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眭纪刚 等
本文节选自《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一书
导语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变革和升级，从原始的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逐渐发展成现代化的机械化设备、电气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和生产工具。“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社会生产力经过“数量”的不断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的结果。那么，从量变到质变，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变量是什么？
何谓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的形成依赖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有形要素，以及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要素。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是在已有要素之外出现了新型要素，使要素的范围和种类得以扩展，而且要素供给的侧重点从数量逐步转向质量。
根据弗里曼和佩蕾丝（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生产力的跃迁源自“关键生产要素”的出现。关键生产要素的更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生变量，它通过影响企业的“超额利润”，进而引致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出现，最终带来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改变。
因此，对关键生产要素的“核心投入”，是经济不断发展的源泉，该要素的规模和使用效果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例如，在传统工业社会，形成生产力的要素扩展为土地、劳动、资本等，但在信息和智能社会，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开始衰落，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也在动摇，数据和知识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不但要素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要素的重要程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不依赖传统物质资源投入、以新技术和新产业为发展引擎、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新发展范式，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生动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助力国家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新优势。
眭纪刚 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版
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发挥科技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由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新技术的突破，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实现在生产中的应用，从而产生新的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
库兹涅茨认为，真正区分现代经济增长和传统经济增长的标志是在经济活动中融入创新的方式和速度。纵观人类发展史，创新始终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科技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催化剂。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革命大门，到电话、电灯的应用拉开电气时代序幕，再到电子计算机把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以及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跃升。
18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之所以增长缓慢，是因为在当时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各经济体经过世代反复实践和积累，其资源配置已接近最优，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林毅夫，2012）。
农业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条件，其中土地是对农业经济发展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条件。农业社会没有产生出能够稳定地应用于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这种技术的局限性限制了土地的生产力。因为生产率太低，人类为求生存必须集中于粮食生产。在这种社会里，财富和贫困是一种零和博弈，财富主要是通过占领新的土地来获得（赖纳特，2010）。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在于能把科学和技术系统地、经常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这种持续的技术创新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生产因素。人类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已成为一种生产力，足以补偿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种种局限，摆脱了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和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约束（罗斯托，2014）。
蒸汽机的应用带动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的飞跃发展，而电力在生产、通信等诸多领域的应用，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赐予的种类和数量，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不仅是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急剧增加，更是物品多样化供给上的生产力飞跃。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进入下降期。与此同时，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正在酝酿新的技术革命。从90年代开始，这场新技术革命加速向新产业革命转变，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工业经济模式的“新经济”。在美国的带动下，信息和网络技术作为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核心，开始在其他国家迅速扩散，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第五次经济长波。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长波繁荣期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一片低迷，意味着第五次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带动本轮经济长波的技术核心——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是全球性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技术变革正在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突破性创新连接起来，形成整个技术体系的“群体变革”。在技术变革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科学-技术-生产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过程，使得许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
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很多新兴业态尽管形式不同，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但它们在本质上都符合新质生产力低碳、智能等大趋势，显现出与前几次经济长波截然不同的特征（眭纪刚，2018）。
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产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科技创新成果要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依托产业这一重要载体。
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一直处于产业发展的语境之下，表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两次提及“新质生产力”时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紧密联系。这两种产业都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业辐射面广等特点，将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同时，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可以更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的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未来产业是指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和实现产业转化并形成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因而未来产业的成熟度更低、不确定性更高。在未来产业的赛道上，世界各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都面临相同的不确定性，因此成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重要领域。
一些未来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如果不及早进行布局，一旦当产业到达爆发式增长的拐点时，就会由于前期人才积累不足、工程技术进展慢、产业配套弱、市场开发不力而被甩在后面。因此，尽管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更高、投资回报期更长、风险更大，但仍必须及早进行布局。
当未来产业的技术进入相对成熟阶段、产品开始大规模生产时就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新的日益强大的产业部门，而且许多技术、产品具有广泛的用途，通过在其他产业的应用、与其他技术和产品的融合，能够使既有的产业部门发生效率和质量变革，从而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既需要重大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也需要市场的拉动和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够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撑，齐全的产业门类、完备的产业生态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和维持其高效运转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光伏组件、风机设备、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移动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甚至成为最大的生产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而且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注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新兴产业的融合，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未来发展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产出，蕴含着更为巨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因而具有更高的发展质量。
因此，从科技创新到未来产业，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及支撑，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应用的现实场景及表现形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加强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生产关系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进一步激发社会生产力。
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若要继续发展生产力，需要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才能推动生产力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因此，生产力的提升是发展命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改革命题。
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相契合的制度环境因素。如果缺少相关制度的支撑和配合，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耦合的“新质生产关系”，即能够促进科技不断创新，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系列制度和体制。
这些制度既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要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产生出一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形成有利于前沿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不断发展的新机制。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和发展，而旧的生产关系则逐渐被扬弃，进而可能会引起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我国提供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契机。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需要根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适应性的转型。
由于新技术和未来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政策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应从原来支持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企业的选择性方式，转向政府进行方向引导、市场支持，更多地鼓励市场微观主体的科技创业和对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的“试错型”探索，转向创造更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环境，弥补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早期阶段的“市场失灵”问题。
比如，科技政策应鼓励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进行更加自由的科研探索，并改变过去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科研考核机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创造早期应用市场以及适时进行制度、法律和政策改革，以适应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发展的要求；产业监管政策的实施应非常谨慎，需要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给新技术更大的应用空间，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通过有效竞争在众多的技术路线中筛选出可行的方案。
作者介绍：
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主要从事创新发展理论与政策、科技政策研究工作。在《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China Daily、《瞭望》、《半月谈》等中央媒体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7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学习强国》转载；执笔多篇政策建议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并被领导人批示或部门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