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诺威往北的RE列车居然准点开出，这可是我到德国几天来的头一回。暌违五年，德铁（DB）早已不是靠谱的代名词，对基础设施投入不够的问题经年累积，终于大爆发，晚点成了常态。德铁会在App上告知晚点原因，“轨道维修”“前车占用轨道”“轨道出现不明人员”等等，大家好像也都习以为常，每当一辆列车因为晚点导致可能赶不上接驳车次，就会看到一群人在站台狂奔突进，有时接驳列车会发善心等一等，有时就在你眼前开走，还有时你赶上了，唯一原因只是接驳列车也晚点，众人上了车，集体大喘气，整节车厢如同缺氧的鱼缸。
我要去黑尔戈兰岛——德国唯一一座外海岛屿，孤悬于北海深处，是南迁候鸟的重要停靠点。正值秋迁季，我的心痒痒的，想象无数没见过的鸟儿在悬崖海岸之上拍打翅膀。这一天运气很好，在不来梅与不来梅港两次换乘都没出幺蛾子，三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库克斯港的码头上等船了。这里是易北河入海口，阳光和风都大，激得水面愈加浩浩汤汤，白色帆船一字形驶过，耳边自动响起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岸边有座红砖纪念碑，顶着个大水雷，碑体上1914-1918、1939-1945两行数字说明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但它为谁而立呢？掏出手机拍照翻译，纪念的是扫雷舰阵亡将士，下面黑底黄字情感浓烈：“当来自深渊的死亡，威胁着德国的战争努力时，人们挺身而出，确保他人获得自由。”
我开始犯嘀咕：能理解港口城市人民对排雷舰的依恋与情感，但德国的“战争努力（Kriegsfahrt）”？1914-1918年也就罢了，1939-1945年？那算哪门子的“努力”？“获得自由”又是哪门子自由？其实，刚刚看到一战二战并列时，我头脑里已经响起不大不小的警铃，类似于如果你听到一个德国人总把“家乡”（Heimat）一词挂在嘴边，那么他大概率是一位保守右翼。此事说来话长。简言之，二战后德国通过反省战争罪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记忆文化，其特点之一，是体认犹太大屠杀（Holocaust）的独一性，即此罪行罪大恶极，德国人作为加害者尤须时时警醒，不可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亦不可将大屠杀与其他罪行相比，否则就有“相对化”乃至回避罪责之嫌。不难想见，寻求“国族正常化”的右翼不喜欢这种文化，总以各种方式挑战它，激得自由派/左派每每奋起反击——用德国作家、历史学家Per Leo的说法，这是一种反法西斯条件反射（Antifa reflex）。他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条件反射往往落入右翼陷阱：挑衅-反弹-辩解，一轮下来右翼有了说辞，“瞧瞧，这些自由派/左派就是这样给人扣纳粹大帽子的。”
后来我在柏林见到Per Leo，问他这种条件反射到底从何而来，他沉吟半天，说或许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左右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不确定历史脉络是否如此，只知道自己这大半年研读，大概也内化了这记忆文化，到德国后就不自觉像警犬一样从各种蛛丝马迹里辨别“右翼之味”。这么做有时是好的雷达（离开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你不难看到右翼人士回避罪责的小伎俩），有时是智力自杀，就比如那个复合词Kriegsfahrt，在句中被翻译成“战争努力”，单独查询，其实更接近中性，“战争期间的航行”。似乎……没有问题？难怪有人调侃德国没有旅行文学，此间历史太过沉重，更适合严肃的学者来书写，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触雷。也许我们此刻也需要一艘扫雷舰？这样我们就能获得“自由”？这种“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我饿了，饿得头昏眼花。在开往黑尔戈兰岛的船上点了“黑尔戈兰汉堡”，端上来，里头是黑糊糊的牛肉饼、酸黄瓜，生菜再佐以酸奶油，毕竟，历史上轮番占据该岛的丹麦、英国和德国都不以美食见长。海水渐渐变清，又渐渐变蓝，目的地到了。来之前觉得自己坐了三个多小时火车，又坐了一个半小时快船，总算深入偏远之地了吧，前文“孤悬”二字几乎是下意识使用，到了后发现靠近码头的步行街人头攒动，周末客在餐厅外晒太阳打望，在冰激凌店门口排队，在免税店扫货：烈酒、香烟、巧克力。
岛极小，沿着点缀着菊苣蓝色花朵的步道爬不了多久，就到了荒草漫天的宽阔顶部，在这里看得更清晰，黑尔戈兰就是北海中冒出的一块红色巨岩。所谓悬崖海岸在这巨岩一侧，总觉老朽剥落，像一块卤水豆腐千疮百孔的横切面，小家子气，不比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同类景观的磅礴。鸟也很少。悬崖上只有一只孤零零的鸬鹚，下面是常见的灰背鸥与欧绒鸭，步道两边更只有草地鹨，唧唧复唧唧。汉堡来的观鸟四人组扛着巨大的单筒望远镜，垂头丧气：繁殖季已过，悬崖上的候鸟走光了倒不意外，可秋迁的鸟儿呢？他们猜测是天气太好，鸟儿选择从高空过境，而不是停留。
我沿着悬崖海岸继续往前，不时用手机翻译阅读步道两侧的信息牌，其中一块写着1933年后纳粹对黑尔戈兰岛的改造计划，他们打算用30年的时间，通过填海建造一个可以容纳整个德国舰队的港口。一位好奇的女士看了眼信息牌，发出嫌弃的叫声，跑开了，不知她是厌恶纳粹玷污纯洁海岛，还是感叹哪怕到了这天涯海角，也逃不开记忆文化的追击？下头海水愈发清澈，我用望远镜扫到一只肥嘟嘟的灰海豹，如豚如猪如狗，精神为之一振。接近岛的最北端，白沙滩如一弯新月映入眼帘，沿步道下去，我听到了猛禽叫声，像回旋镖在空中飞，果然有红隼横切悬崖。沙滩上也有人在观鸟，一高大魁梧男士，甚至不用抬臂，相机贴腹稍加转动，就拍到了红隼归巢的高清图。
此地风景最佳，风积沙丘上长满密密灌木，结着石榴状红果，质地却如番茄般柔软多汁，再三识别，手机软件似乎铁了心，说它就是玫瑰。沙丘间也有步道，在步道上观海，无边湛蓝从红果灌木丛之上升起，偶尔飞来一只表情单纯的欧亚红尾鸲，前景就更妙。我甚至看到了一只西方秧鸡，这种鸟儿性子害羞，此刻却呆滞垂头，靠近了也不躲避，它额头上有一银色圆粒，不知何故。我转了一圈，重上悬崖，最后一班渡轮开走了，这里安静下来。太阳落得格外缓慢，下头的灌木已沉入暗色，上头仍然阳光普照，晨昏线好像在红色崖体来回拉扯，无需用力过猛，就能体会些许地球最后一次落日的错觉。岩壁上有几只北鲣鸟，北大西洋最大的海鸟，有两只还毛茸茸的未成年，这一家子为什么迟迟没飞往佛罗里达过冬呢？是想等孩子长大一点吗，还是拖延症发作？
第二天一早我又来逛沙丘，秧鸡不见了，有人盘坐在沙滩上，以为是瑜伽士，走近发现还是昨天那位男士，相机还是不必举起来，藏在双腿间，像个高僧，几乎没动，海面和沙滩上的鸟儿尽入相框。他从慕尼黑来，观鸟三年多，这次要在黑尔戈兰岛待七天，今天是他的“沙滩日”，也就是在沙滩上坐一整天，等待鸟儿降临。我按他的指点看到了刚刚抵达的欧金鸻，几个金色芝麻小胖，呆萌无比。人们往往看到观鸟人眼疾手快，不知道很多时候更要慢和耐心。我喜欢他对这种状态的描述：“就这么坐着，看着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飞来的鸟，一群一群，慢慢降落在这个岛上。”
黑尔戈兰博物馆离沙丘不远，它在19世纪末的初创正是因为观鸟者：来自勃兰登堡的一位鸟类学家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推动了生物研究和博物馆的建立。如今这个小小博物馆的“北海大厅”与室外若干个“龙虾小屋”，以一种非线性方式回顾这个面积只有0.07平方公里的小岛的历史：两百万年前，红色砂岩、贝壳石灰岩与白垩组成的黑尔戈兰岛由海面升起，海水侵蚀着岩层，造成崩塌，残存的石柱就是现在我们所见的47米高的红色悬崖——北鲣鸟、暴雪鹱、白翅斑海鸽的筑巢天堂。19世纪以前，这座岛屿多数时间被丹麦控制，人们在上面炼铜，捉龙虾，或者乘坐单桅帆船捕捞黑线鳕。拿破仑征服欧洲期间，这里是反抗与走私的秘密基地。此后黑尔戈兰被英国控制，成为海滨疗养胜地，当作家与知识分子受不了欧洲大陆的专制空气，就会来到这里吸氧。1841年，作家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从汉堡来到黑尔戈兰岛，“当我独自漫步在悬崖上，”他写道，“周围只有大海和天空，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写起了诗，即使我并不想这么做。”这一年他创作了《德意志之歌》，当时尚不存在统一的德国，那句著名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唤起了人们对一个以德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的向往。1922年，这首歌被定为国歌。纳粹时期，歌中提到的东南西北四个地名（如今都在德国境外），成为第三帝国领土扩张的号角。战后，《德意志之歌》被保留为西德国歌，但拿掉了有争议的前两节。所以，现在的德国国歌里，你不会再听到“德意志高于一切”这句话，但在黑尔戈兰岛博物馆外，你能看到一个1862年建成的纪念碑基座，上面还刻着这句已经不再正确的名言。
基座旁边的碎石地上，躺着一个青铜半身像，此人是德属东非殖民地（如今的坦桑尼亚）的创立者卡尔·彼得斯。1930年代，他的雕像竖立于黑尔戈兰岛（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是该岛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的重要筹码），在帝国时代，这位手腕残忍的殖民者被视作英雄。但如今，以何种方式展示这段历史就成了挑战。博物馆介绍说，他们也考虑过干脆不予展示，但认为把旧纪念碑推倒，让雕像头部朝下，是更好的方式。不过，我那天看到的卡尔·彼得斯，头部朝上，是谁刻意挪动位置，让他重见天光吗？我决心按捺住头脑里又一次响起的不大不小的警铃，不做多想。
从石头来，到石头去，故事往往如此。1947年4月18日，为了彻底摧毁纳粹在岛上留下的军事设施，英军在黑尔戈兰岛引爆了6700吨炸药。工程师们设计了一种机制，在大爆炸前触发一系列轻微爆炸，吓跑悬崖海岸的北鲣鸟、暴雪鹱、白翅斑海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核爆炸，如今在岛上高低不平的地貌上仍有体现，而两块爆炸碎石被摆放在黑尔戈兰博物馆入口处，蓝光幽幽，讲述着惊人的破坏，也讲述着“大爆炸”（big bang）后的新生。“历史是文化的心跳。”翻译软件告诉我。
黑尔戈兰博物馆编织地质历史、民俗文化与人类活动的方式，让我想起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小说《客乡》。最近几年，埃彭贝克与同样出生于东德的历史学家卡佳·霍耶（Katja Hoyer，著有重新讲述东德历史的Beyond the Wall一书）在英语世界引发关注，有人说，这是东德文学的复活，但这复活也在不少德国人心里拉响了警铃，不止一位西德人告诉我，他们对这种温情脉脉的新东德叙事持保留态度。《时代》周报（Die Zeit）一篇书评在肯定埃彭贝克作品的文学性后，忧心忡忡写道，持不同政见者文学的时代曾经很重要，但在柏林墙倒掉35年后，东德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的恐怖面目，甚至变成了无知者批评西方的方法，譬如，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合法替代品。至于西方的自由？“在《Kairos》（埃彭贝克新作，今年刚获得国际布克奖）中，它只是消费的淫秽自由。”
从博物馆出来，我继续去看鸟。这一回我绕到了岛另一头的海边。风很大，海水拍岸发出浓重的咸腥味，一只红隼御风悬停，像极风筝，一只我不认识的海鸥腿上绑着黄色环志，编号HN338，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观鸟人无处不在，我碰到一位来自萨尔茨堡的大哥，给他看昨天拍的西方秧鸡照片，他一眼就看出是被蜱虫叮了，恐怕性命难保。转头他就钻草丛去了，出来时拿着一根羽毛，“姬鹬。”高僧真的太多了。大哥也打算在黑尔戈兰岛住至少七天，明年他想去尼泊尔待两周，专心看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他最想看的鸟儿是鹮嘴鹬，一种生活在山地河流的漂亮鸟儿，颜色像中国的水墨画，除了嘴巴是红的。我向他推荐了云南，祝他好运。
回程时德铁露出真面目，火车三次临时停车，完美错过接驳列车，不得不在不来梅街头游荡，等待一小时后的下一班。再上车时，天空褪去了最后一点天鹅绒蓝，因为过两天要去雷马克的故乡奥斯纳布吕克，我开始重读《西线无战事》，窗外北德的黑暗大地快速后退，才读到第二章我就忍不住哭了，雷马克写19岁的同伴克梅里希的临终时刻，“要是他能张开嘴叫喊就好了！但他只是在那里侧着脸哭。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什么也没说。我想这些他老早就想过了，现在的他正单独面对渺小的十九岁生命。他哭泣，是因为这渺小的生命正在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