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四年五月，一代伟人范仲淹在徐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消息传至京城，内外震悼，朝廷特意辍朝一日，以哀恤这位天下士大夫共同的精神领袖。
当年十二月，范文正公被安葬于河南府尹樊里万安山下。早在他染病不起时，仁宗皇帝便不时派人前往送药和探视；得知他伤逝后，仁宗感伤嗟叹许久；到下葬时，皇帝又为他的墓碑御笔亲题“褒贤之碑”的碑额。
为这位后世公认的“有宋第一名臣”撰写一篇叙述他一生事迹的神道碑，就成了一项无比光荣而沉重的使命。
它自然落到了欧阳修身上，但这并不全然因为他是一时天下共推的文坛宗师。
一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一个多世纪前发表的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宋之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是中国“中世”和“近世”的转变期。这种“唐宋变革论”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和中国史学界几代学人。
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中对宋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作了广泛的分析后进一步提出，宋代早于西欧数百年就出现了“东方文艺复兴时代”。
法国知名汉学家谢和耐也认为，“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大家便会得到一种经济和文化均取得了令人震惊之发展的印象”，以至于宋代有过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这场“东方文艺复兴”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北宋，可以粗略概括为古文运动、道学兴起和政治改革的“三位一体”：文学革新先驱，目的是更好地“载道”；政治改革继之，是为了将“道”遍行于天下，造福亿兆黎民百姓；理学探索殿后，是为了将古代圣贤未曾全部发明的隐藏于宇宙万物、世道人心中的那个真正的、正确的“道”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
三者本质上是全方位重整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的努力，目标是高度统一的。只是，到了北宋后期，随着熙丰变法激起的纷争与撕裂，三者才最终分道扬镳了。
政治改革在当时居于这场全面变革的中心地位，然而文学革新，尤其是理学的建构却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根本区别——政治惟有附着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社会现实才能获得意义，文化则因为直诉人性而拥有永恒的独立价值。
欧阳修和范仲淹分别是古文运动的旗手与政治改革的中坚，故而当时没有谁比欧阳修更适合来为范仲淹“盖棺定论”。
欧阳修自己当然也视之为责无旁贷。他比范仲淹年轻十八岁，在古代就是下一辈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欧阳修从年轻时就是范仲淹的追随者，也是与他同进退、共甘苦的同志和挚友。
景祐三年，欧阳修平生第一次遭遇谪贬，从朝廷中枢的馆阁要职外放夷陵县令，就是因愤然指斥当权派、为遭排挤的范仲淹鸣不平而受的牵连。
在后来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中，时任监察御史的欧阳修是核心成员之一。他那篇力透纸背的疏奏——《朋党论》，正是作于新政遇挫之际，当时，新政的反对者们将皇权历来最敏感的“朋党”脏水泼在范仲淹和他的同侪身上……
二
然而，这篇神道碑却让一代文宗写得格外别扭和痛苦，以至“累年未成”。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忍不住数次催促，欧阳修回信说：“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
按生活于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叶梦得的说法，这是因为范仲淹政治上的对手——仁宗一朝长袖善舞、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吕夷简的门生们当时依然遍布朝野。
为了既秉笔直书，经得起历史考验，同时又不挑起新的政治纷争，欧阳修不得不字斟句酌、慎之又慎。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推测更有说服力，叶梦得还说，他曾在范家亲眼看过这封信。
目前存世的《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不过2000字出头一点而已，居然一年都写不成！足见欧阳修落笔时的心态是多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叙及范仲淹担任边帅镇守宋夏边境时与吕夷简修好言和一事，欧阳修写到：
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没想到范仲淹的儿子、在数十年后“元祐更化”时期出任宰相的范纯仁收到这篇文章后断然说道：
没有这样的事，我父亲至死都没有与吕公和解。
范纯仁请欧阳修对这部分做出修改。欧阳修极为不高兴，对范纯仁说：“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不肯按范纯仁的意思改，范纯仁于是自行将这篇文章删去20多个字，刻石立于范仲淹墓上。欧阳修得知后愤然对人说：“这不是我的文章！”
关于这件事，时人还留下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记载，内容主旨差别不大。《邵氏闻见后录》中说，欧阳修曾因为范纯仁擅自改动自己的文章，向苏洵表达过自己的强烈不满。但苏洵的儿子苏辙却说，这场口水战自己是从张方平那里听来的。
与叶梦得差不多同时代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还增添了另一个重要细节：当欧阳修得知范纯仁擅自修改自己的文章，叹息说：“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
与范家、欧家乃至苏家后人有诸多直接交往的叶梦得在剖析这桩“悬案”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立场。
他认为，范仲淹大半生仕途的确受到吕夷简的一再打压，甚至刻意陷害，不然他能做成更多伟业，所以范纯仁的坚持并不为过。然而在面对西夏这样的外敌时，吕范二人都能搁置纷争，自觉地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在此事上同心协力的确是事实，所以欧阳修的文章也不能不说是对具体事实的忠实还原。
叶梦得还提供了看待这件事情的另一个视角：欧阳修的这篇神道碑作于仁宗朝末，当时非但“吕党”和“范党”中的大部分骨干都依然在朝，与“吕范党争”有直接和深度关系的仁宗皇帝也还在世，这就让欧阳修下笔时更加左右为难。
三
纵观范纯仁日后的政治生涯，他绝不是一个党派意识强烈、小肚鸡肠的人。相比于父亲范仲淹的嫉恶如仇，范纯仁更像一个包容大度的谦和君子。
事实上，在后来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谓“旧党”阵营中，范纯仁是最愿意变通和妥协的一位，也是对反变法领袖司马光提出过最多不同意见的人。据此推测，范纯仁的坚持显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惜得罪父亲的故交、当时文坛的第一人欧阳修，一定也是为了捍卫自己认为必须白之于世的真相。
从苏辙的记载来看，对于吕范二人是否最终“解仇”的问题，当时的主流舆论似乎是倾向于范纯仁、而非欧阳修的。所以，更多非议反倒是指向欧阳修，而不是未经同意擅改欧公大作的范纯仁。
苏辙之所以故意不提自己的父亲，而要搬出二苏兄弟的第一位伯乐张方平，可能也正是因为张方平在政治立场上属于“吕党”，是范仲淹的反对派，且素与欧阳修不睦。作为一个后辈，他想以这种方式来淡化自己同样尊敬的前辈之间的爱恨情仇。
范仲淹身后另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也就是墓志铭，是他的另一位同志和挚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数度出任宰相的富弼撰写的。他的态度就比欧阳修要黑白分明得多。
在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富弼还委婉地批评说，文章就该是是非非、扬善惩恶，那种隐奥微婉的春秋笔法，非孔子那样的圣人不可为之。他说，自己写的“《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言下之意似乎是，欧阳修是在和稀泥，其实完全不必顾虑那么多。
我猜想，富弼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对于文学和学术缺乏直觉敏感和深刻思考，他专注于写作在当下的社会功能。而欧阳修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他下笔时想得更多、也更远。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富弼对欧阳修的《范文正公神道碑》还提出过一个细节上的意见，他认为欧阳修没有写清楚范仲淹一生仕途中所任官职的升迁情况，让人看得不够明白。
这对于当时人来说，大概是很重要的。但欧阳修回答说：这篇神道碑写的是“天下国家之大者”，后来人才不会感兴趣范公的官场履历表呢。
很明显，同样是写文章，纪念一个共同熟知的人，欧阳修和富弼关注的重点是截然不同的。
四
放到千年以后的今天来审视，范仲淹的高风亮节自不待言，但要因此便把吕夷简说成一个奸臣和小人，恐怕是大为偏颇的。不说别的，以宋仁宗之英明睿智，能够如此长久地信赖和倚重他，就是对夷简人品道德与政治才干的有力背书。
实际上，吕夷简与范仲淹的分歧，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利益之争——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但更多是对当时局势判断以及执政理念方面的南辕北辙。
吕夷简可能不是一个勇于站在时代潮头的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但在和平守成年代，他绝对是一个务实干练的能吏，总能够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处理到最妥帖。“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这就是以审慎克制闻名的仁宗皇帝选择他的原因。
在对形势判断的大方向上，宋仁宗是站在吕夷简一边的。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支持范仲淹的全面更张计划。即使偶尔支持一下，也是三心二意、有很大保留的。宋仁宗并非不知道范仲淹的忠鲠与才华，但在他的政治路线图中，老成持重的吕夷简是比激进求治的范仲淹更趁手的棋子。
事实上，宋仁宗也一直在努力给范仲淹寻找最适合他的角色。这与几十年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态度截然不同。因此，虽然“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就性质而言，吕夷简与范仲淹的矛盾，就是日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的预演。
很可能，正是因为现实政治中遭遇的巨大挫折，才成就了青史中的范文正公——今日中国，还有几个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吕夷简的大人物？
此外，从时人留下的许多记载来看，吕夷简虽然确有贪权恋栈的短处，但他的肚量一点也不差，就算谈不上“肚里能撑船”，也显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
众所周知，朱熹一向非常看不上吕夷简，这或许是因为朱子也是一个大规模、全方位政治变革的热心鼓吹者。但就连以理学之是为是、以理学之非为非的元朝史臣们在评价吕夷简时也称许他“……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
总之，吕范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善恶是非之分；“吕党”与“范党”之争，也不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正如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旧党”与“新党”之分那样。
亲身卷入过酷烈的改革与政争的梁任公独具慧眼地指出：
中国前此之党祸……后此之党祸，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五
作为一个深具人性直觉与历史洞察力的伟大文学家，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怀有更远大的抱负。欧阳修与富弼、范纯仁一样，都是局中人和所谓“范党”一系，他能够跳出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努力留给后世一幅更高层次上的“客观真实”。
具备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凤毛麟角，说到底，这就是后世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能从醉翁的文章中获得独特感悟的原因。
据说有个叫江休复的官员兼文人，不知为何与欧阳修气场不和，晚年著笔记《江邻几杂志》，对欧阳公多有诋毁。好友梅圣俞得知后告诉了欧阳修，但他始终不去打听。
后来江休复去世，欧阳修前往吊唁，痛哭不已，并且主动对他儿子说：“你父亲的墓志铭，就由我来写吧。”以欧阳修的文坛身份，这可是千万人求之不得的殊荣！欧阳修写的这篇墓志铭中，对江休复没有一句贬低的话。
知情人说，这绝不仅仅是展现了欧阳公的大度与包容。其中更深之意在于：后人读到这篇文章，能够感知欧阳公对江休复的始终如一，就不会再轻信江休复在《杂志》一书中对欧阳公的诋毁。
的确，这种历史使命感贯穿于欧阳修文学生命的始终，让他从未有过片刻的马虎与懈怠。
许多年后，曾肇奉命修国史，他对吕夷简当国的那段史实不加丝毫美化，还颇多苛责。哲宗元祐间，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出任宰相。有人到他那里打曾肇的小报告，吕公著一语不发，也不闻不问，待曾肇一如起初。
后来有门客私下里一再追问，吕公著才回答说：“‘肇所职，万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如果曾肇写得不对，天下自有公议；但如果他写得对，而我以宰相的权力横加干预，又岂能让后世信服！”
那是一个时代的士风：从伟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理学先驱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直至文坛宗师欧阳修对义理、考据、词章的精益求精……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充盈着一股自觉意识，他们以文明“道统”的传承者自负。他们深信，世道之兴亡、文化之盛衰、人心之明暗，皆取决于自己当下的一言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