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围绕苏轼在登州（今山东威海文登区）的生活经历展开，讲述了他与“百事可乐”的渊源，以及他在蓬莱的游历见闻。内容涵盖了苏轼在登州的诗词创作、美食体验、对海防民生的关注，以及他的人生哲学。文章还探讨了苏轼在政治上的进退维谷，以及他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

🌊 苏轼与登州结缘，因“百事可乐”典故流传，他在登州留下诗篇，赞美当地风光，并关注海防与民生。

🍲 蓬莱美食诱人，苏轼品尝鲍鱼，赞美海鲜，体验当地风味，并关注盐业专卖对民生的影响。

🏛️ 苏轼在蓬莱留下足迹，游览蓬莱阁、苏公祠等古迹，在海市公园留下塑像与诗碑，展现其文化影响力。

🤔 苏轼在政治上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最终选择地方官职，展现其豁达人生态度。

文登百事可乐

很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列举了一系列翻译得精彩的外国地名与品牌。印象很深的，是徐志摩译的意大利城市翡冷翠（佛罗伦萨）、朱自清译的巴黎地名枫丹白露。他俩好像灵机一动，就让字眼组合得这么清澈恬美，浸透诗意；品牌的举例，则有可口可乐、露华浓、百事可乐等。

那时候我不知道，“百事可乐”居然源自苏东坡写给朋友鞠持正的一封信：

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岛中出一药名白石芝者，香味初嚼茶，久之甚美，闻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状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为辩，秘之。秘之。

百事可乐的汉译字面简单，含义喜悦，与英文Pepsi-Cola的发音也比较接近，确实是妙译。译者从东坡相对冷僻的书信中，信手拈来这四个字，一定是他的超级粉丝吧？

信中的文登指登州。元祐年间，已离开此地的东坡，以过来人的身份向鞠持正介绍登州的特点和特产，推荐那边海岛产的白石芝，说越嚼味道越好，对身体很有益。东坡教他如何区分白石芝与石木耳，又孩子气地叮嘱对方，你一定要保密哦。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威海市文登区一条高速公路跨线桥的桥栏上，挂着巨幅广告牌，蓝色山峦的背景上，用红色苏体字写着：“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苏轼《与鞠持正书》。”正文字号很大，非常醒目。

搜索了一下，文登的宣传文案中，这句话频繁出现。

唐初，登州的治所曾短暂设在文登县，后来迁往蓬莱县。北宋登州辖蓬莱、文登等四县，文登得名更早，苏东坡屡次称登州为文登。文登县现为威海市文登区，当地用东坡的话作城市形象推介，十分贴合。当然，“百事可乐”这一美誉，是东坡献给整个登州的。他写到某地的诗文或只言片语，往往成为当地人最偏爱的宣传语，登州也有此幸运。他还夸登州为“山海名邦”，也经常被引用。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谪居黄州四年多，被神宗皇帝迁往汝州。依然是团练副使，但是离京城更近，算是一种优待。赴汝州途中，他上书请求在置有田地的常州宜兴县居住，得到批准。随即神宗去世，年仅八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旧党大臣被陆续起用，苏氏兄弟也在其中。

东坡回常州不久，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得到知登州的诏命，七月下旬北上赴任，十月十五日抵达蓬莱。不料，五天后就受命回京任礼部郎中。他称自己五日太守，在登州实际停留了二十多天。

蓬莱丹崖顶部，一字排开几座古建筑，除了中间的蓬莱阁，还有苏公祠等建筑。  摄影 卢向前

大饱眼福口福

离开登州前夕，东坡写下著名题跋《书吴道子画后》，称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在古今诗文书画领域臻于完美。他一向推重吴道子，说有些画作我不敢确认作者，但吴道子的画我一望就知道真伪。可惜世间赝品太多，像史全叔收藏的这种真迹，我平生也只见过一两次。东坡赞美吴道子“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该评点对艺术创作和鉴赏影响深远。

东坡当地方长官时，往往跟爱好艺文的同事走得更近。在登州这半个多月，承议郎史全叔的出场率很高，除了藏有吴道子真迹，他还抢到东坡的一幅画。后者的《书自作木石》说，我来登州五天就卸任，很眷恋山海胜景，跟大家在宾日楼饮酒。喝得酣畅淋漓时，挥毫绘成木石图，“投笔而叹，自谓此来之绝。”东坡酒酣耳热时喜欢泼洒笔墨，书法居多，大家喜欢争着取走。那天不知是史全叔动作快，还是东坡有意，他特别满意的这幅画被史全叔拿去收藏了。他还抄录自己的诗《登州海市》送史全叔。

东坡一直向往海市，几年前在徐州写过题画诗《虔州八境图》，烟云缭绕郁孤台的景致，让他禁不住遐想蓬莱仙境：“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当地父老告诉东坡，海市通常出现于春夏。他到蓬莱已是初冬，且很快就得离开，那就肯定看不到了。已经登上蓬莱阁，却与仙山无缘，真是万分遗憾。东坡不甘心，去海神庙祈祷，第二天居然如愿以偿——但见水面有楼阁高耸，山冈翠绿，群仙出没于云海。

他有点抱歉，明知奇丽景象都是幻影，却要为耳目之欲冒昧地劳烦神灵。但海神竟然没有拒绝呢，东坡感激也庆幸，觉得上天待自己到底不薄。这首诗的末尾，写到海天复归澄静，坐牢、流放六年之后刚刚复职的苏东坡，不由得联想到荣枯得失的变幻无常：“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东坡有石癖，逮到机会就要捡点石头玩赏。谪居黄州时，还拿点心跟孩子们换彩色石子，慢慢积攒了298枚。他将彩石配上古铜盆，赠给佛印禅师。自己调侃道，山僧野人想供奉禅师却又没钱置办衣服饮食等，都可以献上清水浸泡的石头，这是由我开始的。

蓬莱阁下的海滩上，有很多被波浪冲刷得圆润晶莹的小石子。东坡觉得每颗都可爱，收束不住，竟捡了数百枚，用来养石菖蒲，“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他在登州还得到几升芡实大小的白石子，可以做枕头。这些石头被他千里迢迢带往开封，几年后又带到杭州。听说通判梅子明的父亲酷爱石头，就将小石子送给子明，让他给父亲做凉枕：“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自宁亲。”

来到海边，绝不能错过海鲜。蓬莱鲍鱼（古称鳆鱼）从来都是海产珍品，东坡自然要大快朵颐。《鳆鱼行》铺陈了一系列典故，在苏诗中相对沉闷，不过内容丰厚，古今中外被烩成一锅：窃取汉室的曹操、王莽都爱吃鳆鱼；古时此物特别昂贵，如今南北流通方便，仍然备受京城贵人青睐；日本所产鳆鱼等“异方珍宝”已经来得更多。他也大书特书鳆鱼的味道之美、采捕之难，最后表示要送给朋友做羹汤，因为它可以养睛明目。

东坡果然给好友滕元发寄去300枚鲍鱼，外加一副黑金棋子、一竹篓天麻煎等。

丹崖顶部的卧碑亭里，卧碑正面是《书吴道子画后》。  摄影 卢向前

担忧海防民生

苏东坡在登州看海市、吃海鲜、捡美石、作诗画，果真百事可乐。不过也没有耽误调研，“入境问农，首见父老。”回到开封他就上了两份奏章，《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分别关注军事、民生。

前者呼吁朝廷弥补海防的一个缺陷。东坡写道：登州靠近辽国，隐约可见对方的山川。一旦顺风，他们的船舶扬帆就能迅速抵达城下。本朝在登州一直屯有重兵，训练水战，早晚传递烽火。每年四至八月都派遣兵士戍守驼基岛（今砣矶岛），以备不测。从景德年间以后，屯兵经常不下四五千人。除了本州诸军，还从京师、南京、济州等地调拨兵马驻屯。庆历二年又增设澄海水军弩手两个指挥，与原有的平海两指挥一起防御辽国，成为京东一路的屏障。敌人知道我们防范严密，所以没有挑起事端。近年来，平海、澄海的兵士不断被分派进驻密州、莱州。兵力削弱，会引发敌人的侵犯之心。这四个指挥的兵士遭轮番调走，无处学习水战，武艺荒废，遇到紧急情况容易误事。因此请求朝廷明确指令，今后不得差遣登州平海、澄海等四指挥的兵士去其他州驻扎。

《乞罢登莱榷盐状》则为盐工生计受损与百姓食盐困难而发声。东坡指出，登州“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产海盐只是卖给居民食用。近年施行食盐专卖，带来三大危害：第一，官方付给灶户（煮盐为业者）的买价很低，与他们以往卖给百姓的价格相比，不到三分之一。灶户难以维生，逐渐逃亡；第二，民众与大海近在咫尺，却只能购买官方的高价盐，深山穷谷的平民甚至连盐都吃不起；第三，商人不来此地，食盐积压无法流通，官方的盐仓存满了，只能露天堆积，一两年间便毫无价值。损失官府的成本，官吏要被责罚，受官方指派买卖海盐的商户也会倾家荡产。官府无丝毫之利，百姓也同时受损。莱州的情况跟登州相同。东坡请求朝廷考察评估，先废除登、莱两州的食盐专卖，依旧让灶户把盐卖给民众，官府收取盐税。其余地区，待朝廷委托有关部门详细研究利弊后再实行。

地方官任职一方，若能体恤民间疾苦，必然收获赞赏；如果他还以文采风流让山水增加光华，便是锦上添花。苏东坡之于登州，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蓬莱阁旁边会有一座苏公祠。

小屋面朝大海

经过八仙雕塑和仙境路，来到会仙桥。正在想着仙含量很高，就看见桥栏上镶嵌的戚继光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边愁频入眼，俯仰愧心期”等，刀兵气扑面而来。那么，这一带大概是仙凡交会处？果然，紧扣八仙过海传说与海市蜃楼奇观的蓬莱阁，跟军事要塞蓬莱水城近在咫尺。

后者历史久远，宋仁宗时期已建成刀鱼寨驻扎水军。明初在此基础上修筑水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这里训练水军。它是国内现存最完好的古代军港，遗留了多种军事设施。不远处有个小岬角插入海中，赭色峭壁的上方便是蓬莱阁、苏公祠等。

蓬莱水城  摄影 卢向前

走到一座蓝色基调的牌楼下，匾额“人间蓬莱”落款苏轼，是集他的字。这一路富有仙家气息：丹崖仙境牌楼往前，龙王宫、天后宫、三清殿、吕祖殿的殿宇，参差错落，随地势抬升。丹崖山顶的蓬莱阁最后亮相，它始建于嘉祐六年（1061年），即苏轼成为进士的第四年，与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并列四大名楼。

已是3月初，气温却在零摄氏度左右，手指裸露一阵，感觉快要被冻肿了。蓬莱阁北面的崖顶平台，海风迅猛，把人吹得东倒西歪。用手机拍照时，“请保持稳定”的提醒，变得难以实现。几只西伯利亚银鸥倒是不畏寒冷，摊开灰白相间的翅膀，悠然掠过。不知东坡来蓬莱那年冬天，天气咋样。

俯视峭壁下方，海水锲而不舍地撞向黄色沙滩，卷起一簇簇白浪。东坡捡过的小石子已经无影无踪。

丹崖顶部，一字排开几座古建筑，除了中间的蓬莱阁，多数坐南朝北。蓬莱阁东面依次是卧碑亭、苏公祠、宾日楼、普照楼。

丹崖顶部，由西向东，依次是苏公祠、宾日楼、灯塔。  摄影 卢向前

卧碑亭像一间民居，简朴小巧，几堵墙上嵌了十几方被玻璃护着的石刻，东坡的《文登石诗》等。卧碑在亭内西侧，近一米高，却有两米多长，这种款式确实稀少。碑身笼罩玻璃箱子，前方还挡着一尺多高的木栏杆。正面刻《书吴道子画后》，碑文顺序不知为什么与原文不一致。大部分为沉稳的楷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那几句被拈出来挪到末尾，笔势突变，奔放跳跃。据介绍卧碑为金代重刻，背面是《登州海市》。使劲探头，视线依然够不到。请教一位导游，她说字迹已经模糊。

苏公祠比卧碑亭略大，同样低矮，祠额、楹联由当代书法家舒同、赵朴初书写。外墙面有两块斑驳的长方形凹痕，似乎曾经镶嵌石刻，后来毁损了。祠内南墙中央的石刻拓本，是东坡戴斗笠、穿木屐的晚年形象。内壁嵌着20来件石刻，包括行书、楷书《登州海市》，楷书为清代书法家、山东学政翁方纲临摹。

灰砖铺地，灰瓦覆顶，褐色门扉与窗棂图案都简单，已经褪色。这是我见过的最袖珍、朴素的一座苏公祠。在蓬莱阁侧、丹崖山巅，如此逼仄的空间，有一间面朝大海的小屋留给苏公，十分难得。五日太守，竟也被蓬莱人这样惦记。后来查资料得知，明末建于蓬莱阁西面的苏公祠更狭小，清代迁建到现址。

东坡与友人曾经在宾日楼饮酒、赏景，这座砖木结构的秀气楼阁，显得很有来历。它的二楼开有八扇圆窗，想来观山望海都自如。‌

海市公园的苏东坡塑像，后方是苏东坡《海市》诗碑。  摄影 卢向前

蓬莱海市公园也有《海市》诗碑。从大门进入海市广场，首先看见三四米高的东坡塑像：眼睛微眯，带点醉意，挥毫、抬手，腰上拴着酒葫芦，比较写意。

塑像后边就是巨大的《海市》诗碑，背景为观海高台神游台。大海就在它的外面铺展，浊浪翻腾，黄沙粗糙。天边有青灰色云层，水天迷蒙，远方那几座岛屿，明显不是仙山。

《海市》诗碑背面，是杨朔的散文《海市》节选。小时候，他“正在蓬莱阁后拾一种被潮水冲得溜光滚圆的玑珠”，突然看见海上劈面立起一片山峦、渔村、城市、车辆。杨朔十几岁离开故乡蓬莱，仅见过这一次海市。看来，海神确实很照顾东坡。

美食称心如意

鲍鱼、小面和鲅鱼水饺，是蓬莱的人气美食，来之前便列入计划。鲍鱼跟东坡沾边，顺理成章排在首位。在蓬莱的餐馆，除了清蒸鲍鱼，还有红烧、爆炒、盐焗、炖汤、熬粥等各种做法。风格清淡、浓郁、泼辣，不一而足。坡公吃到的口味，或许远不如今天丰富。

几位出租车师傅推荐的佳和水饺、饺子就酒，饺子种类丰富，各种菜肴的分量更大。前者的水箱、冰柜展示着数十种鱼虾蟹贝，任由顾客指点挑选。几样菜上桌，器皿、摆盘好看，食材新鲜，味道清爽可口。鲅鱼韭菜饺鲜嫩多汁，大如手掌。若能小点更好，不那么占胃。

跟蓬莱小面错过了，不过另有惊喜。从上水门遗址（明初城墙）返回时，邂逅一家渔村手擀面，眼见窗明几净，就进去打量。冰柜里摆着已经装盘的各种凉菜。菜谱展示的品种多样：鲜虾大骨面、渔村海肠面、韭香海螺面、黑椒牛仔骨面、花肉肥蛤面……似乎兼有本地风味与改良品种。

渔村手擀面  摄影 卢向前

接连在这里吃了两顿。干拌肥肠番茄面要的大份，端上来被吓一大跳，一个小盆子装得满满当当；小份三鲜面里有两只大虾，牡蛎、扇贝各四五个。手擀面筋道，配料口感也好，每碗价格仅25元、21元。

邻桌是四位三十多岁的山东汉子，长得高大方正。地上摞着两箱崂山啤酒，个个喝得脸红耳热，摆了满桌子菜，却顾不上动筷子。我悄悄扫码确认了一下，有酱肥肠、酱牛仔骨、海蛎炒鸡蛋、姜汁八爪鱼、炒蛤、焖墨鱼等。

另一边邻桌那位中年人颇有亲和力，悠闲地跟我们聊了很久。面前一个菜都没有上，居然毫不着急，真能沉得住气。后来才知道他是老板，说有心把面店建成蓬莱第一，如今开张不久，生意未达到理想状态。在我们看来已经相当不错，顾客比之前到过的几家餐馆更多。春寒料峭时节属旅游淡季，暑期旺季应该特别红火。我们夸他家食材、味道俱佳，选址也好——紧邻古城墙、戚继光故里、教堂。

戚继光故里始建于明初，戚氏家族世代居住，值得盘桓。街口那两座明代花岗岩牌坊，图案精雕细镂，构件错综复杂，是难得一见的建筑与石雕精品。

有水陆美味、山海胜景、历代古迹，蓬莱实在惹人流连，跟“百事可乐”之誉，高度吻合。

戚继光故里的“母子节孝”牌坊  摄影 卢向前

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苏东坡抵达开封，半个月后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中旬，免试被擢升为中书舍人；九月十二日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短短一年多，就由从八品团练副使迁为正三品。元祐二年八月，东坡又兼任侍读，即皇帝的讲读与顾问。元祐年间，苏氏兄弟备受太皇太后倚重，不断升迁，同居要职，弟弟官至副宰相。

即便那几年，他俩也遇到不少暗礁险滩。东坡的烦扰更多，名高引谤，加上性格洒脱疏放，有时因调笑戏谑惹恼同事。他当众奚落程颐的迂腐古板，则得罪后者及其门人。

苏轼为皇帝起草贬谪吕惠卿等官员的制词，骂得洋洋洒洒，让人拍手称快，也使新党诸臣与他结怨更深。

坚持己见而不跟随大流，则让苏轼在新党旧党两边都不讨好。司马光执政后恢复差役法，苏轼却力主保留更便民的免役法，但剔除其中弊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多次申说辩论，令司马光不满。苏轼给好友杨元素的信上说：“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他也知道，不盲目附和、追随，就得付出代价，说自己早就将进退得失，视为同等之物。

那几年苏轼屡次申请做地方官，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受命知杭州。

门生毕仲游担心先生再次罹祸，写信提醒他出言谨慎，明哲保身。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末尾的总结似乎恰好说明，以苏轼的天性，很难做到这点：

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当然就无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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