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凡之昂一直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职业之上，离职后，她开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个体经验，身边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着本职工作，把公益当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也有人过着一种不工作、靠接零工赚钱的生活。
离职后，出于长久以来强烈的压抑感，凡之昂想写下关于工作的经历 。
内容的提纲早就写好，但她迟迟无法动笔 ， 一个曾经以写作为生的写作者，发现自己好像再也写不出东西了。
不仅如此，她甚至不愿意再从事任何一个与输出内容有关的工作。只要一 写东西，她就会想到自己“麻木而又迟钝的大脑控制着双手 ， 机械地敲击键盘 ” 的样子 ，因为身体已经记住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在此之前，凡之昂曾经在北京一个 新媒体 内容工作室工作 4 年，她写出了这个公众号最初的爆款文章，但她很快发现，在这个把数据视作最终也是唯一的目标的地方，写作变成流水线，把她吃了进去。
现代工作如何吞噬人？（图/《人生切割术》）
离职后的两年里，她一再开始写又放下，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点点脱去 在 之前工作中 养成的 互联网写作习惯，重新找到了真诚表达 的感觉，她称之为身心脑的复健。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记录了她在这个爆款文章流水线工作的经验，字里行间都是真诚的反思，爆款文章是如何制造的？流量如何裹挟我们？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如何夺走人的生命力？实际上这不只是新媒体内容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媒体公司的问题。
在所有痛彻心扉的反思之后，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离开这个系统，我们还能如何想象生活？离职后，凡之昂再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对生活的想象力和思考却脱离互联网时空，更贴近了扎实的土地。
用写作谋生，变成流量教徒
2012 年，微信推出订阅号功能，人们开始在公众号上看文章，有人说那是纸媒消亡的开始，也有人说阅读只不过从纸媒转移到了手机屏幕上。
无论如何，这一颠覆性的媒介变革，催生了无数自媒体，让更多有志于写东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既能谋生又能施展拳脚的体面工作。2018年，凡之昂就这样得到了进入内容行业写作的机会。
从小，凡之昂 就 知道自己喜欢写作，但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应该去读文科，于是她大学时候也 报考了一个理科专业。大学期间，她尽情探索自己 的兴趣爱好，参加学生辩论、读大量的书，还自己办了学生杂志。
当时的 大学 生活还 比较 松弛 ，至少周围的人还没有在大学就开始焦虑地找实习。到了毕业的时候，凡之昂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公益项目，便到四川农村服务一年，同时偶尔给一些自媒体撰稿。直到这个项目结束，她很顺利加入W ave 工作室。
2017年，凡之昂在雅安的村里带小朋友上山踏青写诗。（图/受访者提供）
从读者的身份转换为写作者，凡之昂最初 有点忐忑， 对她来说，W ave 的文章看起来挺“高级”，作者像是对某一领域很了解， “自己一个本科生，能不能写好这样的文章？”那时候她主要的期待， 还 是希望自己能读得更多、写得更好。实际上，她发现自己不仅能胜任，且反馈还不错，甚至写出了爆款。这让她确立了最初的信心。
一开始，她还能写写自己感兴趣的选题，琢磨一个文章如何写更有趣。但一周产出一篇的节奏，意味着必须不停在找选题、找资料、写文章中轮回，就算休息的时候， 凡之昂 也在刷手机找选题，“好像没找到一个选题，今天的手机就白刷了”。很快她发现，想要在更感 兴趣的选题上投入多点时间是奢侈的，作者独特的思考和表达也是多余的。
流量是 写作者 的兴奋剂，同时也是紧箍咒，当这个账号后台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章之后，W ave 就形成了自己的流量方法——“ 把所有稿子的标题和数据输入 EXCEL 表格中，寻找阅读量最高、打开率最高、转发率最高的稿子的共同点， ”凡之昂说，“一开始大家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直到最后，大家都被要求按照那个更有效的模式、按照市场的喜好去写。”
追热点、找选题、写报道，占据了媒体人清醒的大部分时间。（图/《我们与恶的距离》）
Wave 也会有评稿会，一般从流量倒推，根据数据来分析一个文章为什么 不好，可以向流量好的文章学习。她印象中，部门几乎没有特别夸过哪 篇 稿子写得好，如果有的话， 也 只会说“之前发的数据很好，我们做一个另外的题，能不能按照这个模式来做”。
Wave 的正式员工 普遍采取定薪制，表面来看，流量并不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但流量已然成了掌握所有人命脉的神，除了所有对稿件的评价体系以数据看齐外，在选题通过阶段， 主编 会判断什么稿子有流量、什么稿子没有流量。荒谬的是，没有人知道流量的确切逻辑，有时候一篇人们判断会“爆”的文章，就是流量很少。
随着工作越来越多， 焦虑变得越来越具象，“ 今天 写不出来了，明天又没有 选题了， 没有题就交不出来稿子，顶不上排期 ”。
禁止思考，禁止白日梦
在W ave 的价值排序里，一个成熟的作者不应该一直写稿，应该当编辑，然后当主编，成为管理者。“公司不指望正职写稿撑起那么多业务量，一定要招收线上作者，通过线上作者来 提供足够的稿子”，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是没有前途的”，这直指在这里写作的流水线本质。
Wave内部的共识：一个成熟的作者，不应该一直写稿。（图/《弗兰西斯哈》）
2020 年，凡之昂向 上级 提出了辞职。但 上级 给了她一个升职的机会，让她去公司旗下另一个做非虚构的账号做主编。 但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变，反而变得更糟。
一开始 ， 工作室的 作者们 还能根据真情实感来 操作 自己想写的选题， 比如令 凡之昂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线上作者根据自己在衡水式中学的经验，写了一篇批判教育制度的文章。但随着工作量的要求，人们 不可避免地 又回到了在社交媒体上刷选题的模式。
按照规定， 每个 作者 每个月 要 写三篇 文章 ，但 有时候 ， 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 极端情况下，有的作者甚至 一个月一篇都产不出。作为账号负责人，这些焦虑只能 由 凡之昂 扛着。
当主编看起来似乎拥有更多权力，但实际上， 凡之昂 发现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少之又少。“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确实是可以由我来负责的，但涉及到公司具体的效率、管理制度等，甚至员工几点到岗，都不是我能决定 的，如果公司要裁员了， 我也只能配合 。”
齿轮上的人。（图/《摩登时代》）
当上主编之后，凡之昂觉得自己被拽入了更不可控的系统中。
那时候，她不仅要负责账号每天的推送，她要去催稿子、改稿子，回答实习生的问题，此外还要开一堆的会议，根本没有时间写自己的稿子。等下班回到家，她发现自己的娱乐也变得没有质量，“除了刷小视频我什么都不想干，连看个电影电视都觉得太累了。”
直到后来，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迟钝，“脑子转不动了，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想法，也没有感受了”。
当线上作者或者实习生试图就稿子询问意见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给 不了任何真正深入的想法，因为想法得动用力气。“我的大脑里存了几百个不同文章的处理意见，我就给一些，有点像现在有人说吃饭不是吃饭，是生命体征维持餐，我们的工作就是这种生命体征的维持，保持它有在运转就行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辞去了教职，进入五金工厂，从事底薪、重体力的劳动。她在《工厂日记》里写了和无情的机器打交道的感受：
“ 为了达成目标，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 8 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 切。如果你感到愤怒、悲伤或厌恶，你必须将这些感受咽进肚子里，压抑至内心深处：因为它们会减缓节奏。快乐也是一样。 ”
西蒙娜 的结论是：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因为这是唯一让心理不再痛苦的方法。
西蒙娜在自由法国报纸担任编辑时的工作证。（图/历史资料）
一百年前人们在工厂里的处境，竟然让现代白领产生了共鸣。《工厂日记》是凡之昂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她说，“人如果完全工具化，你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完成公司的指标，那就会失去自主性。”麻木由此产生。
她也想过改变现状，比如她向 上级 反馈，“最近的稿件质量不太行”。但往往得到的回复是，现阶段太忙了，商业项目太多了，等过段时间就好了。她说，人们寄托于“接下来某段时间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就可以有时间做出好内容，但实际上这样的时间段并没有发生”。
有时候空下来，她制定了一些新的计划，甚至花两个月时间面试，重新招来了一批新的作者，但等新的作者来了，又开始进入下一回合的忙碌。“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好多次，我感觉像心灵安慰剂一样。”
思考和反抗是无效的。甚至，反抗的结果是付出更多时间，导致工作做不完，“ 比如 今天我老老实实把 工作做了，可能 晚上8点 就能下班，如果还要 再加上 跟领导提意见，领导 反过来 又让我写计划书 的话 ， 那么凌晨 12 点都走不了”。
情感在 当代 职场中是一种需要被抑制的顽疾。她的一位同事何安经常会表达不满，又因为无法解决问题和同事、领导起冲突，但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够职业化，有一次， 何安 因为写 一篇稿子时遇到瓶颈 在 部门主管 面前痛哭，但当时 主管 好像看不到这个情绪，他的反应是，“好，让我们看这个题该怎么改”。
麻木是自我保护。（图/《黎明前的一切》）
在还没离职之前，凡之昂有过很多怨恨，但当真正离开这个地方，她觉得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其实大多数都还不错，问 题是在这个一环扣一环的系统，“领导也要向上级交代数据，交代营收，”人们好像找不到一个最终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凡之昂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责任吧。”
人可以不工作吗？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里，凡之昂写道：“从上学到工作，我一直沉浸在‘理性主义’的思想中，我相信更多的信息、知识、经验可以帮助我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和决策，由此可以通向最明智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在W ave 写稿，一开始也是在践行“理性主义”，通过检索信息，获得知识，形成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些看法，经常取决于检索到什么信息。
比如W ave 对工业化生产的深信不疑，她写工业化大棚种植的蔬菜，便也相信这种蔬菜就是好的，小农方式种植的有机蔬菜是智商税，后来她反思，这是一种消费者的视角，如果从长远的环境生态和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曾经她以为的科学的道理， 也可能是 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图/《克拉克森的农场》）
被工作 内容 影响 到个人 理念与选择 的例子 还不只 这些 。 作者们 写焦虑的话题，也强化了自己的焦虑。疫情期间， 凡之昂 写过好多关于年轻人找工作困难的选题、写过自由职业会使得生活变得不稳定的稿子，所以即便工作已经不堪重负，她还是不敢离职，只能在安全区继续待着。
直到最后，她发现自己每天在办公室完全没有情绪，不想说话也不想笑，即便是和朋友度过了一个不错的周末，一到周日晚上想到要上班就会躺在床上大哭，她说：“身体好像有直接的答案，就是告诉你这样不行，你必须休息。”
直到 开始 写这本书，她与 原本的状态 拉开了距离，产生 顿悟 ：“知识之所以是知识，是别人的经验与逻辑，它强调普遍性，却从未告诉我们在普遍性之下，个体应 该怎么生活。如果我们就是有某些不那么普遍的特质，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
如果个体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图/《弗兰西斯哈》）
从前， 凡之昂 一直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职业之上，离职后，她开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个体经验，身边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着本职工作，把公益当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也有人过着一种不工作、靠接零工赚钱的生活。
在离职前，她存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多亏她平常就不是一个物欲太盛的人，这笔积蓄现在还能 继续 维持她的生活。有了自由的时间，她开始学摄影、学开车、重新学习英语、做读书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写作兴趣。不工作之后，她不再需要住在北京，生活开支变得很小，和一群朋友在一起，讨论的经常是省钱小妙招，如果约饭，总是约定开销在人均 50 元以下。
谋生问题总是 重要 的。她想过重新找工作，但是 转念一想， 除了写作之外， 她 好像没有别的技能，一旦把写作当成谋生技能，又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写作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但一定要靠写作吃饭吗？还是说我应该找一个其他的可以吃饭的工作。”这个问题她也还没想明白。倒是现在她一直在实践中，去尝试学习不 同 的技能，学开车的时候，她想着能不能靠开车吃饭，学英语也在想能不能靠英语吃饭。
凡之昂在加拿大农场打工换宿。（图/受访者提供）
总之，离职多年，她再也没有工作，只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可接受，甚至她觉得这日 子挺快乐。她也会有对未来的经济来源的压力，有时候她会做点零工赚点零花钱，最近，她开始考虑摆摊，不过，这些压力对她来说，都在可承受范围内。
逃离抽象世界
“逃离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是西蒙娜探寻真理的必由之路，把自己扔进五金工厂，作为一名工人去生活，让她超越书本与知识，以更身体性的方式理解社会不公义的一面与人类的苦难。
这几年，凡之昂也在通过行走，去关注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用一种互联网思维来决定自己关注什么。比如她对环境、种子感兴趣，就沿着河流、山脉去去考察。
去年，凡之昂在太行山的一 个村子里待了一个月，最近一些年来，山西旱涝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她想知道历史上 曾经 有大片森林的山西，为什么现在水土流失会这么严重？
这个村子位于山西、河北和河南三省的交界处， 6 月份是最缺水的季节，但是他们马上要开始抢种稻谷，老人们就用 三轮车，甚至只是挑着担子运水到田里灌溉，由于日夜不停地运转，抽水泵坏了，只能人工取水。白天，她经常跑去跟爷爷奶奶聊天，他们见面问的问题就是“天气预报怎么说，今天下不下雨”。
凡之昂在太行山里的一个村子做调研。（图/受访者供图）
对于一个不事种植的人来说，眼前这些见闻让她觉得比书本读到的所有东西都震撼得多。“我们都讲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有些人的生活还是很辛苦。”
这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有关，上世纪60年代之后，大规模砍伐树木发展工业，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当地为了保护土地，退耕还林，开始重新搞生态种植，但农民们种植树木拿到手的工钱并不多。在那里，她经常有一种很深的自我怀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要保护生态；另一方面又觉得，让生活本来就苦的人搞生态种植而不是经济作物种植，有点何不食肉糜。”
在追求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 ，真实就是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这些矛盾需要人们不断实践一点点去调整。凡之昂比以往更深地意识到，知识并不单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如果真的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要到现场去，去和人打交道。
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类型的一个调研，看到农民那么努力生产、努力找水，她也会对自己的“特权”有更多反思，她开始在想，“如果你要写作，到底是为谁而写？”
一定要靠写作赚钱吗？（图/《小妇人》）
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我始终是以一个外来的身份进入，所以也保持着一种可以随时离开的特权， 这 跟 真的与这个地方有很深联系 的人来相比 ，心态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些反思目前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凡之昂觉得，自己现在也不一定急着“产出”，“我们在媒体工作时总被要求特别快地产出，讲究投入产出比，但是快的产出牺牲的一定是深度。”对她来说，光了解作物是什么、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是不够的，她不希望这些只是作为展示。
媒体很擅长制造话题，也许通过曝光的方式可以让许多社会问题得到关注，但之后呢？疫情时，她也和许多人一样在各种信息中感到无助。但后来她觉得，人的精力有限，她希望自己专注在一个领域上，和其他有共同目标的人协作，推动一些改变。
离职之后，凡之昂取关了三百多个 公众号，不再刷社交媒体，更不看爆款文章，生活似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不工作后，信息焦虑消失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反而要求她需要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力，去寻找途径做有益的事情，而对生活的想象力正是当下人们脱离系统围困的方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刘车仔，编辑：陆一鸣，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