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李金发、林文铮并称中国美术学院梅州“三剑客”，不过以往知识界对林文铮的关注不多，尤其生平事迹方面，颇多以讹传讹、因袭陈说之处，如林文铮丧偶之后笃信宗教，现有文献叙皆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或统称为佛教，或泛言密宗，其实准确而言应为藏传佛教密宗（简称“藏密”）。
一、入佛因缘
林文铮自法国留学归国后，先是协助好友林风眠在杭州创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杭州艺专”），后与蔡元培长女蔡威廉成婚，夫妻双双任教于杭州艺专。从1928年到1938年的十年时间里，林文铮出任杭州艺专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尤其在艺术理论方面造诣精深。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上海，进逼杭州，杭州艺专奉命内迁。1938年2月，杭州艺专在湖南沅陵奉令与先期到此的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任主任委员，但仅有三分之一的行政表决权。此后两校人事纠纷和派系矛盾愈演愈烈，迫使林风眠辞职离校。1938年6月，教育部见势恢复国立艺专校长制，委派原中央大学教授、艺术史家滕固担任校长。滕固到校后，随即辞退了包括林文铮夫妇在内的大部分原杭州艺专教职员。离开国立艺专后，林文铮携家流寓昆明，1939年6月，蔡威廉因产褥热去世。林文铮经此变故，开始亲近佛教，转而成为藏传密宗的狂热信徒。
有关蔡威廉的死因，林家在昆明的邻居沈从文评论说：“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怕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记蔡威廉女士》）由沈从文的文章可知，林文铮夫妇离开国立艺专后，失去收入来源，加上孩子又多，生活一度陷入困窘。在此情形下，蔡威廉的去世无异于雪上加霜，加深了林文铮在现实生活中的幻灭。
蔡威廉去世时，林文铮刚被西南联大聘为外文系讲师，与该校外文系教授吴宓成为同事。吴宓1939年9月11日的日记中首次出现了林文铮的名字，二人在吴宓家中见面，林文铮对吴宓发表了他对新近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看法。此时林文铮与吴宓初为同事，未及深谈，不过半年之后，二人的友情突飞猛进，林文铮成为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关系最密切的友人之一，他们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爱情与信仰。如1940年3月20日，林文铮造访吴宓，“谈宗教之不能磨灭，尤深仰佛教之宏大，信其必兴。”8月17日，二人互诉衷肠，达成以佛教排遣内心苦闷的共识：
铮述近一年馀，悼亡后，研读佛书，笃信佛教，所获之实益及受用。宓亦述一己事业理想婚姻恋爱著作之过程。知铮与宓生活皆已至第三段，专以宗教为归宿。深相契合。铮谓自抗战以来，彼杭州家产破毁，朋友乖仵，爱妻夭亡。彼以夙有信心，归依佛教，恒读佛经。结果，明乎世事皆幻，人我皆假相，贪嗔痴皆空，于是尽除执著，脱离烦恼，而心广体胖，获得净乐。诚所谓一切尽失之后，反得生活之真乐。
通过佛经的帮助，林文铮逐渐从失去蔡威廉的悲痛中走出。1941年，林文铮与同样留法归国的施莉侠（1911-1993）结识并开始交往，这段暧昧关系维持了三年后，二人最终分手，原因为林文铮提出结婚的前提条件是施莉侠需先入密宗。
二、藏密同好
如果说国仇家难是促使林文铮向佛的内在原因，民国佛教复兴的大环境应该也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原因。由《吴宓日记》可知，林文铮任职西南联大时期交往密切的佛友有二，一为袁昌（1909-1990），一为胡蒙子（1880-1955）。1940年9月27日，吴宓记：“林文铮来，同访袁昌于云大教授宿舍。袁君案头有自购之《吴宓诗集》。于是谈佛教之伟大。袁君盖依密宗而曾获传授者，劝宓先读《楞伽经》，后读《华严经》。袁能诗词，且工书法篆刻。风流自赏之名士也。”
袁昌，又名袁鸿寿，字玄宰，号双融居士，江苏苏州人，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吴宓与袁昌经林文铮介绍相识，此前，林文铮还和袁昌一起去拜访过驻锡昆明的佛门领袖太虚法师。这段时期三人走动极其频繁，当时吴宓复追昔日恋人毛彦文遭拒，同时又倾心于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于日记中不厌其烦地多次表露其进退两难、百转千回的纠结心理。林文铮、袁昌同为情史坎坷之人，与吴宓有共同语言，三人常常在一起交流个人感情进展，互相出谋划策。
周轶群教授在《吴宓的精神世界》一书中指出，吴宓1940年6月到12月的日记中十分密集地出现了大量关于佛教的议论和阅读记录，“这标志着他对佛教的兴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已不再只是从一个文学教授兼新人文主义者理性的学术动机和道德动机出发，而是在探索他自己成为一个信徒的门径”。而这半年时间也正是林文铮、袁昌与吴宓过从甚密的时期，虽然吴宓后来曾对林文铮、袁昌修习藏密以及为人处世表达过失望不满，但共同的佛教兴趣仍然是他们维系友情的重要纽带。
袁昌之外，当时在西南联大还有一位信仰藏密的教职工名为胡蒙子。胡蒙子，名兆焕，字梦朱，号蒙子，浙江嘉善人，清末秀才，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上海浦东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事，胡蒙子举家从杭州迁往昆明，并在西南联大总务处任职。
1940年，历史学家郑天挺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与胡蒙子成为同事，并在日记里记载多起与其相关的事务，从中便可见出胡蒙子虔诚的佛教信仰。如1942年2月22日郑天挺记：“蒙子以为中印之精神思想战后必大兴于世，佛法必大昌，其尤盛者则密宗也。”1942年12月下旬，郑天挺生了一场大病（疑为斑疹伤寒），胡蒙子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以番咒（笔者注：即藏密咒语）使余饮之，谓饮后明日烧退矣。即用余床前之开水，余知无伤，谢而饮之。”次日，“送小米粒药一粒，谓食之宁神，谢而饮之。知其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无伤也。”
胡蒙子的女儿胡亚龙自幼受家庭影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时同父亲一起在西南联大总务处工作。胡亚龙在藏密修行上比胡蒙子走得更远，她曾跟随多位藏族喇嘛修习藏文和密乘，1946年藏密噶举派大德贡噶活佛（1893-1957）受邀至昆明传法期间，胡亚龙由于精通藏语，一直充当翻译并随侍左右。林文铮与胡氏父女的往来也在《吴宓日记》中留下记录，如1942年2月6日，吴宓与林文铮吃过晚饭后，结伴去胡蒙子家拜访，见到了胡亚龙：“亚龙谓宓具罗汉相。又手书咒符（藏文）赠宓。嘱纳于帽中，可避兵灾云。”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表现之一就是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盛传，除了袁昌、胡氏父女之外，当时热衷于藏密的西南联大教职工大有人在，如《悲惨世界》的汉译者李丹、方于夫妇等等。
三、法脉溯源
藏传佛教自公元11世纪中叶后，逐渐发展形成了诸多互不隶属、见修各异的宗派，如俗称“白教”的噶举派、“红教”宁玛派、“黄教”格鲁派等。那么林文铮修习的到底是何种藏密宗派？以往文献对这个问题的记述莫衷一是，有人说他研习“黄教”，还有人讲他信奉“红教”，由于林文铮生前没有留下关于其信仰的公开材料，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知情者的著述中找寻蛛丝马迹。
首先还是《吴宓日记》留下了关键记录，1944年7月3日吴宓记：“铮母率孙女孙男自呈贡来。候王家齐，至下午1:00始开宴。……王家齐为铮家人行摩顶咒诵。……铮宅如约晚饭，往，适奉王家齐披红袈裟，作密宗法事，摇铃燃烛，念念有词。”
王家齐（1895-1959），又名王毅修，号太康，法名莲华正觉，海南琼山（今属屯昌县）人，1933年由吴润江（1906-1979）居士引荐，拜藏密宁玛派高僧诺那活佛（1865-1936）为师，并成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汉族藏密上师之一。
抗战胜利后不久，王家齐赴云南大学任教，1946年与诺那活佛的另一位女弟子方于（1903-2002）共同发起创办“莲华精舍”，使其成为昆明存续至今的藏密居士道场。根据《吴宓日记》提供的信息，林文铮当时正带领家人皈依王家齐修习密法。既然王家齐师承诺那活佛，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林文铮修习的藏密宗派就是俗称“红教”的宁玛派？
原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郑颂英在《纪念大德黄念祖居士》（载《法音》1992年第12期）一文中曾明确提及林文铮是贡噶活佛的弟子：“杭州林文铮老，是贡嘎上师的传法弟子，亦为黄念老的同学。”1935年，诺那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宣慰使”，并邀请贡噶活佛前来康定会晤，嘱其继续赴内地弘传密法，贡噶活佛遵嘱而行。1936年诺那活佛圆寂后，他的许多弟子则继续追随贡噶活佛修习藏密，贡噶活佛虽然身为噶举派传人，但兼弘宁玛派密法，显密圆融。正因如此，研究者在回顾民国藏密东传史时往往并提诺那、贡噶两位活佛，认为他们分属的宁玛派、噶举派法脉相互融通、汇流内地。
因此准确来说，林文铮的藏密法脉与黄念祖（1912-1992）一样，来自诺那、贡噶两位活佛，只不过他们学密时诺那活佛已经圆寂，具体皈依的是诺那活佛的法嗣王家齐，而后又拜贡噶活佛为师，兼融宁玛派与噶举派法门，也就是“红教”和“白教”。
四、佛事拾遗
抗战胜利后，林文铮被北平中法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法文系主任，1948年又转至广州，在中山大学外文系任教，其间仍然坚持修习藏密，当时的同事梁实秋曾回忆道：“三十八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林文铮先生是一位狂热的密宗信徒，我从他那里借到《六祖坛经》。”（《影响我的几本书》）另外，梁实秋还在悼念故妻的《槐园梦忆》一文中透露，林文铮曾想为他“开顶”，不过梁实秋认为自己佛缘尚浅，最后“敬谢不敏”。
林文铮不仅向同事借阅佛经，还在自家佛堂举行法会。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948年底赴中山大学短期讲学期间，就多次去林文铮家参加法会，从《杨树达日记》可知，当时林文铮仍与诺那活佛的两位汉族弟子吴润江、王家齐上师往来密切，经常邀请他们在法会上传法持咒、超度亡灵。
不同于汉传佛教，藏密来自遥远雪域，口授相承、仪轨繁复，通灵和神秘色彩浓厚，再加上1957年之后，宗教政策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一度遭到严重破坏，林文铮的藏密信仰终于惹来麻烦。
1953年林文铮调至南京大学任教，1957年划为“右派”，随后因“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获刑20年，人生跌至谷底，直到1976年春刑满出狱。艺术评论家水天中1986年曾去杭州“马岭山房”专门拜访过林文铮，后来写有多篇文章讲述林文铮、蔡威廉夫妇的故事，也交代了林文铮晚年因藏密信仰而经受的这场无妄之灾：
不论是在血腥的战争时期，还是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间，林文铮数十年如一日地按照密宗方式在蔡威廉照片前焚香献花、诵经礼拜。直到“大跃进”高潮中，他在家中日复一日的悼念活动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极紧的街道积极分子窥探到，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干部检举，以不思悔改的右派分子“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罪名，被杭州市公安局逮捕监禁。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信徒们看来，林文铮的行为属于铁证如山的装神弄鬼，但究竟加上什么罪名，却也费了一些心思。因为按当时的政策，他虽然是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但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最后找到“反动道会门”这顶帽子，检举者和逮捕者从此心安理得。凭这些人的见识和水平，根本不知道佛教密宗的仪轨是怎么回事。这样，中国第一代艺术学者便以“反动道会门分子”的身份被关押了20年。但数十年铁窗生涯未能消减林文铮在来世重会蔡威廉的幻想，被释放回家的林文铮在自己的斗室中又设立起祭祀爱妻的香案。他所礼拜的对象是蔡威廉在明朗阳光下拍摄的一帧照片。（水天中：《艺术与婚姻——20世纪前期的美术家夫妇》，收入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春》）
林文铮临终前几年的时光里，赶上了国内流行“气功热”，时代变换后，他曾为之付出沉痛代价的藏密，又转而成为大众争相学习的对象——在解释人体奥秘、激发人体潜能方面，藏密正与当年社会上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追捧暗合。据原杭州市武协武术气功研究所所长包雄涛回忆，198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杭州举办了全国气功培训班，他和林文铮共同受邀在培训班授课。如今在包雄涛的个人网站上，还能看到培训班课程表的原始照片，林文铮安排了一天半的课时，授课题目为“密宗功法讲学”“密宗功法讲学和练功”。
这大概就是林文铮一生中最后的公开活动，时代的悲喜剧跟他开了一个漫长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