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服务并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宏大背景下，广东省近期推出的一项围绕汽车消费的创新举措，如同一股暖流，在中国超大城市的交通治理与民生关怀领域激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广东省促进经济持续向好服务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方案》，广州市将实施“久摇不中”申请人直接领取号牌的政策，深圳市也将优化摇号规则，加强对“久摇不中”人群的购车需求保障。
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对汽车消费限制的“更大力度放宽”，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深刻进化。它标志着地方政府在平衡城市交通承载力与居民合理出行需求之间，正从过往的普适性限制，转向更为精准、更具人文关怀的“靶向”优化。
这不仅是广东的“先行一步”，更可能为全国其他面临同样挑战的特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提供一个极具价值的实践蓝本。
广州市明确提出，个人参加普通车增量指标摇号累计次数达到72次以上的，可直接申领指标，且该指标不占用常规的配置额度。这一规定，无疑是本次新政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72次”，这个数字背后承载的是什么？广州自2012年7月开始实施车牌摇号政策，每月一次，72次意味着一个申请人连续六年、坚持不懈地参与摇号但始终未能中签。
六年，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可能意味着孩子从小学步入中学，意味着工作地点的多次变迁，意味着生活半径的不断扩大。一辆车，对他们而言，早已超出了代步工具的范围，而是提升家庭生活品质、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拓展幸福维度的刚性需求。
“久摇不中”群体，是城市汽车消费限制政策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遵守规则，耐心等待，却因概率问题屡屡与“中签”失之交臂，其失落感与日俱增。广州的这项新政，精准地识别并回应了这一群体的核心诉求。
这并非是对摇号政策的否定，而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补丁”和优化。它在不冲击现有摇号“奖池”公平性的前提下，通过增设一条“绿色通道”，为那些最有需要、等待时间最长的市民解决了实际困难。
这种“不占用配置额度”的设计尤为精妙，它确保了常规摇号参与者的中签概率不受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政策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积极反响。
要理解广东新政的开创性，就必须将其置于全国特大城市汽车保有量调控的大棋局中进行审视。北京的“积分轮候”与上海的“高价拍卖”，与广州、深圳的摇号制度一样，都是在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城市交通与环境压力巨大的共同命题下，各自给出的不同解法。
北京作为全国最早实施汽车限购的城市，北京的压力首屈一指。截至2023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750万辆，其摇号中签难度堪称“史诗级”。普通燃油车指标的中签率长期在千分之几的水平徘徊，一个家庭几代人共同参与摇号仍“一牌难求”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此，北京设计了复杂的阶梯式中签概率和家庭积分制度。简单来说，参与摇号的时间越长、家庭成员越多且名下均无车，积分就越高，中签概率也相应提升。
这本质上是一种“论资排辈”的公平，它奖励的是“等待”，是对最长期参与者的倾斜。然而，由于基数过于庞大，即便积分再高，中签依然是小概率事件。而在新能源车领域，北京虽然采取了“轮候”制，但申请人数早已远超年度配额，新的申请者往往需要等待数年甚至更长时间。
根据2025年的配置计划，北京一次性增发了6万个家庭新能源指标，使得本期家庭新能源指标总数达到11.84万个。这一举措无疑体现了北京在推动绿色出行、优先照顾家庭需求方面的巨大决心和积极姿态，大规模的增发为许多焦急等待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然而，我们同样看到，这11.84万个指标面对的是超过34万个家庭的有效申请。这意味着，即便在北京付出巨大努力增加供给之后，本期仍有超过三分之二、逾22万个申请家庭与指标失之交臂。他们将带着累积的家庭积分和更长的等待时间，继续进入下一轮的摇号或未来的新能源轮候队列。
这个来自北京的最新数据，恰恰为我们探讨“久摇不中”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和深刻的现实参照。它雄辩地说明，在需求基数极其庞大的超大城市，“僧多粥少”的根本矛盾依然尖锐。仅仅依靠增加指标供给的“开源”方式，虽然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难以从根本上治愈“久摇不中”群体的焦虑。
这恰恰反衬出广东，特别是广州“72次”新政的独到之处：它并非仅仅做大“蛋糕”，而是创新性地为那些等待最久、最富耐心的参与者开辟了一条“专属通道”，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预期。这两种思路——北京的“大力增供”与广东的“精准疏导”，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超大城市在汽车消费管理上积极探索、多元并进的生动图景。
上海则走了另一条路——市场化拍卖。每月一次的“拍牌”是市场供需规律最直接的体现。车牌价格随行就市，近年来基本稳定在9万元人民币左右。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利用经济杠杆高效地筛选出了购车意愿和经济实力最强的需求方，并将拍卖所得用于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形成一种“反哺”机制。
然而，高昂的价格门槛也将相当一部分有真实用车需求、但经济能力有限的市民挡在了门外。它追求的是“效率公平”，但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覆盖更多人群的“机会公平”。
相比之下，广州和深圳长期以“摇号+竞价”的模式并行，试图兼顾公平与效率。摇号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免费获取指标的公平机会，而竞价则满足了一部分愿意用金钱换取时间的消费者的需求。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广州的汽车保有量超过350万辆，深圳则接近400万辆。虽然绝对数量低于北京，但两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频繁，交通压力同样巨大。广州的摇号中签率也已从最初的10:1左右，下降到目前的百分之一以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新政显得尤为可贵。它没有像北京那样让市民陷入更漫长的“积分等待”，也没有像上海那样完全诉诸市场，而是在现有的“摇号+竞价”框架内，敏锐地发现了“久摇不中”这一痛点，并给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解决方案。
它是在承认并尊重“概率公平”的基础上，对“时间公平”的一种人性化补偿，实现了政策效益与民生关怀的“最大公约数”。
广东此番新政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交通领域。它既是服务国家“做强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具体行动，也预示着未来城市治理模式的演进方向。
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的“强心剂”。
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当前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时期，适度放宽汽车限购，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有效手段。
广东省的方案明确指出，此举是为了“更大力度放宽购车限制性措施、增加购车指标”。“久摇不中”群体一旦获得购车资格，其被压抑多年的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从而有力地提振汽车销售，并带动金融、保险、维修、装饰等一系列后市场产业的发展，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
过去的城市管理，往往倾向于“一刀切”的宏观调控。而此次广东新政，则体现了向“精细化治理”的转变。它不再是笼统地“限”，而是精准地“放”。
政策的制定者深入调研，准确地把握了“久摇不中”群体的规模、特征和诉求，并为此量身定制了解决方案。这种“靶向治疗”式的施政方式，既解决了特定群体的民生难题，又避免了对城市交通大局造成过度冲击，实现了政策效果的最优化。这标志着城市管理者正以更加成熟、自信和开放的心态，驾驭复杂多变的城市发展难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一项公共政策的成功与否，最终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广东新政直面民生痛点，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让长年累月盼望开上车的家庭梦想成真。这种“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积极姿态，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当市民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自己的困难被关照时，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必然会油然而生，这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可以预见，广东，特别是广州的“久摇不中”直接发牌政策，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府部门将密切跟踪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其对交通流量、环境保护、汽车市场等多方面的影响，并可能动态调整相关细则。
更重要的是，广东的这次大胆尝试，无疑为全国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它证明了在特大城市的汽车限购政策框架下，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优化和创新空间。
一旦广东的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其示范效应将迅速显现。 北京和上海等地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与交通压力，其政策调整必然会更加审慎。然而，广东的成功实践将为它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强大的信心。
对北京而言，广东的经验或许能启发其在现有的家庭积分制度之外，思考为累计摇号达到一定年限（例如10年甚至更长）的“骨灰级”申请者，开辟一个类似的、有确定性预期的指标获取通道，以缓解社会焦虑情绪。
对上海而言，虽然其核心拍卖制度不太可能动摇，但也可能借鉴广东的人文关怀理念，研究在拍卖体系之外，为特定条件的困难家庭或长期参与者设立小额度的、非营利性的指标池，作为现有体系的有益补充。
总而言之，城市的治理永远在路上。从严格限制到精准优化，从管理为本到服务为先，广东此次围绕车牌政策的创新，不仅是为“久摇不中”者打开了一扇窗，更是为中国特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推开了一扇门。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广东试点的成功推进，这种更加灵活、务实、温暖的施政理念，将很快在北京、上海等更多城市落地生根，共同谱写新时代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和谐共进的崭新篇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车云”（ID：cheyunwang），作者：苗正，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