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C刊当自媒体发”事件引发关注。知网数据显示，南京大学某教授5个月时间内在C刊发表了二十篇论文。而仅仅从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5月7日，就发表了十八篇论文，几乎是一周时间就有一篇论文。在数据之外更令外界震惊的是这些论文的“高度一致性”：几乎所有文章均为研究哲学家列斐伏尔之作，今年度的十八篇里有十三篇都是研究列斐伏尔的作品《空间的生产》。
公开资料显示，该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界享有崇高地位，论著等身。而从此次引发关注的这些论文来看，十几篇论文几乎都是《空间的生产》的读书笔记，只不过角度各异、侧重不同。坊间笑言“这是在将核心期刊当自媒体发”，也有网友慨叹“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青年学者出路在哪”。
外界对此次“C刊自媒体”事件的关注点，已经不仅是论文学术质量的问题，还扩展到为何头部学者可以发发发，而青椒与硕博生却“发个论文都难”的议题，而这也是积年已久的老问题，关系到当下的学术生产与评价机制。众所周知，硕博生与青椒面临诸多考核与评职称压力，“发C刊论文”成了他们学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回过头来，学术期刊能否发文章，似乎又不以学术质量为标准。
通常而言，学术期刊尤其是“C刊”“顶刊”代表着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准，投稿者拿出自己最佳的学术成果，期刊编辑依据论文质量与匿名评审结果决定是否刊发，由此形成一个“论文质量—投稿程序—学术水平—优秀学者—核心期刊”的正向循环。然而，“C刊论文发表”却并未遵照这一套本应有之的运行逻辑，而是屡屡沦为“头部学者自留地”，这是理应深入思考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首先，“C刊目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两年更新一次，每一个学术领域的C刊数量是有限的。出于自身利益驱动，C刊也希望吸引大牌学者来发文，有助于保住自身的顶刊地位，这就反向造成了头部学者的议价权上升，几乎到了“想发就发的地步”。
其次，对于那些早已著作等身、地位稳固的头部学者而言，他们“发发发”也有助于持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为职称评定与硕博招生带来好处，还能为自己的学生门徒架桥铺路。而议价权的强大也足以让头部学者把C刊变成自留地乃至自媒体，继而在学界创设一些寻租空间，打造种种“门户”“山头”“近亲繁殖”，让本该是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界变成党同伐异的争夺之地。
当然，还有一些学术期刊本来就被学霸学阀及其徒子徒孙们把持，自己人的文章当然是想发就发，根本不用管什么学术质量问题。大谈特谈“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的拍马文章，也能堂而皇之登上学术期刊。
如此一来，本来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成了“最受伤的人”：论文质量不等于论文发表，学术水平不等于学位职称，进而催生更多的负面激励，侵蚀学术界的价值观，长远来看也造就了向下沉沦的恶性循环。“论文掮客”“版面费”，甚至是不少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也屡见不鲜。
这种学术生产机制自然就催生了“C刊当自媒体”的“吃相难看”。表面上看，此次事件中的各方都受利益驱动而达成共识，但从效果来看却是一次“负和博弈”：C刊虽然拉到了头部学者“捧场”，但这么多刊物几乎是“连载式”地发一本著作的读书笔记，难免让外界怀疑其含金量，本身影响因子也会因为标题重复下降，明年还能不能留在C刊目录都不一定了。
而从张一兵的视角来看，身为早已功成名就的头部学者，如此把C刊当自媒体发，总还是有些“砸了自己的牌子”，损害自身本来稳固的学术声誉。难免令人联想起小说《围城》里那句借助虚构人物说出的讽刺名言，“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philosophers），该叫‘哲学家学家’（philophilosophers）”。
进而言之，学术共同体也会因为当下的学术生产与评价机制受到伤害。一方面学术自身面临板结退化，好的学术成果与年轻优秀学者遭遇“逆淘汰”；另一方面，公众也会对学术共同体失去信心，难免怀疑纳税人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钱来养活这么多学界中人与学术期刊。
因此，当前的学术生产与评价机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挤出多余泡沫才能让学术界恢复健康。学术共同体应加强自我改良，比如强化完善匿名评审机制、不以发文为唯一评价考核机制，等等，逐步建立本应有之的正向循环，把学术期刊办好，找回近四百年前世界最早学术期刊《哲学汇刊》（《自然科学会报》）创办时的理念，“世界各地有创造才能者当今的探索、研究和劳动的若干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