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由于紧张，或许是酒精作用，导演张琪5月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风杀》映后对谈中有点晕乎，一贯轻声、缓慢的讲话听起来愈发轻柔。上台前，他空腹喝了两杯威士忌以缓解紧张，结果放松过头。
然而，松过劲却带来意外的坦诚，他当众吐露了此前从未讲过的一些故事。比如，自己2006年来北京上大学，就是抱着做导演的梦想，越想靠近，却发现离得越远，一度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事物，是不是我把它留在很远的地方（就好）。”又谈到了死亡。人为什么会怕死？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仍然不相信？当我们害怕死亡时，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他三年前开始创作一个故事，里面就有两个从死人堆里过来的人。一个是匪首赵北山，赤足出场，越狱后发现手下人已经貌合神离，放任他们互相残杀；一个是警察夏然，从战场独自生还，驻守荒镇，产生各种羁绊却再一次经历了所有同伴的死亡。
故事中所有人都在小镇忙崖被大风围困，那是1995年，多变和不安不仅仅指向时代背景，同样来自人内心的冲突。张琪一直对困境中的人感到好奇，“我们到底被什么困住了。”
2025年4月，这部名为《大风杀》的电影入围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最终摘得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编剧奖，也获得影评人的喜爱，拿到场刊最高分；5月，全国公映，6月，转到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继续放映。
《大风杀》有出色的类型片外貌，西部小镇、警匪枪战，毫不避讳地呈现凛冽的暴力和死亡。但是，它最终走向了一个非典型类型片，没有英雄叙事，每个人物都带着自己的命题，虚无、勇敢、理想主义，他们不提供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也不提供答案。两种气质混杂，确实有所龃龉，也足够新颖。
资料馆那场对谈后不久，我去位于胡同的工作室拜访张琪。他处在手头工作进入尾声的闲暇时刻，胡同幽静，猫咪穿梭，墙上张贴的海报显示着他的来处：在拍《大风杀》之前，张琪大多隐匿幕后从事剪接，剪预告片——《让子弹飞》《美人鱼》《我不是药神》《我不是潘金莲》等，剪电影长片——《邪不压正》《芳华》《一步之遥》《扬名立万》等，是行业里的一把“金剪刀”。
“它是纯粹的创造工作。”张琪自得其乐，“特别像拼图，这个人物、这场戏，我想强调这个点，节奏长一点，还是短一点，有好多可以玩。”他会花两个月时间找一首配乐，把剧本熟读到能够背下来，把所有素材记在脑子里。但他并不觉得这些有多么了不起，甚至“跟勤奋和天赋都没关系”。只是有三点确实很重要：喜欢，专注，创造性。
张琪近乎狂热地喜欢电影。在家教严格、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长大，电影在他青少年时期给他提供过庇护，提供过日常之外的想象。后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影视制片专业，读到大三，他曾偷偷溜进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剧组，就是想看看电影到底是怎么拍的。
看电影、剪片子的时候，他就专注得什么都忘了，十个小时变成十分钟滑过去。至于创造性，是他一直试图对抗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大学毕业后，张琪还拍过两年左右的电视商业广告、MV，他害怕对方找他要参考，然后按照参考拍出一条交差——制造而非创作，没劲。
我们的采访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那些不常为外人道的童年秘密、创作艰辛和当下心境慢慢显现出来，有时也会走向哲思，进入语言和文字全都失效的地方，变成沉默。张琪有问必答。他信奉一件事，认识电影要先认识人，认识人要先学会认识自己。
因此，当他终于要开始拍第一部电影时，他想了很久这部电影该是什么面目。最后，他决定拍一部诚实的电影。诚实，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影迷，他仍然相信电影院的美妙之处，尽力地呈现自己眼中的世界，然后给观众营造一个大型梦境；也就是不去假装自己能做得周全，在自我表达与观众接受度之间，或者在口碑与票房之间。
开机前，张琪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把这件事做完。拍摄过半，他才觉得自己比以前勇敢一点了，“至少能拍完，没垮，没有让大家很不开心，也没有让大家觉得完了、这片完蛋了。”他想，诶，好像导演这岗位我也能胜任？
以下是张琪的讲述，根据《南方人物周刊》与张琪的对话节选整理而成：
有独特世界观的电影变少了
我小时候住在秦皇岛，那会儿多荒凉，都是荒地和农村，一眼望不到边。因为没上幼儿园，下午就踢球，然后练钢琴、画画。就是这样，没了，一天天待着。
是姥姥姥爷把我带大的。我姥爷是个特别神奇的人，给我讲各种故事，带我买书，陪我练琴。他会说俄语和日语，六十多岁了还在学英语，很厉害的。我姥姥去世后，有一年的时间吧，我姥爷每天躺床上，抱着我姥姥的照片哭。过了两年，我姥爷也去世了。
7岁的时候，因为要上学就进城了，新鲜，那么多人、楼、街、商品，那么多人说话。那时候又开始看电影，原来世界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但也会失落，因为我转学过去，那么多人，但是跟我没关系，也融不进去，电影里那么多世界，但是距离我很远，一直是这样的。
姥爷去世也没人跟我说，我回家发现姥爷不见了。他们说，你姥爷走了。走了？什么意思？死了。死了？什么意思？很困惑。
很小的时候我会去海边坐一下午。高中每周只放半天假，回家路上我就跟我爸妈打一两个小时时间差，去海边坐着。海对我来说是一个出口，一个希望。我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只是我眼睛里看到的、我经历的这些，感觉有比眼前的生活更广大的东西存在。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看电影。
初中是每天午休不休息去看电影，午饭不吃，把饭钱攒下来，买碟。那会儿生活费每天中午是3块钱，一个礼拜能攒18块钱，碟是7块钱一张。高中更是如此。
看到一个喜欢的电影，我就会一天看一遍，一天看一遍。《PTU》（《机动部队》）是看到能背，《杀死比尔》《低俗小说》《搏击俱乐部》《黑客帝国》。这是跟小时候一个哥哥学的，那个哥哥真是绝，他到现在还是这么看电影，半年，差不多6个月，只看一部电影。每天看，没完没了地看。
我想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或者说看看别人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是对这个有好奇心。
但现在我好像很少能在电影里看到别人的世界了。信息传递速度（变快）伤害了人，让人时刻处于一个焦虑的世界当中。现在人太渴望共识了，希望所有人都按同样的方式来想一件事。
这会让我觉得很可惜，那些本来有非常独特的价值观的导演，他们因为渴望共识，不去拍自己的东西了。当人对简单答案和鸡汤的渴求大于不断追问的时候，当追问的行为和体验消失的时候，美妙的东西就消失了。
喜欢电影跟想做导演是两回事
其实，做预告片是因为可以让我最早地看到所有我想看的电影。
剪《让子弹飞》预告片的时候，我在姜文导演的公司上班，（公司）找了好多人剪（预告片），好像都不太满意，最后说还有一晚上时间，现在是12点，明天早上6点要。我就现学，学、学、学，然后在那儿剪、剪、剪，剪到6点，剪出来一个，交了。第二天就发了。（笑）
后来，我去拍广告、MV什么的，还是想试试做导演。拍广告最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管我要参考。有一参考啪放在这，然后让我拍得一模一样，抄成那样才能交。这有什么意思呢？但这不是谁的错，是因为商业要的就是极强的确定性。
当时，刚好有人问我要不要剪《一步之遥》正片。因为第一次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剪，又开始现学软件。（笑）买了一本书，学了一宿那个软件怎么用，学完之后开始剪。很幸运，导演对我很有耐心，一般是我剪了两三场戏给他，他会细致地看，讲他的感受、看法。他不会坐在我后边看着我剪。我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我慢，因为我不会用那软件，如果他要坐我后边看着剪，操作半天，我肯定会觉得很有压力。
接着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做导演了。
就是不想做了。（沉默）我觉得不是一件我可以强求的事儿。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得对这件事儿放手了。我得承认，我可能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这件事。
还得承认这件事本身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件事，就是说，对当导演这事儿本身有了怀疑。因为很多时候当导演是有权力感的。创造一个世界的权力感、能力感、身份感，你往那儿一坐，可以喊“开始”，可以喊“停”，努力地维持一个人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勤学苦干的人，或者一个天才。
没意思。是的。大部分时候这可能也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得包装自己的作品。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有人问我问题，如果回答每次都一样，说好几遍了，我觉得假。也很害怕自己必须要一部接一部地拍，陷入每一部都要做更大、更高、更强的循环里。市场的蓬勃没有那么适合我吧，也许是因为我懒。我知道导演这个工作是很难的。
所以，不是想通了，而是觉得我可能不能胜任。那么，可以纯粹地享受电影的快乐的，就是剪接师。这个岗位不需要跟那么多人沟通，就是坐在这儿，剪就行了。（笑）
但又陷入到另一个困境，就是怎么剪接算是剪好了？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算好剪接。我的标准就是尽力，除了尽力好像没有好坏的。所有素材过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它可能好看，我就努力地把它变得更好看。用自己的想象，尝试所有可能性，想到5种就剪出5种来比较一下，别让自己犯懒。我特别怕遗憾。
我会提醒自己一点，观众看电影不是只看一遍。让电影节奏很好，很流畅，这是容易的。但很多时候抠细节，其实是为了让观众看两遍、三遍，还有得看，这个是重要的。
吃掉一根巧克力棒，我希望我不会变胖
慢慢接受做一个剪接师、一辈子可能就干这个事之后，我开始想，什么事儿我真的感兴趣，要不要追着我感兴趣的事儿走。
2017年，有一次体检，检查出来我的内脏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段时间是很恐怖的，感觉活不了多长时间了，3年、4年？然后会觉得，那怎么办？发现自己真的没有渴望要留下来点什么。很多问题确实还没有答案——好像自己真正的渴望是这个，做所有事情也都是因为这个。
病没治，从来就没管它，后来一查也没什么大事儿，自愈了。担惊受怕、绝望恐慌地过了一年。生活就是这样的，从天而降一个死亡，然后又从天而降，不死了。那还计划什么呢？我很想问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想问的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吧。
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感受，就是这种虚无感，就是我的人生有很多目标，有很多想象，但这就是所有目标和想象的唯一的结果。你说我对虚无和死亡是恐惧的吗？是。因为我克服不了。完全克服不了吗？也不是。
某种程度上我喜欢电影，也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吧。也正是通过电影，让我知道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看完《楚门的世界》是很震撼的。（沉默）电影会让我想起一句话：it’s there，it’s not there。它在那儿，它也不在那儿。
那之后，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江老板（江志强，制片人，担任《大风杀》的监制），他问我要不要拍电影。我其实还挺高兴的，还有人找我拍电影。没有拍是出于懒惰，我那个时候也在很努力地做剪接，因为可以沉浸在一条比较舒适的安全的道路上，觉得这么走没多大损失。做导演这事儿真的很麻烦，我知道我的性格肯定是剧本也得写，拍也得管，剪也得剪，这一大套下来要多少年。
但我发现我那么想是心态有问题，因为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工作是一天一天做的。所以就觉得不能拖延，或者懒，先做一天吧。
《大风杀》一开始我想拍的是恐惧感。北山是我最害怕会变成的那种人，一个控制别人的人。
我有一个特别严重的毛病。因为从小到大家教特别严格，严到什么程度，我小时候是不允许哭的，感动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跟别人说话必须要用“您”，不可以说脏话，什么时候能讲话什么时候不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所以很渴望被认可被承认，这可能困扰了我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人生。当不被认可的时候会极其痛苦，会想“为什么我已经做这么好了，你还是不认可我”，自己会崩溃，然后努力做更多讨好的事情，再获得失望，再去做。
这个会很危险。因为到一定时候我发现，再这么下去，不是在于自己永远疲于奔命地去获得认可，而是在于——我会希望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讨好我。这种期待一旦产生，就完蛋了。
很多人会一不小心变成北山，因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人都会很希望别人去满足自己的期待，包括对人很礼貌，很谦虚，你也是期望别人会同样地对待你。它会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伤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另外一个人的独立性。
（电影中人的无力、恐惧以及困境都来自你，那你的困境来自哪里？）来自于不知道怎么处理期待。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期待的产生。
比如说拍一个电影，一定希望它票房高，口碑又好。比如说我现在吃掉一根巧克力棒，又希望自己不会胖。我知道这非常蠢，但是我就是做不到不去期待。
（有期待被满足的时刻吗？）有，我拍了完整的两个小时的成片。我挺开心的，挺有成就感的。但就是15分钟。我是那种性格，就是说多快乐、多美好的事，或者说多大的满足感，最多开心15分钟。从小就这样，觉得它会过去的。
附近的人，无用的事
以前的报纸有个特别感动的东西，讣告，我以前经常读。那个是生活，我觉得特别美。
我还看到一些事觉得好美。这个胡同里有个阿姨，六十多岁，快70岁了，每天放电子舞曲，站在胡同中间跳舞，没人陪她，她就自己跳。还有，前段时间清明节，我在胡同里面溜达，看到一家人在那烧纸。大爷带着女儿和儿子在那，女儿烧的时候，我就过去，挨得近了点。大爷就看着我，说，没事儿，99走的！
我搬到这儿6年了，这些事儿我是今年才看到的。（以前）看不到，因为一直在工作。其实，人是最值得好奇的，人是最值得欣赏的，人的生活和人的生命有很多值得讨论和关注的。这些值得讨论和关注的，很大部分并不是关于怎么让人更舒适。像那个跳舞的阿姨，我看到她就会想到，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生命，听到那个“99了”，我看到的是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生命当中的失去。
我特别喜欢做“没用”的事。去年我们公司第十年了，想说送客户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想来想去就送了这个。（拿起桌子上摆着的一个银色立方体铁块，光滑，沉重）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用都可以，当镇纸，当摆设，但是你说它有什么用，它又没什么用。可是它很重，重到你没法忽视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电影，花三年四年拍一个两小时的东西，从功能上来讲，里边一定有很多没用的内容。或者进一步地想，电影本身似乎也没有对生活有多少作用。毕竟没有人会说，艺术是生产力，艺术也喂不饱肚子。不过，我就是特别喜欢“没用”的事儿。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事吗？）但你有办法不干这个吗？你喜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