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和意大利外教一起吃饭，很多时候都难免教他几句汉语，好让他在某些情景下自力更生。有一次他口渴，便问我服务员怎么叫。我抬头看见周围都是小姑娘在端盘子，便说：“姑娘。”他大喊一句：“姑娘，水！”服务员一下就送来了茶水。他扬扬得意地喝着水，体味到学以致用的美妙。后来我们一起吃火锅，服务员都是大叔，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同事就又开始大喊：“姑娘，水！”其中一个大叔拿了水壶过来，表情并无异样，估计是对外国人比较宽容吧。我赶紧又给同事补课，耐心教给他三音节词“服务员”。
我自己吃饭也有类似的遭遇，不过是别人叫我。有一次，我在路边的夜市吃烤羊肉串，要的馕没有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维吾尔族女士过来和我商议，张口就说：“阿姨，没有馕了。”语气有些生硬，一听就是后天艰难习得的语言。我错愕之余，才明白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若是她汉语再好些，我定然会质问她：你的汉语是谁教的？后来我去路边摊买菜，买菜的大娘说：“妹儿，都是我种的，很便宜的。”我倒是很享受，感觉大约是“妹妹”这样的称呼，我毕竟还没到那位大娘的年纪。旁边的大叔倒是不服气，说：“什么妹儿吗？”我心里暗自嘀咕了：不然叫你“妹儿”，叫我“大叔”。我再仔细琢磨，在重庆话里“妹儿”大约是“小姑娘”的意思，不是“姊妹”的意思，才明白那位大叔的不服气，毕竟我也不是小姑娘了。
我是老师，生活在重庆，自然会消失在老师的海洋里，芸芸众生，都是老师。我来到这里，没过多久就发现大家都是“老师”，涵盖了“先生”“女士”“大哥”“大姐”“大娘”“大婶”……我感觉自己的身份也被淹没了，不过没关系，这样就没人觉察到你是真教书的，跟“momo”一样，隐蔽性很强。
称呼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是在外语、汉语和方言的交叉处。在亚文化层面，叫“姐”的也不一定是女人，称“爷”的也不一定是老头儿。但无所谓啦，叫什么都可以。我刚一这么想，就有人叫我“妈”了。最近我请了一位意大利教授来交流，比我还要大几岁，我心想要管人家饭，但一起吃了几次饭之后，他已经开始叫我“妈妈”了。我在惊异中想到我对于食物的执着，第一次察觉到自己的“投喂”倾向。在欧洲社会，没人管你吃不吃，吃什么，唯一关心的可能就是妈妈、奶奶了，他自然把我的态度和“妈妈”联系起来了。我这样的“淡人”，居然有萌发出母性的一天。后来，我在一些女演员的微博留言里，看到也有人叫她们“妈妈”，虽然不是很理解，但大约是年轻女孩对年长女士的认同，启动的“认母”机制吧。
在后现代社会里，消解的秩序让称呼变得富有流动性。试想一下，淘宝客服一改常态，不说“亲亲”或者“亲”了，上来就是“同志，你好！”那也蛮新奇清爽的。说实在的，有些潮流既不能抵挡，也不能改变，像感冒一样，也只能等着它过去。我大约是个老套的人，很不喜欢淘宝客服和我同事都称我“亲”，但一直在忍着，有一次忍无可忍，还郑重其事地对同事说了：别叫我“亲”，太像客服了，叫我名字不好吗？我看她还是很难改掉习惯，有几次发短信，快速撤回了“亲”的字样。我们真的很亲，正是这样，我才不愿意她叫我“亲”。
称呼永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时候在乡下，因为宗族聚居，每次遇到人都要脑子高速运转起来，在一大串亲属称呼中找到正确的那个，还好我没有太大问题，周围被耻笑为傻子的，大约是那些分不清“婶婶”和“姐姐”的。我有个学生——很乖巧有礼貌的那种女生，有一次把文本里一个凶恶的老太婆——一面叫骂，一面朝别人扔鞋子的那种，翻译成了“老奶奶”。这其实也大可不必，分析起来，西方人一般不会把亲属称呼用到其他人身上，也很少称兄道弟。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signora”（女士、太太）就可以称呼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成年女人。在私人层面，意大利人也说“Ciao bella”（你好，美女），但不像重庆话里遍地都是美女。
如今，在一个大家都不怎么认识邻居的社会里，免去了一大部分称呼方面的问题。在认识的人中间，我觉得汉学家顾彬找到了自己的办法。有一次和他参加答辩，因为他比较年长，年龄小的人都被他称为“小陈”“小王”“小李”，他自称“老顾”。这也是最早的汉语教材里呈现的语用，他应该学会之后就没有怎么改了，也没有试图与时俱进。
时光荏苒，我也马齿徒增，在知道对方姓名的情况下，在称呼方面养成了直呼其名的习惯。有些人明显比我大几岁的，也没有加“兄”“姐”“老师”之类的，但愿没有冒犯到人。皮兰德娄在一百年前写的《一个人，谁也不是，十万人》，故事始于主人公发现自己的鼻子略微有些歪，这将他引向了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中。他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自我审视，开始怀疑一切的真实性，最终觉察到：“我”是一个人，“我”谁也不是，但也拥有十万种生命形态。再回到称呼的主题，其实大部分称呼都不具有真实性，大可不必太较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