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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他已经给原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局势又增添了许多变数，他那种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让人无从预料他明天又会搞出什么事来。他一会儿挥舞关税的大棒，把世界各国都轮番敲打一遍，一会儿又大张旗鼓地驱逐“非法移民”，指责他们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当然，那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问题是，他这样能达成这一目的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他的种种做法，说到底其实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把外部群体看作是美国自身问题的替罪羊，但这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自身的问题。特朗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大体上是指“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充分就业的好日子”，但且不说那样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他看来也没明白那些“好日子”究竟是怎么来的。那靠的不是跟别人抢蛋糕，而是自己把蛋糕做大。
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雄辩地证明：美国经济的强大驱动力是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的，尤其是不断颠覆的创新，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持续的创新流”，他断言：“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都源于更快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然而，这种增长在不同时代并非匀速前进。他把美国的经济增长周期大致分为三段：1920年之前，稳定增长但相对缓慢；1920年起开始腾飞，高速增长持续了半个世纪；但自197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下降，增速几乎只有1920—1970年间相应增速的三分之一。其结果，“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仅仅通过个人努力已经无法在有生之年改善生活。
当经济减速时，很多社会矛盾都会暴露乃至放大。社会心理学上有所谓的“隧道效应”：当你堵在隧道里时，只要你还能缓慢向前挪动，那一切就都可以忍受；但如果你被堵得动弹不得，旁边的车道却在快速向前，那两相对照，能不怨愤吗？
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自1970年以来持续两代人的增长乏力，所积累下来的深远效应，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也是美国社会当下种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富人们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等方式赚得更多钱，但底层的普通人赫然发现自己不仅收入长期停滞，甚至其子女可能生活还不如父辈，这在200多年来还是头一回。
如果真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应该做的是重新激发那种创新活力，毕竟那才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动力之源，然而，那却是极难做到的。1920—1970年间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极大地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的各种发明创造，其中产生了三项最重要的衍生品——空调、州际公路和商用航空运输，推动了美国经济乃至社会面貌的全面改变，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到1940年，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已经发明出来了，此后只不过是普及和改进的问题，但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了。
正如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所说的，“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每个时代都有盛极一时的产业，但随着它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颠覆性的创新突破，那么它迟早会达到一个极限，此时社会经济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点。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创新本身能带来更高的潜在利润，埃弗塞·多马在1961年曾有一句妙语：没有技术变革，资本积累就相当于“在现有的木犁上堆放木犁”。换言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状况，将“锁死”经济发展，让社会陷入停滞。也正因此，经济学家熊彼得早就断言，“创造性破坏”才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不断自我突破、向前发展的秘诀。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美国经济当下的困境，是因为它陷入了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不错，它曾经有着无可匹敌的工业产能，但正因此，它的市场早早就饱和了，产能过剩再加上劳工权利的兴起，使企业越来越无利可图，于是从1970年代起，美国企业开始将制造业大量外迁或外包，因为从海外进口要比在国内生产更有利——跨国企业的老板赚到钱，国内消费者也能低价买到性价比更高的商品，皆大欢喜，唯一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制造业岗位因此逐渐减少了。简言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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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也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代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首先一点就是缓慢的“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重心，沃尔玛也因此成为全美最大的雇主。然而，服务业的发达不管为生活带来了怎样的便捷舒适，它都没能像之前的工业革命那样带来全面深远的技术进步。
当然，计算机和19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经济的奇迹，曾被市场推崇为新的突破口，似乎看到了技术变革加速的希望，而美国在这一领域仍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但这第三次工业革命究竟对整体经济有多大推动作用，却值得打个问号。创立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嘲讽：“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这是因为，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局部的、间接的，有时还很难体现在经济数字上——想想看，太多的网络服务都是免费的。
正如本书所言，“即便计算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断增加的，但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创新并没有加快，甚至许多方面正在放慢步伐，计算机占GDP份额太小，无法弥补其他方面的放缓”。2014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美国经济总量中仅占7%，即便这一领域每年以2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如果剩下的93%没有增长，那么每年的整体经济增长也只有1.4%。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多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发现，美国的新经济出现了一种“无就业的增长”：尽管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巨头高歌猛进，但谷歌、微软所雇用的员工人数很少，且对学历和技能有着极高的要求，远不像早年的钢铁、汽车那样能为普通的产业工人提供那么多工作岗位。何况，数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赢家通吃”：搜索引擎Google一家独大，社交媒体有facebook就够了。乍看起来美国经济是在增长，但绝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到红利。
技术乐观主义者预测，机器人和AI将很快替代大部分工作，美国经济已到了生产率新高峰的临界点。这一点或许能成真，但至少就目前来看，若论对社会整体的提升，它未必像100年前汽车、家电那样影响巨大且正面，AI甚至反倒冲击了越来越多人的饭碗，人们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在孕育出那个美好的新未来之前，看来还得先经过一段漫长的阵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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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是高科技企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特点，都使得财富不断积累到少数人手里，企业固然提升了效率，优化了产出，得到了更高的利润，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却长久都没有改进。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还使得普通人更难像先辈那样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机会，到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转而务实地选择先打工养活自己，而这又反过来降低了劳动力素质，使得问题愈加积重难返。
种种因素累积下来，所呈现出来的最终效果就是：美国社会的创新在减速。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创立不满5年的新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下降了一半，30岁以下拥有私人企业的人口比例更是从1989年的10.6%暴跌至2014年的3.6%，这都意味着，以往标志着美国经济活力的“白手起家”神话逐渐消散，年轻人想要创办一家新企业并在市场上活下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设法重新激活这种创新精神，减少风险、扫清障碍，为技术变革提供强大的助推力，至少在历史上，正是这样才推动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划时代的提升。另一种政策解决方案是实行超级税率，这不仅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水平，也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减轻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使经济发展能奠基于一个更健康的社会结构之上。
然而，这些选项在当下的美国政治中都很难，难到近乎不可能。美国对碳排放、清洁能源技术的抵制，就能看出石油天然气等利益集团的强大，当然更不用说对富豪征税了——“股神”巴菲特的税率甚至比他的秘书还低。实际上，这些做法常常会被认为是“非美国”的，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去推动、执行，而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特朗普的做法，看似激进，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触动这些深层的症结，回避了难题，而选择拿贸易伙伴和移民开刀，这固然取悦了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却治标不治本。别说拉动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了，对助推创新也没什么裨益。不仅如此，极有可能还适得其反，尤其是他出于政治因素对大学的打压、对留学生和移民政策的收紧，长远来看都不利于美国的科研创新。
历史反复证明，结构性改革尽管痛苦，却是必由之路。因为痛苦就想回避改革，最终只会付出更大代价——问题只是这将会是什么样的代价，又究竟是多大的代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怎样，最终承受这些代价的仍会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