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5 14:00:00
程林记得，某次参加初中的课程活动时，道法老师在设计模拟法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原则性的错误。比如，民事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竟然是判处刑罚，“这说明有的老师还缺乏基本的法治素养和法治常识。”程林是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浙江省法治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身为北京市海淀区某知名小学的道法老师，张欣也坦承，不知该如何向学生讲解书上有关法治方面的一些内容，“自己不懂，不知道要讲到什么程度，更怕讲错。”所谓“道法”课，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全称为“道德与法治”，而师范院校培养的对应师范生专业则是“思政专业”。张欣的困惑其实并非个例。在给各个地方的中小学老师做培训时，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主任李宏勃也得到不少反馈：教材太难、太枯燥，而一线老师的法律知识有限，课堂效果不佳。鉴于此，从2017年开始使用的道法教材在2024年完成了一轮修订。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鑫参与了此次道法教材的修订。据他介绍，新教材已在2024年9月从七年级开始使用，到2026年将完成全部教材的替换。新教材中，六年级上册与八年级下册是专门的法治专册，“其中涉及法律的内容有所调整，难度有所降低。”但这不等于中小学法治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了。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指出，不管教材怎么改，现有道法教师的法律素养都亟待提高，师范院校应当在思政类师范生的培养过程中加强法治教育。
“照本宣科”
张欣始终记得教材改版后第一年上法治内容的情景：“就是照本宣科，自己对这些内容也不能理解，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因此也不敢讲得太深或展开讲，担心讲错。”上海某初中道法老师白静以八年级的道法教材为例分析，涉及法律的内容非常理论化，一些场景和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又有距离。她的儿子正在读八年级，对道法课的评价是“没劲”。程林是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2（法律与生活）教材的编者之一，每年都能收到大量来自学生和老师的读者来信和问题咨询。从来信和咨询内容看，学生的困惑是法律术语过于专业，不知如何理解，而学生最核心的诉求是如何在中考或高考中提高成绩。在程林的观察中，道法老师对这些法律问题的理解也较为片面，“有的老师只看到某个知识点，而这个知识点与其他法律知识的联系，以及与法理之间的关系，都并未理解。感觉他们特别喜欢抠字眼，或纠结于这道题为何选A不选B。”程林某次参加初中的课程活动时，道法老师在设计模拟法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原则性的错误。比如，民事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竟然是判处刑罚。这说明有的老师还缺乏基本的法治素养和法治常识。如果道法老师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情况会不同吗？周亮本科念的是法学，读研时转向教育学，2024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某高中担任道法老师。他发现，一般老师上课时更多围绕书本展开，无法链接至社会案件，尤其是经典的法律案件，只能用概念讲概念。日常备课时，同事常常向他请教，即使是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法律专业知识仍令他们头疼。就中小学道法课堂中法治内容的教学现状，任海涛根据过去六年的调研总结说，“老师要么泛泛而谈，学生对课堂缺乏兴趣；要么干脆不讲，学生也糊弄糊弄，靠背诵记忆应付考试。”“关于法治版块的部分，现在中小学的开课效果不如不开。”任海涛直言，课程初衷是想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和法律意识，但如今反而让学生认为法律是枯燥无趣的。他打趣，“法律学的是一种思维，现在一问高中生，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学法律，以为法律就是法条的死记硬背。”“但法治教育是公民教育特别核心的内容。”李宏勃表示，法律作为底线性的规则，比如，买东西遵守产品质量价格、开车遵守交通，这些是现代公民应该掌握的基本规则，不懂法就无法过现代生活。教学难度
白静已有二十多年的任教经验。她刚走上讲台时，这门课的名称还是“思想品德”。2016年，“思想品德”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这也是“法治”二字首次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治课程名称中。教育部统一组织编撰的道法教材，也于2017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统编教材最明显的变化是增加了法治内容。小学六年级上册和初中八年级下册为法治教育专册，集中讲授宪法。高中选择性必修的法治课程则聚焦民法典的内容。高鑫介绍，之所以在2024年对道法教材进行修订，是因为从第一版道法教材的教学实践来看，很多老师都认为法治专册的内容较深。即使教材里面的内容不深，涉及到相关知识点时，考试时也会加深难度，这反过来倒逼老师将相关法律知识挖得更深。“不能将法治教育和法学教育混为一谈。”李宏勃强调，国家的课标讲得非常清楚，培养的是学生平等观念、权利义务相结合、宪法法律至上等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而非告诉学生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区别在哪里，盗窃罪和抢劫罪的区别是什么。他指出，法治教育是让学生知法懂法，而非成为律师。日常的考试作为指挥棒，更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很多中小学老师把复杂的题目发给我，我说法学研究生都不一定能答对，你为什么要拿这个考一个10岁的孩子呢？”从教材本身可改善的空间来看，李宏勃进一步解释，国家对编写教材有严格的规定，尤其是统编教材，需要通过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审核。“将教材变成一本小说、一个故事难度太大。如果想将教材中法治相关的内容转化成学生愿意听的模样，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重点在老师和课堂，就对老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道法课程涉及内容的多元化给教学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李宏勃解释，现在的道法课涵盖哲学、逻辑、国际关系、法律和心理等内容。以一位道法课老师的知识储备，很难将全部的内容都讲好，尤其是法治专册的内容。道法课的现实困境还在于，相较于语数英等主科，在中考里分数占比不高的道法课在学校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张欣举例，由于学校专职的道法老师人数较少，她需要同时负责五六年级的教学，每个班两节课，一周有18节课。在日常教学之外，她缺乏时间和精力再进行法治内容的学习。事实上，要想将道法课程上得生动有趣，其实也依赖于更多的法治实践活动。白静的一名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在他们初一时就组织过职业体验活动，他进入上海市普陀区的检察院，还旁听过庭审，以及组织模拟法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强制报告制度。这原先只是课本上的简单知识点，而他在实践中看到了具体的案例和鲜活的人：有位家长在普陀区儿童医院抛弃了生病的儿子，护士发现后启用强制报告制度上报给检察院。最终，检察院介入，依法处置了监护人。“有些法律知识家里日常也会提及，但通过课堂的学习，再加上法治实践活动，就能筑牢对法律的印象。”上述学生表示。但能开展这类实践活动的学校显然并不多。张欣曾想要带学生去海淀区人民政府实践，观察政府的运作，但学校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量，并未同意。
思政类师范生如何培养？
秦雨欣是湖南师范大学2021级思政专业师范生。在她的培养方案中，仅有法学概论这门课是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有三学分，每周三节，上一个学期。“法学概论这门课主要是介绍较为基础的法律条文知识和针对简单法条的讲解。”秦雨欣说，老师上课举例颇为陈旧，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能否结婚来阐释婚姻法；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时，聚焦的也是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学院原本开设了一门特色课，学生能在系主任的带领下去法院旁听庭审，但秦雨欣这一届的学生并未开展。刘璐是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思政专业的硕士生，这个夏天刚刚毕业。回顾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她也希望能接触更多法治相关内容，增设相关课程，并在实习时有机会设计模拟法庭或组织类似活动，“我们也渴望参与这类活动，毕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带学生去做。”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多所师范院校的思政师范生培养方案，思政师范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几乎仅有法学概论。“如果希望学生具备法律知识，就要求他们的老师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这背后就是谁来培养思政类师范生的问题。”任海涛指出，目前思政类师范生并非由法学院培养，即使为师范生开设法治概论类的课程，如果授课老师本硕博均非法律专业，授课效果可能也有待商榷。在思政与法治教育师资的培养上，杭州师范大学的实践或许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早在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结合学院特色发展的需要，设立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点，以培养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思政与法治课程专任教师。程林介绍，学院当时的设想是，学生在本科阶段在学习教育学基础理论、掌握基本的教学技能，研究生阶段则主要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是与中小学教学相关的法治内容。起初，由于大家对专业的认可度不高，学校给的招生名额也不多，故此每年仅招五六名学生。两年后，第一批学生毕业，就业情况很理想，有学生到浙江省内知名度较高的中学任教。此后几届毕业生甚至一度供不应求。这些毕业生上岗后的反馈也很不错。学校里学科组其他老师不懂的法律问题能请教他们，如果遇到他们也不懂的法律难题，也能很容易找到法学院老师或业内人士请教，这是现在很多思政与法治教育老师不具备的优势。不过，由于杭州师范大学的计划调整，目前此类教育硕士的培养已转移至其他学院。程林认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中小学道法与思政老师的法律知识结构有欠缺，在培养过程中要想方设法补齐这部分内容。“思政与法治教育师资的培养在法学院亦或是其他学院只是形式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所学内容能否满足未来的教学需求。为了让思政类师范生接受更为完整、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任海涛联合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法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同仁，共同编写了《法治教育学导论》一书，其中既包括法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涵盖法治教育的教学实践。任海涛还建议，国家应当鼓励法学和教育学、心理学、思政等专业联合培养法治教育方向的研究生，并尽早设立“法治教育”本科专业和二级学科。职后培训
针对学院思政类师范生的培养，高鑫解释，本科阶段大一主要是公共课，大二和大三上开设专业课，大三下实习，大四忙于毕业论文和就业。在大二学年和大三上的三个学期中，除了法律类课程，还有哲学、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学等各方面的专业课程。高鑫认为，整个道法课程涉及的面较广，除了法律相关的课程，还有公共课、教育学的课程等等。师范生在校的整体时间和精力都较为有限，因此，除了校园内的培养，工作后的持续学习也很重要。比如，每年有针对中小学老师的国培和省培，也是增强教师法治素养的途径。即将成为一名高中道法老师的刘璐为了讲好课本上的法治内容，会在网上寻找相关教学视频，遇到难题时也会向法学专业的朋友请教。针对在职教师的培训，程林认为可以积极培育法律专业人士和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共同体。比如，现在不少学校都有法治副校长，他们多半是来自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专业人士，如果中小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专业问题，身边有人能够帮他们解答教材中的专业内容或提供相关案例，对他们帮教学的帮助可能更大。“如果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公民法治素养要普遍提升，在国民教育过程中，就要让孩子们树立起法治意识。”程林强调。她解释，现在很多孩子过早接触各种信息，如果他们对法律的理解有误，将来也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她和团队在研究中发现，有的孩子误以为伤害自己的家人不算犯法，只有伤害别人才算犯法。而在实际情况中，类似的伤害身边最亲近之人的案例并不少。“要结合生活实际，让孩子真正觉得我们的课是有用的，而这些法律的意识跟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要化作实际行动。” 这是白静在教学中的感悟。两个月前，两名初三学生向她咨询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分别是租赁房楼上邻居扰民该如何处理，以及被人造谣了该怎么办。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孩子在处理这些事情上能力还很有限，但他们至少知道来询问老师是否有法律上的解决方法。“今年或明年，国家有望出台法治宣传教育法。有了法律，对学校依法开展法治教育有了更大的支撑。”李宏勃说道。（应受访者要求，张欣、白静、周亮、秦雨欣、刘璐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