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意大利就是“欧洲的中国”，从文化到观念，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意大利青年亚历来到中国，他从零开始学汉语，在中国的土地上四处漫游，用中文和不同阶层及背景的人深度交流，打开一个更辽阔的中国。现在，他用中文把自己的六年漫游写成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2022年的春节，亚历应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唐先生的邀约，来到四川农村过个中国年。他好奇地了解中国年轻人们的对家庭、社会、未来的想法，也在热闹的酒桌上逐渐学习读懂氛围和潜规则。在没有热水的村里，他把白酒当成暖气，跨越方言和寒冬的隔阂。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那是个对方说完就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着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我表示欢迎。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又怎么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的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位于德国西南部，沿着摩泽尔河而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的布吕肯巷664号，荷兰裔犹太女性亨丽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一个小梦想吧，”小艾眼睛发光，“从意大利过去远不远？远就算了。”我说不远。我们刚仔细比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国内和国外的差价，让从事服装行业的小艾有些兴奋。我现在能想象他提着阿玛尼的购物袋走进共产主义之父的故居的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算是一种信仰吧。”小艾一口气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个字可以说完的天宫。
聊到过去，小艾会把中国的八十年代定义为一个“开始走偏了”的时期。他对现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资本，这没办法”。小艾像是身处某种长久的善恶之争当中。虽说他不觉得目前的状态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乡间小道又窄又黑，还到处都是拐弯。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的村民，让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吗？”他笑起来说。问题的语气意味着我应该能想象得到，但我脑海中没出现任何画面。我总为闲聊中就那么容易聊到美国而感到吃惊，并且有时候缺乏准备。
“得多吓人，”小艾理所应当地说，“走在那种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击。美国那边主要是资产阶级，所以老百姓还是比较受苦受累的嘛。”
由于工人已经放假了，我住的是一个装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亲、他儿子，各住一间。有电、有煤气、没有热水。在客厅，两个小太阳对着一个沙发—这个简陋的环境中接待客人最体面的一处。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亲发现，我会把其中一个小太阳带到我的房间。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电脑的电池失灵了，只能通过插座才能正常运行。房间里的气温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苹果公司建议的最低使用气温十度。像人一样，在小太阳边待了一小会儿，电脑的电池也活过来了。
在农村的第一天，腊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参加酒席。是一个村民的七十大寿。现场很热闹，有小孩、家长、老人。在外面摆的一个小桌用来处理随份子、写礼账单的事务，像公司前台，大家需要经过这一关才能进去。一楼的气氛很好，小朋友们到处玩耍，五六个圆桌相互离得很近，剩余的空间勉强够让阿姨们走过去上菜，菜很香，热乎乎的，是在院子里刚用柴火蒸出来的。作为一个来体验乡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农村幻想已经被满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现实，他的现实。“我们弄几个菜，一点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说，接着找阿姨们来协助实现他的想法，“楼下太乱了。”
我们上了露台，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桌，总共六个男人。回到农村过年，唐先生追求这种VIP待遇。更何况，他觉得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露台上吃菜喝酒才是对我好。他无法想象我会更喜欢待在有烟火气的一楼。我尝试说一楼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觉得我在客气。
离我在成都喝醉才过了两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满的白酒，我一闻就感到恶心。出门之前，唐先生和我说过，到饭桌上他会劝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让你喝，”唐先生当时说，仿佛在道歉，“是我需要这么说，这样显得我对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断给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汤，喝一口白酒，就来一口汤。
唐先生下楼去社交的时候，我趁着机会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经懂了，我在农村这段时间会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楼看看年轻人和各年龄的女性能让我松一口气，似乎回到了个正常的世界。我和一个小朋友以及她的妈妈一起玩，聊她们平时在广东的生活。下午，小艾开车带我去镇上的超市。在车上，我问他会怎么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就那样。”
“怎么讲？”
“世界观不一样。”
“比如？”
“格局不一样。”
小艾沉浸于抽象的词汇，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宁，就选择放下这个问题。
“你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了解吗？”小磊问我。我说我应该算是对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些了解。“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梦想，但会为父母选择放弃。”小磊没听完我的回答就说。
他的意思是放弃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但是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而选择一份收入更高、性质更稳定的工作。小磊喜欢美术和摄影。他现在在苏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线路的工厂上班。刚上班那几年，小磊买了张站票，坐了三十小时的绿皮车回家过年。车票三百多，机票一千八百多，他觉得省的这一千五可以给父母花。
我相信谁都无法概括中国年轻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个社会观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选择，甚至在说服自己这样选择是对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热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经常会在各种酒席上碰到。他忙着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们时不时会偶然对视，可什么都不说。
在农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较崩溃。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出发之前，我知道在农村会有听不懂方言的时候，会吃不到新鲜的面包，身边不会有什么亲人。这些精神上的困难我都有准备。但我没预测到会有身体上的挑战。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盖两层被子。我用烧水壶烧水，倒到水盆里简单地洗了个澡。这七天会需要极高的抗寒和适应能力。我可以做到，但这不太像是唐先生说的来玩，更像是过冬。我对他的邀请感到有些心情复杂。关于要住的房子的条件，他怎么没有早说？
“马路修得还可以吧？”出门的时候唐先生和我说。他感觉到了我的委屈，并尝试以一种让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还是觉得他挺可爱。我们去亲戚家吃午饭。那是一栋旧房子，但这在农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饭时，大家能围着柴火坐下来闲聊取暖。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为一栋没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饭桌交谈，在柴火边更容易听到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认识了唐先生的女儿。原来她不是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栋更暖和的房子里。我听到父女之间一次比较令人难忘的对话。
“你工作了之后要发红包。”唐先生说。
“你先把学费交上。”女儿回答。
唐先生的女儿对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较有共情能力。他们吃饭的时候用方言聊天，她偶尔会大概把聊的内容用普通话和我交代一下。在一个传统习俗推动一切的日常里，她让我感到一些新鲜的幽默和思维。下午跟着她下田挖芋头时，我随便拍了几张她的照片。她转身对我说：“你在拍抖音视频吗？女大学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轻人时，我心里会渴望这种事情发生——一种抛开过节的场合规则、作为同龄人的精神连接，能让我们聊点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有时候会坐我对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节奏容不下字面意义上的闲聊。
客厅的电视播放着当天的国际新闻：法国人的罢工、缅甸工厂的火灾、土美关系的恶化。同时，饭桌上的人在争取自己的男性尊严。倒酒倒满当，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绪激动，酒壮胆提神。有人说他喝白酒喝二三两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气地说，“饭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试图用发烟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绝亲戚发的烟时说。
其他适合男人的话题是烟的价格，关税的问题；事业以及国内外这几年的状态；老表的分类，亲老表和远老表；谁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会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唐先生选择这样的场景来委托他人帮忙办事。果然很顺利。“我懂你的意思，”对方终结了这个话题，“相信我的能力。”我虽然没有事要办，但是喝了两杯之后便不觉得冷了。白酒是村里的暖气。我融不太进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饭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话。忍住了反驳的冲动是我在情绪管理上值得标记的成就。
坐我旁边的八十二岁的大爷借着酒精和我聊起来。他一直重复两句话：“年轻人多吃点菜，要吃饱。”还有：“大学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产队一起过的年，说那时候“感情好”。现在大家都隔得远，“不容易凑齐一家子人”。大爷以前是当兵的，不停地变换地方。他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要学会语言。“在美国就说美国话，在中国就说中国话，”大爷用四川话告诉我，“大家才好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