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5年4月2日开始，中美之间的关税大战就演变成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大戏”。美国先是打着“对等关税”的旗号，对中国商品加征34%的关税，中国也立刻“以牙还牙”。短短几天里，双方的关税税率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飙升到125%。虽然5月在日内瓦的经贸会谈上，双方暂时“握手言和”，同意把关税降到10%并继续谈，但这场博弈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依然让全世界都捏着一把汗。
至于中美这场贸易摩擦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分晓”，普遍的看法是，这会是一场持久战。它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美国和中国已经形成的一种经济共识。现在，中国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美国则铁了心要“美国永远第一”。而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除非有一方愿意“退居二线”，否则这场较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有分析师甚至预测，这种激烈的竞争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直到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面对如此宏大的变局，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徐高博士在其混沌课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强调，贸易摩擦虽然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偶然”，但更关键的是要抓住这些偶然背后的“必然”。正如恩格斯所言，经济运动作为一种必然力量，它会穿过无数的偶然事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因此，理解宏观经济的必然性，需要我们跳出日常的微观常识，用正确的分析方法，精准把握宏观逻辑。
全球失衡的根源与美国的选择
“对等关税”的表象与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因
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2日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就是想通过对那些跟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加征高额关税，来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给压下去。这个政策是根据美国对某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占进口额的比例来算税率的，而且所有国家都要先加10%，逆差国再额外加。比如对中国加征34%的关税，就是基于其贸易逆差比例打了个对折。
美国官方给的解释是，贸易逆差是因为别国对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他们要“对等”反击。但如果我们深挖全球贸易数据就会发现，过去四十年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失衡”：美国几乎是唯一的贸易逆差大户。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已经开始膨胀了。所以，把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锅完全甩给中国，数据上是说不通的。
真正深层的原因，其实是美元的特殊地位。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就有了无限“印钞”的能力。凭借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惯性，美国可以向全世界“收铸币税”。这种几乎零成本创造美元、并把购买力输送到全球的能力，让美国国内的需求长期都比自己的生产能力旺盛，结果就是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美元的代价：产业空心化与社会撕裂
尽管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让他们能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符号换来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但这特权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先遭殃的就是美国国内的产业，变得越来越“空心化”。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4%一路跌到2024年的10%，而金融、保险、地产这些行业却明显壮大。这种现象，经济学上形象地称为“荷兰病”——当一个国家拥有一种特别有竞争力的“出口品”时（比如荷兰的石油，美国的美元），它的制造业往往就会因为资源和人才都流向高回报领域而衰落。美元作为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商品”，它的无限输出，自然挤压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除此之外，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在美国国内分配得极不公平，这让社会矛盾变得更尖锐。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企业利润占比却明显上升，这反映出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以及通过美元输出获得的全球化红利过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导致很多美国人成了全球化的“输家”。再加上对外战争耗费巨大，对老百姓福利提升的作用有限，这种收入分配不均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特朗普两次当选，就是这种社会撕裂的直接体现。
美国的“上策”与“逆全球化”的无奈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美国其实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的“上策”有两点：一是放弃美元霸权，推动发行一种超越主权的货币作为全球支付工具，这样可以更公平地分配铸币税收入，从而遏制美元过度输出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二是推行国内的“共同富裕”政策，比如“全民基本收入”（UBI），把全球化红利更平均地分给所有国民，缓解收入差距和阶级矛盾，让所有美国人都能成为“全球化赢家”。
然而，美国很难选择这些“上策”。放弃每年数万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以及在一个坚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搞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都意味着要对现有制度和观念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这对美国来说难如登天。
比如，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所以，既然没法选择“上策”来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试图通过压缩贸易逆差来解决国内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是他们没辙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标志着过去四十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走到了一个终点。
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镜像式失衡：中美经济的互补与冲突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大潮中，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镜像式”的经济“失衡”。简单说，中国是“贸易顺差+低消费”，美国则是“贸易逆差+高消费”。
这种看似互补的关系，曾一度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中国靠着出口，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跑得飞快。但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逆全球化”，不愿意再当全球的“消费大户”了，这种镜像关系自然就遇到了大麻烦。如果中国还像以前那样，内需不足，产品一股脑儿往外卖，那很可能就会引来更多国家筑起贸易壁垒，让全球化变得支离破碎。
要搞懂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挑战，我们得回到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前提。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得有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其次，生产能力得持续扩大，这主要靠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过，还有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关键前提，那就是有效需求必须持续增加。
“有效需求”可不是简单的“我想买”，它得是“我想买”和“我有钱买”结合起来，并且真的付诸行动去买。因为大家的购买力是有限的，所以有效需求也必然有限，甚至可能比经济的供给能力还低，这就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说到底，有效需求不足，就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一个国家的总产出，也就是总收入，理论上是足够把所有产品都买下来的。但如果收入分配不合理，让那些有钱但又不想花钱的主体（比如钱都流向了不消费的投资者）把钱“捂”起来，那购买力就没法充分变成有效需求。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理论早就说清楚了，资本越积累，社会财富就越集中到资本家手里，而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下降，消费能力受限，最终就会引发生产过剩的矛盾。
在中国，虽然我们的国有资产规模大得惊人，但它产生的巨大收益，真正流到老百姓口袋里，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比例却少得可怜。一直以来，国有资产的回报都更偏重于积累而非消费，大部分都拿去再投资，扩大生产能力了。这在过去确实让我们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但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一直不高，这直接压制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让中国经济长期都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需求不足下的中国对策：上、中、下三策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中国经济在中长期有三条路可以走：
上策：消费大转型，搞个“全民国企持股计划”。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让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这样消费自然就上去了。比如，“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就是想把国有资产的收益，通过社保体系分给老百姓，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国有资产是大家的”，这样手头宽裕了，自然就敢花钱了。不过，这项改革牵涉到深层次的制度调整，短期内想看到明显效果，可不容易。
中策：投资来拉动，基建和地产重新定位。在收入分配结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的情况下，那就继续靠投资来稳住经济增长。你可能会说，这会不会导致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无效投资”？从宏观角度看，当资源因为需求不足而闲置浪费时，搞一些消费型投资（比如修路、建房）总比什么都不做，让产能闲置、工人失业要好。这类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不同，它不会直接扩大产能，反而能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
下策：去产能的“苦日子”和恶性循环。 如果既不搞收入分配改革，投资端又得不到有效刺激，那经济就可能陷入总需求不足的泥潭，重演1998-2002年那种长期通货紧缩的局面。“去产能”听起来像个办法，但它可不是短期内能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会引发产能和有效需求的“赛跑式”收缩，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经济长期低迷。
中美博弈下的市场展望
中国不能输，市场不能怂
在中美这场激烈的较量中，稳住经济和市场，已经成了一项特别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手里握着的政策工具和回旋余地更多，尤其是在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上，内需甚至可以“凭空创造”，政策选项也更丰富、更有效。
中美之间的博弈就像一场“懦夫博弈”，你退一步，对方就可能得寸进尺。所以，中国必须展现出足够的韧性和实力，才能迫使对方做出妥协。任何经济或市场疲软的迹象，都可能被美国看作是软弱，从而加大施压的力度。
政策展望：中策为主，期待发力
考虑到“去产能”这种下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消费转型这种上策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那么刺激投资的“中策”，就成了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政策选择了。这意味着政府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通过基建投资和出手救助房地产开发商，来修复楼市，提振地产投资。
救助开发商能有效解决期房交付的“老大难”问题，释放那些被压抑的购房需求，进而带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除此之外，刺激消费的措施也可能会加码，虽然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消费不足的局面，但多少能给经济注入一些活力。
市场走势：底部震荡与政策预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股市、债市和汇市这三大市场，目前都处在底部震荡的状态。
股市：A股市场有国家队“托底”，加上中央明确的稳增长态度，大家对后续政策也有期待，所以股市有支撑。不过，在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市场很难形成持续上涨的趋势。虽然金融政策在稳定市场方面效果明显，但如果实体经济的景气度不能明显回升，股市依然会面临不小的压力。
债市： 国内长期债券收益率目前也在底部徘徊。尽管经济增速相对不高，但利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对利率已经不那么敏感了，而且如果资金继续在金融市场里“空转”，不流入实体，反而可能吹大金融资产泡沫。未来，如果实体融资需求能回暖（比如房地产开发商拿到钱，或者地方政府加大基建投入），债券收益率反而可能会反弹。
汇市： 随着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给美元带来压力，美元指数走弱，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也相对可控了。虽然人民币汇率受很多因素影响，而且从长期看，它对出口的拉动作用有限，但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多次动用“逆周期调节因子”来稳定人民币汇率，这清楚地表明，央行不希望人民币大幅贬值。所以，人民币汇率预计会在底部区间震荡，随着美元走弱，可能还会小幅升值。
结语
总的来说，眼下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全球经济形势，真是既复杂又深远。徐高老师的分析告诉我们，要想看懂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就得跳出微观常识的框框，从“内生性”、“一般均衡”和“思想”这些层面去把握。
美国因为美元霸权，虽然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也为此付出了产业空心化和社会撕裂的代价，最终只能无奈地走向“逆全球化”。
面对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特别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问题。虽然我们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实现消费转型的“上策”，但短期来看，更现实的选择还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中策”。
在与美国的这场长期较量中，中国手里握着更多应对挑战的政策工具，而且稳住经济和市场，不光是经济上的事，更是一项政治任务。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走稳走好，关键就看能不能有效落实稳增长政策，特别是能不能把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入给提振起来，这样才能对冲外部压力，激活内需，最终在变幻莫测的全球大格局中，抓住那些偶然背后的必然，实现持续稳健的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作者：混沌学园，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