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大学音乐沙龙(照片由作者提供)
上周四的上午,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碰到了一位我们学校的博导,W教授。她见了我说:“我来给小朋友们上音乐欣赏课。”
我赶忙笑着说:“我也是,我来给他们上西方音乐史选修课。”
音乐学院大学部为附中初三到高二阶段的孩子开设音乐史和音乐欣赏选修课已经有好几年了,中国与西方音乐两个方向都有,学生选课的学期不限,但必须在毕业前完成选修。不过,我以为教这些课的一定都是我这样的基层教职工——毕竟给中学生的选修课分量肯定不如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所以,遇到W教授让我有点意外,毕竟她的研究生教学任务已经很繁重,还要兼行政职务,怎么还抽得出空来带附中的选修课呢?
对我的疑问,W教授笑道:“我很喜欢给附中孩子们上课的,对我其实是一种放松。”过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我还很喜欢给老年人做讲座。”
我连说两个“我也是!”——作为“萌新”,和我所敬仰的前辈学者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所共鸣,这让我欣喜。回大学部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聊附中孩子们和老年音乐爱好者这两个群体,他们在年龄上和音乐专业化程度上均位于两极,却有着可贵的共同点——对于严肃音乐,他们眼里有光。而正是这光,滋养了作为讲授者的我们。
一
在给附中孩子们上选修课以前,我其实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群体。虽然小时候也是琴童,可附小附中这群每天练琴6小时的天才儿童和我们存在显著差异(我学的是音乐理论专业)。近几年,社会上和音乐界内都不时有反思中国音乐“过早”接入职业化培训的声音,言下之意,现有体制似乎在批量生产没有热情和内涵的“演奏机器”。但事实上,就我这几年的教学情况来看,至少在中国“头部”音乐学院附中,这些从小苦练的孩子们依旧对音乐和自己的乐器(或专业,如作曲)等怀有很大的热情,且非常有想法。
每节课,最热闹的往往是播放课件演奏视频的时候。学生们丰富的演绎经验和对于演奏家的鲜明偏好,经常让这个环节有开奖一样的效果。讲门德尔松的那一回,我放了现下最炙手可热的小提琴家陈锐演奏的协奏曲。顿时,教室里同时响起欢呼和哀嚎——他们来自两位小提琴专业的男生,陈锐恰巧分别是他们最喜欢和最讨厌的小提琴家。热爱陈锐的学生说他演绎古典作品“又带劲,又精准”,舞台感染力很强;不喜他的男生则吐槽他对抒情段落的处理“品味不高”。
也许是透过这个小插曲看到了我对于他们课上表达个人观点的宽容(甚至是鼓励),课堂气氛逐渐活跃起来。顶峰转折出现在讲肖邦的那堂课上。在我播放演奏视频前,有个孩子举手问我能不能让他来弹。得到允许后,他一口气演奏了我课件中的一首练习曲和两首夜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完整度仍让人惊叹。让我意外的是,这孩子甚至不是钢琴专业的(较高程度的钢琴水平在音乐学院附中各个专业的学生身上都很常见)。那节课后,学生们纷纷“预定”之后课程中器乐作品的案例演奏,如果遇到协奏曲,还会有一个学生担任钢琴伴奏。甚至,有学生申请他来演奏和讲解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从教近6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学生主动要求“翻转课堂”。
选修这门课的将近50位学生并非同班同学,而是来自3个年级的6到7个不同的班级。至此,知识的传授、有意义的讨论、年轻的热情,乃至音乐的连接和社交属性都被结合到了一起——严肃音乐在当下的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场域,在无意中竟渐渐形成。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于我而言,教学的任务属性在淡去,逐渐转变为一种滋养和鼓舞。因为我也在大学教课,学生们的状态差异也让我时有感叹,许多大学生已然是一副好奇心和欲望完全得到满足后的倦怠感。(当然,由于近几年艺考政策的变化,国内顶尖附中学生选择在国内继续升学的人数有所下降,这并不是一批学生——这又是另一个话题。)这固然是当今许多高校都面临的问题,但音乐院校由于入校门槛高,学生们在入校时已是专业熟手,这或许让专业倦怠的现象更为凸显,也更引人思考。
二
至于W教授口中的“老年朋友”,说的是一批资深爱乐者,平均年龄已有70岁。他们是区老年大学音乐欣赏班的学员,其中的20多位活跃学员也组成沙龙,每个月自筹经费与场租,请音乐学院的教师来为他们做讲座。我和W教授都是讲授者。去年年底,我接到了沙龙负责人Z老师的电话。“明年我就不打算再搞沙龙了,”Z老师说,“明年我就85岁啦,从75岁开始组织沙龙,坚持了10年。我搞不动啦!”
Z老师告诉我,从沙龙成立到现在,他们每月活动,每年聚餐,成员最年长的已超过93岁。十年来,无一人去世,甚至大家都还能自理和出门活动——“由此看来,”Z老师说,“古典音乐确实延年益寿啊!”
我与老年乐迷们结缘也已有10多年,先后担任过军队荣休中心和市老年大学音乐欣赏班的讲师。从2013年到2018年,每周2小时的课程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生生涯,构成了我最早的授课经验。正式工作后,我不再担任常驻讲师,但每隔几个月会去沙龙开讲座,保持至今。
在老年大学上课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学员是基本固定的,没有“年级”之说,因此课件和内容没法重复使用,得一直讲下去。我先按题材讲,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交响诗、歌剧、艺术歌曲、钢琴独奏、合唱音乐、芭蕾舞剧……捋完一遍后又换个维度,从音乐断代史和音乐家人头开始讲。
一样是讲音乐史或者音乐欣赏,老年大学和附中学生们,或者说与年轻乐迷的期待很不一样,策略得作调整。中国的琴童,只要学习任何西洋乐器,都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演奏奏鸣曲或者协奏曲套曲时,首尾乐章的重要性常常超过慢乐章。论演奏难度、曲式复杂程度和戏剧冲突,往往是第一乐章最重。站在传授“知识”的角度,套曲首尾乐章的信息量通常比较大,这也是我在附中的授课重点。我起初在老年大学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讲的,直到在做沙龙时,我让他们“点菜”,没想到收到了一份清一色的慢乐章菜单。由于心理节奏的关系,我观察下来,老年乐迷对抒情性的需求普遍远超过音乐的“戏剧性”。
大家对于现当代音乐的态度,自然也是不同的。附中学生总体有很大热情。但作为一个钟爱早期音乐并凡事喜欢追溯演进史的人,我最早的课程大纲从古希腊古罗马的音乐开始说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也停留了几节课。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记谱体系、声部数量和音乐建制的演化并不感兴趣,反而不停追问我这课最后能讲到音乐的什么阶段——会有斯特拉文斯基吗?会有无调性吗?会有约翰·凯奇吗?布列兹和梅西安未必真的在他们平时的播放列表中,但他们仍对“初听不太好听的音乐有强烈的好奇心”。最早的那批“现代音乐”,在他们看来已是经典的组成部分。
老龄乐迷对当代音乐的兴趣要弱许多,这并不难理解。但学员仍因生活背景和聆听经验的不同而持不同程度的开放态度。有一次在军休中心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音频放到一半时,一位退伍女兵学员拍案而起,怒斥这是一种音乐审丑,是对高雅艺术的亵渎。换言之,当代音乐让她有一种被冒犯的不悦感,而这几乎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作品首演时群众反应的翻版。
对于组织沙龙的那些资深老龄乐迷来说,电台节目式的音乐欣赏——介绍一段,播一段——也并不足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聆听古典音乐超过十年,尤其是这批学员以“高知”群体为主,很多人退休前从事工程师、教师、研究员、企事业单位高管等,对逻辑和关联性有所要求。我曾问他们,在老年大学上课、参加沙龙或者听讲座的这些年,老师讲的哪些东西让他们印象最深刻?一位理工大学的退休教师答曰“泡泡图”——这是一种用软件做的可视化音乐分析图示,这是他在本市音乐学院著名教授的讲座上看到的,觉得对理解作品帮助非常大。甚至曾有一位退休工程师,在课后拿着一篇“知网”下的论文问我,说作者分析的李斯特钢琴协奏曲跟我PPT上的图示不一样——于是我赶紧又向他补充了一些19世纪后半叶混合曲式和自由曲式的发展,承认分析的结论是不唯一的。对音乐理论感兴趣的老龄乐迷不是主流,但能从侧面说明他们的敏锐性。丰富的聆听经验不但针对音乐本身,也针对讲课——长达十几年的听课与听讲座的经验——且讲授者经常是W教授这样的名家——让他们能快速辨别讲述者的业务水平和用心程度。他们曾把一位来应付试讲、照本宣科的博士生赶下讲台。对于未来有志于登上讲台的音乐学习者而言,这里倒成为了很好的锻炼场所。
还有一个切片让我记忆深刻。有一年讲歌剧史,学年快收尾的时候,进入到了20世纪歌剧,讲到了约翰·亚当斯的一部以70年代中国为背景的作品——之所以选它,是我满心以为歌剧的背景是学员们所熟悉的,可听性也不差。没想到我在放合唱场景时,底下一位女士举手问能不能别放了,因为歌剧的气氛激起了她的创伤记忆。这件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一根教学事故级别的刺,它让十多年前颇为年轻气盛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站在“专业”立场上的傲慢,提醒我永远保持敏感、警醒与同理心。
三
上节课,我向附中的同学们公布了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要求——写下本课程让你印象深刻的内容,要与音乐密切相关。比如课程是否改变了你对某个作曲家或某类音乐的印象?或者让你喜欢上了哪些音乐?想到他们几乎以后都会升入音乐高等学府,会有数不清的音乐史背诵和论文等着他们,我认为在这中学阶段的选修课,考察可以感性一点、轻松一点。几年下来,我已经收集了近200张课程感言,它们或许可以成为了解未来一代音乐家们的窗口。
而老年乐迷沙龙那边,在“您至少可以永远叫到我”的许诺下和其他成员的挽留下,Z老师已决定继续将沙龙开下去,并且培养起新的组织者。在最近几次沙龙中,我已看到有很多新成员加入。他们刚退休,精神与面貌仍很年轻,思维敏捷,与潮流完全不脱节,“老年”或“老龄”这样的词用在他们身上或许不再合适——这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群体时的情况已截然不同。按照一线城市的预期寿命,只要他们愿意,大多数人仍有接近30年的时间来学习。古典音乐和艺术,或许可以通过作为长辈的他们,滋养下一代甚至两代人。
当今的音乐教育版图中,“美育”作用正被日益强化,有时甚至超过了“教”本身,这意味着音乐教育中功利性和目的性的淡去。如此看来,年轻的未来音乐家和年长的爱好者处于同一美育语境下——通过音乐保持敏感、温度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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