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席珍教授（1906-1984），早岁投身革命而浪迹江湖，其经历和交往绝不平凡，故能邀得延安名家为之题词。这在革命草创年代是常有的事，“当年只道是寻常”。但在他手上却能历劫不磨，如今更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今日披图，不能不为之作礼赞。
报人
孙席珍是报人，十六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半工半读时，已经孙伏园之介，在《晨报》馆任校对，继任《晨报副镌》编辑，后来在《京报》任《文学周刊》执行编辑，《大北日报》任国际政治版编辑，北伐时期在南昌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抗战间又拟筹办《抗日报》。
文人
孙席珍是文人，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写了几十篇小说、散文、剧本，出版小说集多种，翻译外国文学的评论、文学史和作家传记多种。港人比较熟知的，是一九八四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的《孙席珍小说选集》。
诗人
孙席珍更是诗人，十多岁开始写诗，曾被鲁迅戏称“诗孩”。一九二五年一月，鲁迅在《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说：“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说的就是孙席珍。孙氏一生写过诗歌数百首，早期的诗作，多在《晨报副镌》《民国日报·觉悟》《文学杂志》发表。
学人
孙席珍也是学人，他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江西政治讲习学院、河南大学、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
党人
孙席珍是党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和南昌正义。一九三〇年秋，孙席珍与潘漠华、台静农、李霁野、刘尊棋、杨刚等发起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被推选为常委兼书记。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担任北平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组织北平作家协会，被选为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及南昌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常委。
往来无白丁
孙席珍的师友都是当年硕彦，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俞平伯、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茅盾、赵景深、陶元庆、瞿秋白、吴承仕、齐燕铭、陈毅、埃德加·斯诺⋯⋯孙席珍与这些知名人物的交往，并非泛泛。
瞿秋白指导
例如一九二五年孙席珍参加共青团，编在东城沙滩小组，常利用红楼（北京大学）某空教室自修，或听陈独秀儿子陈乔年讲团课。组织上派瞿秋白来这个小组任指导员，常来作分析形势的报告，讲解《共产党宣言》等。其时瞿秋白刚翻译了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的《国际歌》，即在小组一句句地教大家唱。瞿秋白自己唱得沉醉，当唱到“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这一句时，停了下来，拍拍孙席珍的肩膀道：“这两句译得好吧？”孙连连点头说好。但孙也不是照单全收者。孙精通法文，后来找出《国际歌》的原文来，“发现有两句译文有点走了样，这两句的原意是‘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虽然我们是一无所有’，但秋白教我们唱的却是‘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孙稍加思考，认为“秋白是从俄文转译的，不一定是他译错，可能俄译者就搞错了”。孙没有挑剔瞿，照样跟着大家唱，他偶然发现的误译，也没有告诉瞿或其他人，几十年之后才在回忆文章中说出来。（参孙席珍《忆秋白》）
埃德加·斯诺
孙席珍常去燕京大学与埃德加·斯诺见面，又或在未名湖散步交谈。一九三五年斯诺翻译孙席珍的小说《阿娥》和《没落》，在美国《亚细亚》杂志发表，再收入《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1936年10月伦敦出版）。此书后来有丹麦等国文字的转译，影响深远。斯诺曾致函与孙，说在中国短篇小说中，除了鲁迅的作品外，他最喜欢这篇《阿娥》。
与蒋经国交往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九三八年，孙席珍还有一段与蒋经国交往的经历。
抗战爆发，孙席珍应许德珩之邀到南昌，参加组织江西文化界救国会，出任江西政治讲习学院导师。并发起参加江西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其时蒋经国刚从苏联归国不久，也来南昌协办军政事务，以加深历练。蒋任江西政治讲习学院军训总队长，与孙席珍同事。孙、蒋年纪相若，又是宁绍乡亲（孙是浙江绍兴人），同声同气。孙住阳明路，蒋住一纬路，孙宅的后门正对蒋宅的前门，交往更便。有一回，蒋经国找孙席珍，说准备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请孙做个发起人。孙不敢应承，婉言谢绝。后来才知道，这个统一的青年组织，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孙差点做了“三青团”发起人呢。孙在《洪都杂忆》一文中交待过这些往事。
《抗日报》
孙还透露当时曾拟创办《抗日报》却胎死腹中的史实：
“与筹组文化界救国会的同时，曾拟创办一份《抗日报》扩大救亡宣传，推王造时、许德珩、孙晓村、罗隆基、夏征农和我（孙席珍）等为理事，组织筹备处，我（孙席珍）任筹委主任，为了有利立案，还邀请蒋氏（蒋经国）参加理事会，一切筹备就绪。通过组织，取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收到他们的题词。其时，新四军在南昌设有办事处，黄诚、陈毅是二十年代北京学联会早就认识的。平时，项英、陈毅也间或到王阳明路我的寓所来聊聊，谈谈当前的局势，我就趁便将以上情况相告，并请他们题词。结果伪党部百般刁难，不予批准，《抗日报》因而流产。”
国民党党部阻挠之外，加上南昌战局紧张，各机关团体陆续迁往吉安，办报之事只有作罢。
延安名家题词《抗日报》办不成，但这些通过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向延安求得的名家题字，却保留下来。孙在《洪都杂忆》中说：
“这些手迹共有九帧，其中朱德、陈毅、王明的题字在‘文革’动乱中失去，仅剩六帧幸存，今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毛泽东同志题字：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周恩来同志题字：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徐特立同志题字：在舆论上争取抗战胜利。
董必武同志题字：为争取抗日彻底胜利而奋斗。
林伯渠同志题字：战胜不骄，受挫不馁。
项英同志题字：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笔者细思，国共合作时期，孙席珍筹办《抗日报》请名人题词，不会单止于这九位中共领导人吧，从统一战线角度而言，应该也会就近请蒋经国，或当日南昌最高长官、江西省军政首脑熊式辉题词，这也有利于推进工作呀。但想到孙席珍这篇回忆文章，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在医院卧病时口述，由孙夫人吕苹女土笔录。其时两岸关系仍然紧张，行文牵涉蒋氏或仍会犯忌，或有所隐讳，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幸存的六件题词，有值得一说者。
林伯渠题词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孙席珍曾在林伯渠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政治部工作。随林参加北伐，从广州出发，攻克武汉，再移师东进，配合朱德第三军攻下南昌。又于七月卅一日深夜一起参加南昌起义。
林伯渠曾有过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惊险的一幕。一九二七年三月，林任武汉国民政府军委秘书长，三月下旬往南京，拟按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密令逮捕蒋介石。张国焘《我的回忆》云：“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庭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结果如何，众所周知：蒋介石先下手为强，搞了四一二大屠杀。
林伯渠的题词“战胜不骄，受挫不馁”是有感而发的。
项英题词
再说项英，是新四军副军长。
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办事处从武汉移驻南昌，孙席珍与办事处主任黄诚和陈毅是旧识，三人是五卅到三一八年代一齐搞革命的老战友，而项英则是在南昌的新相识。项英，湖北黄陂人，行伍出身，工运好手，游击英雄，能力极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陈毅曾说项英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埃德加·斯诺则说“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可见他的能耐。
一九三八年春，项英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在短短百日之内，以其声望，动员了江南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下山整编成四个支队，共万余人，开赴前线，完成改编新四军的历史使命。
一九四一年初，项英在皖南事变中遇害，终年四十三岁。
项英存世墨迹极少，这幅为孙席珍的题词“精诚团结，抗战到底”，可以说是极为珍贵的抗战文物。
周恩来题词
周恩来的题词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原则，就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这是抗战时期非常流行的口号。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强调：“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其发刊词也强调：“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将尽其绵薄，提倡与赞助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力求其迅速确实的实现。”
抗战时期延安城墙上也写有“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标语。尝见博古也曾有同样内容的题词。可见这口号是抗战期间国人的共识。
毛泽东题词
这六件幸存的题词中，最为耀目的是毛泽东的题词“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孙席珍是国人中最早为毛泽东立传者，比埃德加·斯诺还要早五年。他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份的《文化日报》第二五号上刊出《共党主席——毛泽东》一文。文章中提到孙与毛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共事，即毛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时期。故孙席珍和毛泽东是熟稔的同事。
毛泽东题词该是一九三八年春。其词意所指，年轻的读者或不明所以，兹略为赘说。
其时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该年五月间，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认为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说：“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人郑重表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翌年三月底四月初，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即是说，两党都明确表示，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之政治基础，也是各党派各阶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延安重申：“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作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并谆谆告诫：“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翌年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以此数例推知，毛泽东提出“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题词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