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玉杯中，半随君子半逐风

南方周末 16小时前

盛夏玉杯中，半随君子半逐风

本文探讨了夏季与君子精神的深刻联系，通过追溯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盛事，展现了君子之风的演变与传承。从东周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修经复礼，再到唐代的乐舞歌行，以及宋代的风雅生活，都体现了君子之风与时代精神的交融。文章还特别提到了习酒，强调其君品文化与传统酿造工艺，以及与君子精神的契合，最终呈现了夏季与君子文化、美酒之间的和谐统一。

☀️ 东周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夏孕育了君子概念。儒家学说以“仁义”为核心，以“礼”为规范，塑造了理想人格。孔子提倡恢复周礼，强调仁德，君子之风逐渐形成。

🏛️ 汉代，修经复礼推动了文化复兴。汉代重视经典校勘与礼制恢复，奠定了文化发展基础。酒在礼仪中扮演重要角色，天子夏季祭祀饮用“清酒”，体现了天人共酿的和谐。

💃 唐代，乐舞歌行展现了君子的自由与包容。唐代文化交融，乐舞盛行，君子们在音乐、诗歌与美酒中感受生活。边塞诗展现了君子的爱国情怀，仁恕之道。

🥂 宋代，风雅生活推动了饮酒文化的繁荣。宋人重视饮酒，提倡风雅，官府规范酿酒，推动了酿酒工艺的发展。宋代厚酒的制作方式与现代酱香酒有共通之处。

2025-07-11 13:08 广东

为什么说夏季是君子的重要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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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夏，万物兴起而至于“最盛”，这种“盛”并非盛极而衰，而是在果实将成未成之际，大地的蓬勃生机邂逅人类的无穷智慧，万事便在此时居中聚合、协调，以实现丰饶的收获。

君子之风亦是如此，一代代古君子，行仁义之道，循中正之理，在历史的黄钟大吕中敲响一个又一个盛夏。

文 | 范若溪

在西晋的一个夏天，名士陆机在洛阳想起了自己在家乡吴郡的饮酒往事。当年竹林郁郁，暑气尽隔，于幽篁清影间满饮一杯浓酒，那滋味在岁月的流逝中竟愈发令人怀念。不久，陆机便辞别友人，踏上了东归吴地之路。

夏日思饮，只是陆机回乡的一个契机。时逢晋惠帝无能、贾南风弄权，洛阳陷入黑暗。才华卓绝的陆机不愿同流合污，只得离开洛阳以求改变局势的契机。于是在盛夏蝉鸣间，君子之风与夏日美酒完成了双向奔赴，碰撞出了又一个佳谈。

自古以来，夏季便是君子的重要时节。《礼记》云，君子在夏天“可以居高明（高且宽敞明亮之处），可以远眺望”，此时天地宏阔，百草正荣，以更高远的视角看待万物欣欣，胸怀自当为之一阔。

在上古及中古时代，夏季最盛的六月不归入“四季”，而被认为是四时中心，称为“长夏”，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古人称呼所有动物为“虫”，“倮虫”即人），其音宫……祭先心。”这为我们构建出了古人眼中“盛夏”的概念：它居于四季与四方中央，前续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春夏，后启果实丰收、储粮备种的秋冬。其对应的生灵是以圣人为代表的人类，对应的脏腑则是最为重要的心脏。

望古瞻今，君子之风亦是如此，一代代君子，行仁义之道，循中正之理，在历史的黄钟大吕中敲响一个又一个盛夏。

东周之夏百家争鸣

《论语·乡党》载，孔子即使在暑热之时，外出也必穿上外衣，以遮蔽轻薄的细葛衣。并非孔子不怕热，而是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表率。

与西周时期注重家世不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使出身贫寒亦可得到他的教诲，这种理念折射出的，是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夏。

春秋上承西周，文化之水本就满蓄，而五霸崛起、社会剧变的现实如同闸口开泄，一时间，各流派学说如百川奔流，冲破了只有贵族可求学的壁垒。大批有志之士不分贵贱，潜心学问以图改变世道，“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成为社会共识。这些饱学之士对西周原有的“士庶之别”造成了冲击，以家族身份为标识的“旧士人”迅速被以治学为核心的“新士人”所替代，“诸子十家”并起交锋，其中以主张“仁”“礼”的孔儒之道与钻研科学匠艺的墨家学说，并称两大显学，影响绵延两千余年。

▲“君品习酒传统文化巡游”活动曾走进山东曲阜，君子之道的原乡。

鲁昭公十七至二十四年，孔子开设私学，《史记》描述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是为孔门七十二贤，儒学也因此大兴。孔子提倡恢复周礼，并将“礼”之准则灌注于酒、食、服、行等日常行为中，《论语》言：“乡人饮酒，杖者（注：老人）出，斯出矣。”便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见，孔子眼中的周礼不独为诸侯祭祀天地的大礼，乡人饮酒时长辈先行，溽暑之时身披外衣，一言一行，皆是周礼。而对于周礼的不足，孔子主张以仁德修补，并将“仁”扩充成“恭、宽、信、敏、惠”，又在后世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体系。

当学术的盛夏来临之时，古今中国人共同认可的君子概念也随之产生。儒家之前，“君子”仅为一种尊称，而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君子则成为以儒学“仁义”为道德内核，以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理想人格。

如今，君子之名经千年文明的斜风细雨浇灌，浸润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赤水河畔的习酒，吸纳儒家之“互利共赢”，道家之“顺应自然”，墨家之“匠心独运”等优秀传统理念，最终形成了融众家之长的“君品文化”，成就时代的酱香醇醪。

大汉之夏修经复礼

《王子年拾遗记》载，西汉经学家刘向在天禄阁校对古籍，时至深夜，一黄衣老人突然拄杖扣阁而进，向他传授《洪范五行》及天文地图。这则志怪故事虽极为神异，却侧面反映了汉代重修经典、恢复礼制，以达礼之盛夏的事实。

西汉惠帝四年，流毒二十余年的《挟书律》被废除，然而大部分古籍或遭焚毁，或散佚民间，难以寻觅。为了恢复古籍经典，自汉初开始，众学者便四处收集民间口口相传的典籍，并进行严谨的校勘编辑，这些典籍被分门别类存入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与石渠阁。而依托两阁的古籍资料，司马迁又写出了后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正因古君子前赴后继的校勘工作，汉代完成了文化上的重生与良性循环，为恢复礼制奠定了基础。汉宣帝甘露三年，众儒齐聚石渠阁，论五经之异同，其中就有博士戴圣。这场论经令戴圣对礼学深深着迷，从此继承族中长辈戴德（被称为“大戴”）之路，开创“小戴学”，写成《石渠礼论》及《小戴礼记》——后者便是位列“三礼”之首的《礼记》。而聘请名师大儒在学官讲礼，亦成为汉代惯例。

汉之礼，并非刻板的“仪式感”，而是万事顺应天道。大到祭祀、国典，小到日常洒扫、饮食起居，皆需应时合节。其中，酒于礼的作用极其重要。所谓“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酒器的方位、酒浆的选用、敬酒的方式都与仪式的成败息息相关。

在汉代，随着二十四节气的确立，以酒为礼的方式也与时节对应。《礼记》载，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所谓“酎”，即类似如今酱香酒般味道浓郁之酒。而在天子夏季祭祀炎帝时采用“清酒”，在汉代酿酒用时普遍较短的情况下，唯独此酒冬酿夏成，最为浓醇清澈，代表了当时酿艺的最高成就。

而以此天之美禄，致敬天地，方能彰显天人共酿之妙、大汉君子之礼。

▲习酒君品系列。

盛唐之夏乐舞歌行

在来自唐代的一件仿皮囊式银壶上，一匹系着华丽装饰带的骏马正衔着酒杯起舞，这便是盛唐著名的“舞马衔杯”。《明皇杂录》载，唐玄宗曾命人训练“舞马”四百，马身饰以金银，在宴会之时，舞马会随着《倾杯乐》的节拍扬首跳舞，马蹄整齐地踢踏，金银饰品叮当而响，与乐曲节奏融为一体，场面极为壮观。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图 / 陕西历史博物馆）

从一匹舞马身上，我们得窥大唐风华的一隅。在盛唐，各地文化交织碰撞，又在自由包容的环境中融为一体，最终成就了那个乐舞的盛夏。

君子从不意味着苦大仇深、顽固刻板，他们心胸如海，百川归焉，自由与融洽的内核成就了大唐君子的乐天底色。很少有大唐君子能拒绝乐舞，正如他们也无法拒绝酒与诗。盛唐乐舞几乎兼容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美好特色，在天宝年间走向极致的“胡部新声”便是一例。

官方将龟兹、高昌音乐体系与中原雅乐相融，形成了“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曲风欢快积极，与舞蹈极为适配。而公孙大娘剑器舞、胡旋舞等舞蹈类型，也为大唐文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要做一个典型的大唐诗人，诗、酒、乐缺一不可。白居易《长庆集》自述以此三者为友，“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音乐赋予诗歌以韵律感，而酒则成为灵感的催化剂，无怪乎白乐天又以《酒功赞》叹道：“霜天雪夜，变寒为温。产灵（灵感）者何？清醑一酌。”

无论是旗亭画壁，还是饮中八仙，在乐舞的欢愉气氛中，大唐诗人于一个个盛夏举着酒杯写下了不朽诗篇。

然而这种乐天并非浮华享乐，而是如大唐最著名的边塞诗一般，即使黄沙百战依旧不改初衷，于苦寒大漠上犹见长河落日，在孤城万里处不忘对月而歌。

这便是大唐君子的气魄，这种气魄源于君子之爱——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每一个人。而从“爱人”出发，仁恕之道，亦不远矣。

两宋之夏玉杯浮花

何为夏日风雅？宋人或许最有发言权。

北宋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中，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化名人齐聚雅集，在竹林与流水间消暑、作诗、唱和，李公麟还细致描绘了摆放酒器、香炉的桌子，从热酒器到分酒器，一应俱全，甚至还画了一把古琴以添雅趣。

▲北宋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长卷局部。

如此纷繁的酒器，足以证明宋人喝酒并非牛饮，而是将其作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东京梦华录》载，四月孟夏之时，人们望着“尽植莲荷”的美景，以佳酿配鲜果食用，“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佳宾，觥筹交错。”而在夏月，汴京州桥夜市也迎来了红火的生意，商家们用梅红匣儿盛贮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金丝党梅等果脯甜点，客人们往往彻夜饮酒食点心，直至三更。

这是市民经济的盛夏，也是风雅美酒的盛夏。宋人展现出了对酒前所未有的重视，官府下令严禁私酿，只允许有完善酿酒设备以及高超工艺水平的“正店”酿造，这些正店出品的酒需要经过官方的严格检查，符合苛刻的标准法令，因此称作“法酒”。

正店依托酿酒资格，逐渐形成了大酒楼，在京有七十二家，时称“七十二正店”。夏天来临时，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其中以州南清风楼为夏日最佳饮酒处，盖因清风可吹散暑气，亦能吹散饮用佳酿时的微醺。

宋人饮酒，点到辄止，在风雅与酣畅间取得了微妙平衡，这与数百年后习酒主张的“饮酒人有君子之好”“坚持健康饮酒，倡导文明品酒”的理念遥相呼应。而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饮酒理念，得益于制酒工艺的飞速发展。

宋代的《溪蛮丛笑》记载了一种钓藤酒，“两缶东西以藤吸取”的构造，被学者认为是蒸馏酒装置的早期记载。而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记载了很多高级的厚酒制作方式，“甜醹九（注：九为虚数，指多）投，澄清百品，酒之终也。”证明当时已出现了多次投料、澄清纯净的法酒，且味道在百品之上。根据其多次投料、酒味厚重浓郁，酒体澄清等工艺特征，很可能与如今的酱香酒颇有渊源。

虽然宋人认为厚酒便是酒之终极，但在历代匠人匠心的灌注下，酿酒技术依旧在不断突破瓶颈，并借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山川灵秀与千百年延续的微生物群，成就了如今的酱香天骄。千年时光已过，当年的风曲法酒严苛的制酒工艺，亦演变为今天习酒坚守的“12987”传统酿造工艺。

在这个夏天，习酒酿造秉承酱香型白酒传统古法技艺、顺应自然节律，以木掀为笔，酒醅为墨，馏取五轮次酒，确保轮次产酒比例合理且协调——这正与盛夏“居四方之中”、协调平衡的内核形成了绝佳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