。

世界银行2021年发布的风潮更新版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成为全球人口迁移的重要推手。到2050年，全球六大地区或将有约2.16亿人被迫迁移，他们的命运，正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严峻的现实，让“气候难民”问题不容忽视

过去一年，多个气候指标持续刷新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汇总六份国际权威数据确认，2024年已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55℃，首次突破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1.5℃”控温目标。

与此同时，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数据显示，过去6年中有5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冰川退缩，2022—2024年更是有记录以来冰川质量损失最大的三年。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气候难民”的关注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环境难民”这一概念，用以研究因环境恶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此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在报告中采用并推广了这一概念，使其逐渐进入全球视野。

然而，由于人口迁移往往由环境、文化、经济和家庭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国际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未对“气候难民”形成统一定义。目前，气候难民、生态难民、环境移民、环境难民、气候流离失所者等表述并存，相关观点也尚未统一。

为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国际移民组织在2007年对“环境移民”做出定义：指因环境突发或渐进性变化，对生计或生存条件造成不利影响，被迫或自愿、暂时或永久离开家园的人群，既包括国内迁移，也包括跨国迁移。这一界定为国际行动提供了参考。

2009年，非盟通过《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成为首个针对境内流离失所者、且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2015年，《巴黎协定》系统阐释了气候变化引发的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问题，并成立了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

201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明确提出要“制定协调一致的办法，应对突发和缓发自然灾害中移民流动的挑战”。

尽管全球关注度持续上升，相关倡议不断出台，但各方立场分散、缺乏系统体制，难以通过实践产生切实的影响，气候难民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

广泛且脆弱：气候难民面临的威胁

据挪威难民理事会下属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统计，2024年全球因自然灾害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达约980万。

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催生大量气候难民。2024年因境内自然灾害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5个国家中，三个位于非洲，两个位于亚洲。

近年来，受环境影响的境内流离失所现象日益凸显。2024年，全球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流离失所次数约为4580万次，是10年前的2.4倍；相比之下，2024年因战争和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次数约2010万次，仅为前者的1/2。

分布的气候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灾难各不相同。在菲律宾，2024年热带风暴“潭美”带来强降雨，诱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迫使比科尔地区超1万人紧急撤离；而在埃塞俄比亚，极端旱灾引发粮食危机，迫使大批居民背井离乡，四处寻找食物和饮用水。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交织，形成了加剧贫困和冲突的恶性循环。

具体而言，气候变化首先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破坏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威胁人类福祉，并使部分地区不再适宜居住，迫使人们流离失所，成为气候难民。而这些难民迁入新地区时，往往因争夺有限的水源、土地等资源，与当地居民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更值得警惕的是，战争和冲突等人为因素不仅会造成破坏，更可能叠加放大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触发更多、更复杂的冲突与动荡。

以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为例，一方面，干旱加剧和降雨不稳定直接导致农作物歉收，引发粮食安全危机；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冲突与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使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中部和南部的武装冲突不仅破坏了市场体系，还切断了人道援助通道，使受灾社区难以获得急需的粮食和基本服务。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使索马里的人道危机不断加剧。

索马里并非孤例。2024年，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首份气候报告指出，在全球约1.2亿被迫流离失所者中，约9000万人生活在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严重的国家，其中有一半还同时遭受冲突与极端气候的双重冲击。

不被法律承认：气候难民的身份困局

气候难民不仅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还因其身份在法律上定义模糊而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根据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其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然而，这一定义难以覆盖气候难民。一方面，在现行框架下，无法将主要排放国或整个国际社会视为“迫害者”，且在具体案例中很难明确界定各行为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积极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使得国际人权法中补充性保护机制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实际的诉讼案例更印证了气候难民在法律保护上的尴尬处境。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的气候变化诉讼数据库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气候诉讼报告》中，我们查询到19起与气候难民相关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例，结果显示，大部分气候难民申请庇护的主张未能实现，其中15起被驳回。

这些判决结果清晰地反映了现行法律框架下气候难民寻求庇护时遭遇的障碍。

与此同时，尽管受制于现有框架，国际社会并未放弃努力，仍在积极探索其他救济气候难民的方式，从不同层面给予他们人道主义保护。

比如，2015年，泰提奥塔向新西兰递交的庇护申请被拒绝，全家被驱逐回其母国基里巴斯。他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称气候变化已使得基里巴斯不适宜居住，他的生命权受到侵犯。

2020年，尽管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定，由于基里巴斯已经实施了足够的保护措施，泰提奥塔的生命权没有受到侵犯，但委员会成员尤瓦尔·沙尼表示：“尽管如此，这一裁决提出了新的标准，有助于未来气候变化相关庇护申请获得成功”。

2019年，居住在四个低洼小岛上的八名澳大利亚人及其六名子女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请愿书，称澳大利亚政府未能应对气候变化，侵犯了该地土著居民的基本人权。

2022年，委员会成员要求澳大利亚对土著岛民所遭受的伤害进行赔偿，这首次确认了国家有义务保护社区免受不利的气候变化影响，是气候变化诉讼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探索与尝试：我们如何应对气候难民？

因气候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逐年攀升，大规模气候迁徙已不可避免，其对民众生计、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多重冲击也日益显现。

从全球的应对举措看，一方面，各国正试图从源头着手，通过控制污染、加强环境保护等方式减缓气候变化，间接减少气候难民的产生。例如，马尔代夫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呼吁全球采取更加严格的减排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气候难民本身，国际社会也在探索直接救济与援助机制，以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批准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这是首个专门面向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及脆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基金。

有学者指出，将气候难民问题视为单纯的气候问题或安全问题都有偏离其本质的风险，而将其视为发展问题也许才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因此，制定更具包容性和系统性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牛津大学学者恩里克·沙哈扎尔曾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建议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优先采取前瞻性措施，有效减缓气候迁徙对人类的冲击：

第一，绘制气候脆弱性地图，识别高风险区域和脆弱群体，实现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第二，建立并扩展预警系统，集监测预测、风险评估与应急准备于一体，有效降低成本，直接拯救生命。

第三，在气候热点地区向脆弱群体提供及时的现金支持，从财政层面增强民众自身应对能力。

第四，为灾害频发、未来可能不宜居的地区进行科学、有计划的迁移，避免未来的流离失所。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持续性的努力，而保护气候难民已是迫在眉睫的挑战。尽管国际社会已有各种初步行动，但一个全面、成形的应对体系仍需进一步建立。

这不仅关乎人道主义，更关乎所有人共同的未来。如果问题持续恶化，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我们不会也面临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