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只有一半人能读高中”的中考，到虽然学历贬值但仍极度残酷的高考，中国孩子面对的内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内卷并不仅仅考验孩子的智商和耐力，也考验家长。“拼家长”拼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投入，还要拼家长的知识结构、眼界见识，更重要的是拼时间。时间也不只是用来辅导，更关键的是沟通和陪伴。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社会，一向热衷于竞争的美国社会也是如此。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电视机里的篮球和橄榄球比赛当然充满竞争，连商场里的“大胃王”比赛也异常激烈。但相比这些娱乐性质的竞争，劳动力市场才是美国人必须面对的难关。除了薪水之外，头衔和嘉许同样是需要争取的东西。
美国学者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中提到，要想得到好的就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去了一所‘正确’的学校，进而拥有‘正确’的人脉。”在美国社会，大学教育尤为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未来社会阶层的归属。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也总结道：“一个以文凭为形式去生产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的兴起，是造成20世纪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主要力量。”
当然，美国的内卷并不呈现于文化课的成绩，而是更为广泛。因此，相比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看重，美国中产家长在“鸡娃”道路上的投入更加多元化。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更多元化，除了在校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外，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是重要考察内容。
调查研究显示，美国的优秀雇主在录用员工时，不仅仅会看学历，也看重曲棍球、壁球和赛艇等课外活动。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日后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的一员，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这种养育机制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孩子们的专业化竞争性课外活动，最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化，并作用于跨代际的社会结构。
不过内卷也有程度之别，相比美国，中日韩的内卷程度才是真正的“全球领先”，牵动着孩子，也牵动着孩子背后的整个家庭。正如《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一书所呈现的那样，一个孩子的未来已经不再由他个人的努力决定，而是取决于父母的实力。“父母的财富”和“父母的教育愿望”决定了儿童的教育背景以及未来的社会地位。
当然，书中提到的“教育资本”并非单纯的金钱堆砌，而是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者交织而成。
《父母格差》中写道：“被各种资本尤其是被文化资本眷顾的孩子不仅能很好地适应学校文化，还能顺利完成优良的教育。与此相对，没能被文化资本眷顾的孩子很容易在学校教育中遭遇失败。他们无法把学校里通用的潜在游戏规则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很难对规则做出恰当的回应。”
从“精英主义”向“父母格差”社会转型
所谓“格差”，就是差距的意思。《父母格差》的译者高璐璐曾提及，她最初想到的中文书名翻译是“拼爹的时代”，但嫌其太过直白粗暴，所以选择了“父母格差”。但不管使用哪个标题，简体中文世界的读者都会明白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孩子的前途不是由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的实力来决定”的时代里，父母和孩子，该何去何从？
《父母格差》指出，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词主要指向家庭教育环境差距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当下已经进入了从“精英主义”向“父母格差”社会转型的时代。
在《父母格差》的开头，作者志水宏吉虚构了两个孩子的故事。
第一个是初二的棒球少年健太，他与母亲、姐姐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父母很早离婚。父亲从事室内装修，住在附近，偶尔带健太去看棒球比赛，母亲白天在正骨医院上班，晚上在居酒屋打工，外公是出租车司机，外婆在工厂打零工，经常因病休养。
疫情对健太家造成很大的正面冲击，收入减少，医疗支出增加。但即使如此，母亲仍然坚持出现在健太的训练场上，梦想儿子可以通过棒球特长生身份进入名校。值得一提的是，健太就读的初中是公立学校，之前因为“学风差”而名声不好。如今学校社团活动丰富，名声也得以变好。
第二个是初二男生里绪，家住大阪北部的高层公寓，与父母同住。父亲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大企业做工程师。疫情发生后，父亲更多选择居家办公。母亲毕业于知名音乐大学，曾留学德国，现在是小提琴老师，基本在家教授一对一小提琴课程，主要指导备考音乐专业的高考生。
里绪从小就在母亲熏陶下爱上阅读，小学一年级又加入当地足球俱乐部，每次练习日，母亲都会开着保时捷接送。小学五年级时，里绪虽然已经进入预备队，但还是决定暂时放弃足球，转而考取全日本升学率数一数二的私立学校初中部，但遗憾落选。他又考上了另一家寄宿制私立学校，梦想是考上父亲的母校东京大学。
健太和里绪都出生于2008年1月27日，这一天，桥下彻当选大阪府知事，他崇尚“新自由主义”，即在注重市场竞争、强调个体自我负责为基础的政府路线下，推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优化、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大规模放宽市场限制、废除劳动者保护政策等措施的政治立场。他的教育改革路线试图以竞争和结果主义原理彻底改变学校教育系统，给大阪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母格差》提到，过往许多日本女性结婚后不工作，但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出来工作，而且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多是小孩子上初三的时候。这是因为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高中必须上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有学习计划制定的自主权，有利于孩子针对想进的大学进行有效复习。但公立与私立学校费用差异极大，私立学习不光学习费用高，培养全面素质的时候，也需要花更多钱，用于校外活动费用。
这就导致大多数公立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弱，学校教育条件、学习环境、师资水平也会不断减弱。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孩子高中一定要送到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会自暴自弃，也会受到若干来自政策指导的限制。
2017年．根据经济学家橘木俊诏的推算数据，如果一个孩子所有学校都读私立，而且考上了私立医学大学，还一个人租房住，全部经费会达到4700万日元，对于一般日本家庭来说堪称天文数字。即便走花费最少的路径，总花费也需要1060万日元。
这种趋势也让“拼家长”成为主流，每个家庭都为孩子倾其所有，但结果却各不相同。志水宏吉写道：“他们在之后的人生里，可能会因缘际会地在某个场合相遇。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极其渺茫。在不同家庭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差距会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框架下继续被拉大，最终踏入截然不同的社会圈层。他们会住在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过着不同的生活。我不能断言他们完全没有交集，但还是明白他们将来可能不会有任何接触。”
这也正是“父母格差”的结果，志水宏吉引用英国教育学家菲利浦·布朗的说法：在拼家长的社会里，“家庭的财富和父母的期待”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不是“学习能力低下”，而是“学习能力差距扩大”
《父母格差》通过大规模调查结果，得出“所谓‘学习能力低下’其实反映的是‘学习能力差距扩大’”这一事实。
志水宏吉以“双驼峰化”这一概念来呈现中小学生的现状。以往的“单驼峰”时期，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分布只呈现出“会学习”和“不会学习”两极分化的倾向。而当下的“双驼峰”则与孩子们的家庭背景紧密相关，即“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对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
这种社会的差异性，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去轻易改变。过往的日本，早期经济政策刻意强调的平等，制造了“一亿总中流”，即占据日本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但近二十年来，这一共同体想象逐渐解体。所谓的“一亿中间层”在生活水准和愿景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越来越分化。这一情况在教育体系中也有体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个体的失败是阶层固化的结果，甚至无法改变。
而且，在格差社会里，世俗意义的“成功”越来越像独木桥，能够挤过去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如译者高璐璐所言：“在追求成为精英的过程中，我们又把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名为家长主义的全新身份制度的社会。为了追求名校，找到好工作，拥有所谓成功的人生，孩子很小就开始上各种补习班，很早就做升学规划，家长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举全家之力托举孩子，包括择校活动……然而，在这个赛道里最终胜出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不过陪跑后陷入疲惫，并没能达到预期，而社会竞争也走入了畸形，这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上层家庭本来就能轻松获取各种资源，一心想好之又好的中产陷入内卷难以抽身，而中产以下的家庭早早放弃过度鸡娃，放任散养。”
但即使大家都知道这种“家长主义”的困境，可摆脱仍然很难。书中引用了一个受访者的观点：“我自己就是受惠于家长主义的人，这样来看，我觉得家长主义的存在的确是事实，而且，从我自己在私立学校的观察来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家长主义的浪潮中也只是处于低位而已。因为我切身感受到在这所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们父母的财力有多么雄厚。不仅如此，这些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以后还会成为日本各领域的领导，对公立学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他们还将继续指挥着这个国家，家长主义也只会进一步加剧吧。”
也就是说，阶层固化会让掌握既得利益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成为下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掌握社会话语权，但又对底层生活一无所知，结果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这样的固化趋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存在，但以东亚最为严重。
书名：《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作者：[日] 志水宏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高璐璐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定价：5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