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年前的一个寒冬风雨夜，陆游生于淮上舟中，彼时金人已开始觊觎宋国江山。其后，襁褓中的陆游随父渡淮、过江、归乡，辗转避乱。“少小遇丧乱”的陆游到晚年还说“我昔生兵间，淮洛靡安宅”，他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周必大等其他出生于靖康之难前后的中兴士人一样，独特的人生经历赋予其家国一体之感，日常诗歌创作也因此具备诗史品质，其时代意义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陆游诞辰九百周年之际，莫砺锋教授变学术论文为普及读物，将毕生的研究成果熔铸为《陆游十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旨在为这位伟大诗人献上一瓣心香，并让更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者走进陆游的世界。
对于集大成的作家及其作品，中国有着悠久的阐释传统。异代知音以意逆志，为经典注入新的生命力，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即是其例。陆游以诗人身份自命，《剑南诗稿》存诗近万首，至清代虽已有“家剑南而户石湖”（《闲渔闲闲录》卷六）之说，但其著体量甚巨，经典化进程至今尚未停止。在清人眼中，陆游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清客”。清末以来，受时运影响，其“爱国诗人”形象不断得到强化。而在民间，人们也为陆、唐二人凄美的爱情传说扼腕叹息。那么，陆游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诗人呢？历代评家各眼看各花：喜爱者感佩于陆游的单纯赤诚，直推其诗为南宋第一；厌恶者不满其性情狂放，抑或认为其诗失之圆熟、重复。
成为经典意味着不再受时代趣尚左右，其精神遗产理应有益于当下社会。而经典的拣选是各方要素博弈的结果，有影响力的阐释者势必要平衡主观喜好与客观认知的关系，既能准确传播经典的内涵，也应去粗取精。莫先生正是一位能够解悟陆游“诗家三昧”的当代研究者，他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对陆游的喜爱，而透过其眼观照陆游，诗人也并未因滤镜变形，由《陆游十讲》的目次编排便足见其所塑陆游形象之立体性。
本书开篇讲述陆游具有“以儒学为本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用创作实绩生动而全面地阐释了儒家文艺观念，其诗也自然兼具社会干预功能和个人抒情功能。第二讲则聚焦其爱国诗人形象，从时代背景、精神传统、思想感情及具体作品分析等方面加以评述。可以说，前两讲高度肯定了陆游及其作品作为精神遗产的重要价值，回答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陆游？陆游的作品在当下有何价值？
当然，文学作品若空有崇高的精神价值，则不免沾染“头巾气”，诗人立身的根本犹在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因此，莫先生从陆游的自然书写、感情世界、耕读情结、书斋情趣、地方经验等五方面渐次展开，丰富了诗人形象的骨肉，也具体评述了陆游的文学成就，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其后，第八讲聚焦 “诗家三昧”的含义，总结了陆游的诗歌观念。程千帆先生曾指出，研究者不应仅仅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还应挖掘“古代文学的理论”，从作家创作实绩中抽绎其观念不啻解牛之法。陆游自谓南郑经历使得“诗家三昧忽见前”（《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此前的文学史家多以“诗家三昧”指涉爱国主题的转向或是对江西诗论的扬弃，莫先生基于陆诗的实际情形指出，不管是爱国主义主题还是对江西诗派的态度，陆游入蜀前后并未发生突变，因而将“诗家三昧”指向雄奇风格及与之适配的七古诗体。这个发表在三十多年前的论断在陆游诗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今已成文学史通识。后辈研究者对此问题或有补充，如韩立平进一步从以禅喻诗的角度出发，认为它强调参悟方式与现实生活联系，有别于“游戏三昧”，主要是补充了从创作观念到诗体表现之间的环节。
最后两讲聚焦陆游与杨万里、辛弃疾的关系及创作比较。莫先生毕生以文学史为本位，致力于唐宋诗歌大家的研究。他认为必须确定几个位置特别重要的坐标点，才能描绘出诗史演进的曲线。大家之所以为大家，其意义可通过与其前后左右的诗人之比较而得出，这在莫先生的既往研究中多有体现，例如《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一文分别通过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三位前辈诗人和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三位同时代诗人车轮战一般的比较，论证了苏诗的代表性。《罗隐七律的成就及其在唐末诗坛上的地位》一文也将罗隐与六组唐末诗人比较，重新认定其文学史地位，纠正了既有曲线的偏颇。杨万里是与陆游齐名的南宋中兴诗坛大家，辛弃疾则是同样以爱国主题和豪放风格名世的词坛巨擘，比勘二者，陆游的文学史地位也能获得清晰界定。
因此，尽管本书多以旧文为基础，但它并非简单的普及版陆游论文集，既有的论点在新的架构中获得了新生。此外，由学术论文转化为普及读物，除了以更加浅近的语体取代注释繁冗的论文腔，改写方式也颇令著者费心。例如，第三讲《江山风月与草木虫鱼》实际以两篇论文为基础，前四节基本忠实呈现了《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一文的观点及材料，最后一节仅部分涉及《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一文的内容作为拓展。换言之，莫先生并未简单地将两篇论文塞进一讲，而是有重点地融合。究其缘由，陆游等南宋诗人对晚唐诗的态度是诗歌史上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莫先生的第一篇陆游研究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当唐宋时期的主要诗歌流派均已实现经典化，近世诗人如何调和唐音宋调而自成一派，是考察诗歌演进的重要视角。然而，对于大部分不熟悉唐宋诗歌优劣异同论争的读者而言，阅读此文颇有难度，莫先生遂以陆游写景七律对许浑等晚唐诗人的学习为中心，抓住二文的逻辑纽带，将复杂的诗史问题“顺带讲一讲”，有效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普及化。
陆游与唐氏的爱情悲剧及《钗头凤》《沈园》本事早已是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其历史真实性则颇受学界质疑，这是讲述陆游难以回避的问题，也颇为考验讲者删繁就简地辨析史料的功夫。因此，第四讲《陆游的感情世界》的相关部分虽未以旧文为基础，但更是体现了莫先生普及读物写作的方式和态度。著者有条不紊地全面辨析原始史料及学界异说，一方面将各种意见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也以不轻易立新说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学术论文与普及写作的一大区别是，前者需要突显作者本人的创新性，后者则应谨慎地悬置争议，重呈现而轻论辩。可见，《陆游十讲》的写作态度端正而令人信服，莫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揭秘陆游“诗家三昧”之人。
解诗之人“以意逆志”，并不仅仅是一时之事，其动因离不开平生积淀。以学术积累而言，少时深喜理科的莫先生以逻辑思辨见长，擅长将复杂的问题思考得清楚透彻。相比以花哨的理论工具装点论文，莫先生宁愿写得清楚易懂，本身即具备普及化改写的基础。莫先生常说，“想得清楚未必能说清楚，说得清楚未必能写清楚”。本书以早已付梓、反复修订的论文为基础，自然可以向大众“讲”得明明白白。以人生阅历而言，和陆游等中兴诗坛大家相似的是，莫先生也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在其青年时代的困苦岁月中，杜甫、陆游等诗人给予其莫大的精神慰藉，可谓异代逢知己。职是之故，莫先生以研究陆游等伟大诗人为志业，也十分渴望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将这些诗人承载的精神力量传达给更多读者，阅读《陆游十讲》，自然能从中悟得“诗家三昧”！（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