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离不开高科技。俄乌冲突中，乌军精准打击，屡次奇袭，这背后有一家名叫帕兰泰尔的公司。该公司也曾帮助美国军方成功定位本·拉登。公司原由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等人共同创立，其名称来源于《魔戒》中能观察世界的魔法球“Palantir”，寓意是该公司能帮助用户看清复杂的世界。帕兰泰尔公司宣称他们的技术能将海量的无序信息，转化为直观的可视化图表，并对所有零碎的客户数据进行分析、标记和整合，业务涵盖反恐、灾难响应和打击人口贩卖等多种复杂领域。公司股票被视为政府股、军事股、科技股、人工智能股，概念很多，有很多风口可让其飞起来。确实，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在美国股市上也是亮眼的存在。2025年第一季度，帕兰泰尔在美国市场实现了显著的收入增长。美国总收入同比增长55%，达到6.28亿美元。2025年，该公司来自政府部门的收入同比增长45%，达到3.73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其为美国国防部门提供的软件系统。
最近，该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总裁亚历山大·C·卡普(Alexander C. Karp)和法律顾问尼古拉斯·W·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合著了一本书《技术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和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书。此书让人从公司高管的视角，了解这家神秘的公司，以及它与“军工联合体”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美国优先、国家身份认同上的描述，无论是论证逻辑还是举证事例，和当下川普主义重合度都很高，值得美国研究者和国际观察者关注。
与硅谷分道扬镳
该公司原本在硅谷，因总裁亚历山大·C·卡普不满硅谷文化，将总部迁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卡普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又从德国歌德大学获得社会理论博士学位。另外一位作者尼古拉斯·W·扎米斯卡，本科和法学博士期间均就读于耶鲁。两位精英背景的作者认为，硅谷处心积虑地追逐消费者，精益求精地让点餐更快、修图更好、搭车更方便，一切围绕着消费者，是对精英阶层的背叛，是他们在文化上雄心的丧失。这些工程师本应为打造国家实力做贡献，而不是围着消费者转，弄这些“琐碎”的东西。跑楼下点个餐而不是叫外卖，招手打车而不是网约车，也麻烦不到哪里去。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2008年也称，许多新兴公司将精力集中在“无需思考的应用”上，比如洗衣应用、送餐或娱乐。他认为，新的技术和发明常常被琐碎化，以满足投资者的期望。相比之下，埃隆·马斯克创立的特斯拉和SpaceX等公司则大胆地填补了美国政府在太空探索等领域的空白。
作者自己的公司，似乎更有“为国效力”的情怀。这让他们也瞧不上硅谷的公司，包括谷歌、微软等巨无霸公司，更不要提天天让人晒这晒那的Facebook等公司。许多硅谷工程师抵制参与可能有军事应用的项目，包括那些旨在更系统地瞄准和清除战场敌人的机器学习系统。这些工程师常常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优化社交媒体广告投放的算法，却不愿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开发软件。即便公司拿到了政府和军方大单，也会遭到员工反对。2019年，微软因接受美国陆军的国防合同而面临员工的压力。同样，2018年谷歌员工的抗议促使公司决定不再续签与美国国防部“Maven项目”的合同，该项目是协助分析卫星及其他侦察图像，以规划特种部队的海外行动。
两位作者这么看，或许与其产品有关。该公司有四大核心产品：帕兰泰尔 Gotham是专为军队和反恐分析师设计的情报与防御工具，主要客户包括美国情报界和国防部；帕兰泰尔 Foundry广泛应用于数据整合和分析，服务于摩根士丹利、空客等众多企业客户；帕兰泰尔 Apollo是一个持续集成/持续交付（CI/CD）平台，简化并加速软件的更新和维护；帕兰泰尔 AIP是一个利用大语言模型（LLM）的人工智能平台。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公司服务于国家，而且还想把其他科技公司拉下水。看来军工的饼很大，他们吃不完。
新曼哈顿计划
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际，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断言“要达到强制目的，暴力必须是可预期的”。他将战争视为一种讨价还价的过程，甚至是外交手段。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社会要维系，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感召，还得有硬实力，而在这个世纪，硬实力将建立在软件之上，包括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软件或平台。
作者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军事投入不足。可能当下川普的国际政策，就受这些军事科技公司的游说所影响。如今，要求欧盟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奥巴马发起并由川普延续的呼吁。奥巴马曾对北约盟友“搭便车”表示不满，例如指出英国的国防开支不到其GDP的2%。他明确警告当时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希望与美国保持关系的国家必须承担起应尽的份额。作者暗示，德国“可笑”的军费开支，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胆量，实际上“拔掉了德国的牙齿”。战后德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等人物，都反对东西德统一，他们担心德国重新军事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会重演。孰料突然平地一声雷，出现了俄乌冲突，而先前担心的德国统一所导致的军事化，反成了文学家的失算。
作者也宣称美国在AI上投入不足。正是这种思维，使得美国现在开始阻挡竞争国家的留学生，进入美国高校读人工智能等专业。当其他国家在军事AI领域奋进时，美国最顶尖的科技却被用于优化广告的算法，和各种围绕着消费者的零碎应用，而对军事和国家需要退避三舍。书中说这是一种自满。胜利者往往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变得自满，继而走向滑铁卢。这种自满在当下尤其危险，因为世界主要国家正投入一场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新型军备竞赛。作者认为美军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例如在人脸识别上，美国出于隐私保护等方方面面的考虑，已不敌其他国家。现在似乎也想赶上：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位于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定期对来自世界各地公司的数十种面部识别算法进行测试。最有效的系统会接受“双胞胎研究”，即向算法展示同卵双胞胎的照片，以确定程序是否能可靠地区分人类常常难以察觉的细微面部差异。
人工智能在维护美国领先地位上的重要性，与历史上另外一个关键时刻可以对比：1939年，爱因斯坦曾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在白宫过夜，之后他写信敦促罗斯福探索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罗斯福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深知事态的紧迫性。爱因斯坦和西拉德在信中呼吁，鉴于原子武器的快速技术进展，政府“务必保持警惕，如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场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希望那“灿烂的紫色云团”能带来持久和平，如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相信炸药可以结束战争一样。其理念是，极端的暴力反而可能促成冲突的终结。事实上，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世界进入了长达数代的和平时期，至少没有发生重大的大国冲突，只有一些代理人战争、局部冲突，这总比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好得多。
本书认为，原子弹时代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软件时代。未来的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AI的开发和应用。与过去的武器开发不同，AI开发遵循一条独特的路径，将软件与硬件结合起来服务于新的军事功能，例如驱动无人机。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战争更像一场电子游戏。作者认为，道德社会在拥有并正当使用武器时，可以有效地威慑更大的冲突。他们主张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发起一场新的“曼哈顿计划”，通过广泛使用AI来保持军事优势。然而，回到我们一再谈到的话题：有才华的硅谷工程师不愿参与AI武器系统的开发。
知识勇气的消退
二位作者观点右倾，奉行国家主义，远离全球化，对美国多元文化和包容之说极为反感，认为这些掏空了美国的内涵。作者批评“扼杀真正知识风险的披露和惩罚制度”，这种制度几乎没有给原创思想家留下空间，它尊重个人权利甚于国家和社会利益，注重政治正确，忽略了国家身份的建构。硅谷的建制派已经对包括文化或民族认同在内的整个思想范畴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以至于任何接近世界观的东西都被视为一种负担。谷歌2004年上市时采用的口号“不作恶”（后来被“做正确的事”取代），反映了一代才华横溢的软件工程师的观点，他们受到的文化影响让他们重视识别和抵制邪恶，而非如何在困难、混乱、不完美的世界航行。作者认为，问题在于“那些什么都没说错的人，往往什么都没说”。连精英大学的校长，在管理中也是采取修修补补的“临床方法”，而非雄才大略的洞察，对于包含有“荆棘、倒刺和缺陷”的重大问题，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
西班牙心理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观察到，“精英是世界性的；人民是地方性的”。这一代技术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避免疏远任何人，将个人主义置于集体认同之上。“创新文化”一直被“软件工程师的无差别技术构建”所主导，他们只是因为能构建就去构建，而脱离了更根本的目的。这代表了“美国心智的产品化”。
几代教育工作者，不愿探讨“善”而非仅仅“正确”，留下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有被煽动者和野心家填补的风险。这种不情愿源于容纳所有观点和价值观的愿望，但“对一切的宽容”往往会演变为“对任何事物的支持”。我们自身不愿，甚至害怕冒犯、疏远受众，害怕失去认可。作者说：“后现代主义这种不愿提出规范性主张和价值判断的倾向，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对真理做出描述性主张的能力。”作者呼吁公众内省，“不是看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们目前衰落的同谋，看我们自己，看公众本身，因为我们未能奋起反抗，抵制美国心智的空洞化。”他们要强调的建构，是美国概念的实体。作者以李光耀为例，描述他如何从语言上整合新加坡，打造文化和国家认同感。当下的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和过度的包容，消解了美国的整体属性。到今天为止，美国还没有官方语言——英语并非正式的官方语言。川普抱怨，这么做，使得美国在翻译上浪费了大量金钱。或许未来不久，他会促成英语的“正式官方语言”地位。
作者批评了后现代和东方主义对于西方社会建构的冲击与解构。在斯坦福大学，二战结束后多年，“西方文明史”一直是必修课，向学生介绍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和阿伦特的一系列精选作品。然而，1968年11月，一个十人委员会决定放弃这项要求，该课程于1969年结束，据当时校报报道，“以一声呜咽而非一声巨响”告终。
对思想对手的尊重，即便是不情愿的尊重，也可能带来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在一个习惯于贬低对手而非与对手交锋的文化中。作者认为，对于敌手的尊重是一个法宝。傲慢则会影响判断和进步：纳粹未能开发出足够有效的近炸引信，使得炸弹在击中目标前爆炸，就是他们傲慢而非无能的结果。
此书对消费者为导向的趋势，总结得并没有错，说他们抱负浅薄也没有错，但是走向军事和政治是不是解药，值得怀疑和警惕。将所有科技公司的创新都简单地与军事应用挂钩，可能过于偏颇。这种鹰派技术公司的走向，和他们资金雄厚之后的行动和游说能力，也值得人们关注。谷歌、微软的商业化和非军事化倾向，是人各有志，和平主义也是选择。再说了，在搭车、点餐、广告、分享图片和视频方面的技术进步，有什么不好？技术直接作用于和平状态下的生活，使其更优化，应该是进步。作者的视角无疑受到了其特定事业背景的影响，存在“屁股指挥脑袋”的嫌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此书，看到游说公司们都在怎样给立法机构灌迷魂汤。尽管如此，该书在探讨美国身份建构方面的论述，无疑具有超越其核心争议的深刻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