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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述了中国浙江江山、丽水等地，一群在战争期间或战后饱受“烂脚病”折磨的受害者，以及他们艰难的生活和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反思。通过对姜春根、毛水达、柴长庚、冯欢喜等人的个案描述，揭示了细菌战的潜在影响，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文章也记录了这些受害者在贫困、歧视和疾病中顽强求生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生命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姜春根的遭遇：姜春根因烂脚饱受折磨，其烂脚症状严重，因细菌战受害。尽管生活艰辛，他仍需下田劳作。他的经历反映了战争遗留问题对个体造成的长期影响。
📜历史档案的缺失与发现：由于档案记录的缺乏，细菌战的受害者长期不为人知。通过对“浙赣会战损失调查表”的发现，揭示了当时大陈乡烂脚病例的高发率，为受害者提供了历史依据。
🛤️战争遗迹与烂脚病分布：浙赣铁路沿线的江山、衢州、金华等地，是日军细菌战的潜在区域，也是烂脚病高发区。日军的行军路线与烂脚病例的分布之间存在关联，揭示了战争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受害者的生活困境与精神创伤：毛水达、柴长庚、冯欢喜等人的故事，展现了烂脚病患者在贫困、歧视和疾病中挣扎求生的艰难。他们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也面临着精神上的创伤，以及战争带来的孤独感。
南香红 2025-06-05 12:23 北京
江山：姜春根
在浙江江山大陈乡，看见姜春根的一双烂脚，王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团长，编者注）眼泪止不住奔流而下。
“太烂了，一双脚都看不出模样了，肿得像大象腿一样。我见到过那么多烂脚人，他是最烂最烂的那一个。”
姜春根住在儿子家。脚烂成那样，还是要下田劳动。春天的大陈乡丘陵起伏，碧水淙淙，姜春根在葱绿的田野里养鸡放鸭，挑担劳作，干不动了会坐下来休息。血水渗出破布的包裹，染红半个鞋子，臭气隔着好远都能闻到。
姜春根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只有问到了，才会轻轻地吭一声。王选看过他之后几年，他的右脚更烂了，变得有正常脚的三四倍大，浓血淋漓，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再后来他就不能下地了，只能半躺在床上，脚下垫着塑料泡沬块，承接脓血。他的左脚也是烂的，糜烂在两只脚上轮番发作。
除了定期从上海给他邮寄药品、纱布，若有空到江山，王选一定会去看看他，去不了，就派助手常晓龙去看。每次去，都带一些纱布、药品和钱。王选还在姜春根家的村医那里放一些钱，让他定期去为他清洗换药，但那个医生拿了钱没按约定去看他。问起原因，医生面露难色说：太烂太臭了，且每次去要爬山，把一部摩托车都骑坏了。
江山大陈乡是烂脚发生的重点地区，姜春根只是这个乡里脚最烂的人。
姜春根出生在1945年的大陈乡乌龙村。他听父亲讲，1942年7月，有一队日军从这里经过后不久，妈妈带着姐姐到山上去采茶籽后，妈妈、姐姐、姑姑的脚相继都烂了。为了给姐姐医脚，家里卖了所有家当，而妈妈却从来不医。他自己的脚是五、六岁开始烂的，后来出生的弟弟也烂脚，一家人只有父亲没有烂。妈妈、姑姑、弟弟都先后烂死。
王选遍寻中国历史档案，有关纪录留下来极少。战时国民政府档案留下了各地鼠疫受害情况，国民政府为了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细菌战的罪行，准备了一些受害地的疫病检验报告书和防疫报告书，使鼠疫受害得到记载。但是更多的细菌武器受害，却被认为是卫生条件、生活条件的“战时疫病”，比如伤寒、副伤寒、痢疾、霍乱等，当年就没有被确认为是细菌战所致，炭疽、鼻疽更是如此。
一个悖论出现了，如此多的烂脚出现在现实当中，但翻阅当年的档案资料，却发现没有什么记载。在战火纷飞、疫病横行、人的生命如蝼蚁的乱世，各地国民政府“防疫委员会”疲于应付，再加上细菌战是隐秘进行的，烂脚也就没有被列入防疫之中。
日本学者江田宪治在他的《中国政府的防疫战—1938-1945年》论文里引用了一份资料：1939年12月，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医学专家，向军政部提交的《防治敌机撒播鼠疫菌、脾脱疽菌、马鼻疽菌办法》的报告，其中提到的脾脱疽菌、马鼻疽菌正是炭疽、鼻疽的另一种称法。这份档案说明，当时国民政府的医学专家，已经警觉到敌人用炭疽、鼻疽细菌的可能性。
或许是上天不负苦心寻找，还是在大陈乡，一份手填的“浙赣会战损失调查表”让王选如获至宝。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浙江省江山县，在敌人退出后进行了作战损失调查。大陈乡政府的调查员手工填写了一份本乡损失，在“奸杀情形”“房屋损失”“交通损失”等各项下面，有一项“流行疫病”，其中列出了痢、虐、毒疮、烂脚、其它等5项内容。在“毒疮”一栏里列有3711人，在“烂脚”一项里列出2130人。王选为之震惊。战时的大陈乡，1941年人口约12000人，2130人发生烂脚，这个比率实在是太高了!
这份调查表，是对当时可能遭细菌武器攻击的历史记录，也是给姜春根的烂脚一个交待。在一片被细菌污染了的山水田野里，特别是被存活能力极强的炭疽菌污染的地方，上一辈一家人烂脚，后一辈再发生烂脚的几率一定是高的。
大陈乡所在的江山，是当年通往江西、福建的唯一通道。浙赣铁路经过金华、龙游、衢州相对平阔地区后，至此进入中国东南丘陵地带。高山峻岭给当年进犯日军，留下的可通行到江西、福建的路只有江山。日军进犯福建，在仙霞岭被国民政府军阻挡而裹步不前，最终没能进入福建。但进犯江西得以成功。于是从北部的大陈乡穿江山全境，到峡口镇、再通往福建方向仙霞岭，从大陈乡经淤头、八都至西南部江西玉山方向的沿路，被日军烧杀抢掠的村庄，多有烂脚病例分布。
如今穿大陈乡境而过的320国道，是当年日军进犯江山行军的路线。大陈乡向南几公里，就是浙赣铁路通往江西段。江山下镇下仓村93岁的徐炳林老人回忆： “站在他的家的‘大社山’顶部，眼前可见呼啸而过的火车，可听到隆隆的火车声。”
这条路正是日军进攻和撤退两次经过的路。和《井本日记》第19卷8月28日记载的，日军细菌部队从江西广信（上饶）、广丰、玉山，到浙江的江山、常山、衢县（衢州）、丽水，边撤退边撒细菌的行动完全相符。
据江山抗战研究者祝王飞所做的经历战争老人的口述，在这条路上的广渡村当时有300人烂脚，当年就死去的有30人；棠坂村村民毛渭滨被染上即逝，毛省甫、毛兆成两人烂脚病至今未愈；垣塘坂村，日军撤退后各种疫病大流行，全村原有500口人，疫死剩300多口。
但是江山所有的受害乡村，只有大陈乡留下了一纸珍贵的手写档案。
解放后细菌战受害地，对疫病流行情况和影响没有进行系统、科学的调查。衢州市前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在1997年主编《衢州市卫生志》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据他调查，衢州除了衢县、常山县1942年前曾发生个例牛炭疽外，其他各县均未发生过人、畜炭疽病，因此衢州的人、畜都没有炭疽免疫力。1940-1945年集中爆发，当年的衢县卫生院院长潘振回忆，每天接诊的疑似炭疽病人有40-50名。但因为没有把炭疽列入疫病报告，所以没有记载。
解放后的1950年，江山首次发生牛炭疽流行。为了控制疫情，江山给两万头牛注射了牛炭疽疫苗；1956年衢州开化县报告发现4例人炭疽感染；1962年，江山再次爆发牛炭疽流行；1963年衢县发现炭疽人感染4例。之后对于炭疽疫情的报告渐少。
姜春根这样的感染者，并不是孤例。但由于时间的阻隔，让姜春根们很难和细菌战直接联系起来。最早调查烂脚的记者李晓方说，他曾遇到很多像姜春根这样的烂脚，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是在战后才发生烂脚，他就放弃了对这部分人的采访。李晓方提供的10位战争后烂脚人，最早发生于1949年，最晚的在1982年。他们所在的衢州、江山都是被炭疽、鼻疽污染过的地方，而且之前家人都有烂脚。
不只是江山，沿浙赣线的衢州、金华、丽水、云和等地都有烂脚。青山绿水的乡村，到处都有一幕幕令人震惊的烂脚人生。
江山：“烂拷侽”毛水达
4月飘散如霰的烟雨中，江山真配得上它的名字，水清山秀油菜花黄，江郎山隐隐地藏在云雾之中。
上余镇敬老院，一座学生宿舍式的楼房。一溜过道，两两相对的房间；每个房间住两个人，20平方米左右，不带卫生间。
毛水达不在房间，同住的吴国兴在过道里高声喊：“毛水达，毛水达——”
他出现了，身材非常矮小，头发全白。看见我们，他甚至快跑了几步，没什么异常。
他在自己的床上坐下来，一阵腼腆之后，拉起裤管，露出腿上污脏的纱布。一切都显露了出来：双腿都是烂的，臭气一下就充满了整个房间。
江山是国家民政部分散养老的试点，所以这里的乡镇都建有敬老院。老人们不用集中到中心城市里，而是在乡里的养老院养老。
但是能够住敬老院的，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毛水达能够住在这里，是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亲人只有一个侄儿，过节过年时会偶尔来看他。
毛水达1938年1月26日出生，在敬老院里住了12年。同屋的吴国兴比他小7岁。这个20来平方米的房间，摆着他俩的所有“私人财产”：几把使用过度的农具立在墙角；大大小小的塑料袋、包裹、尿素口袋，里面是些破棉絮旧衣服之类。他们没有一件家具，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地下。以床为界，一分为二，谁的床边堆的东西，就是谁的。
毛水达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和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李晓方，调查烂脚的记者”。名片已经很破了，显示了它的主人在久远的时候来到过这里，但它被透明胶带重新粘好。毛水达脸上带着笑，把名片拿出来，看过之后收好，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胸的口袋里。
“人家笑我烂脚，到现在还在笑，说我的烂脚到火葬场才会好。”毛水达说。
说起一辈子没有娶到女人，他有些羞涩，声音大起来：“‘烂拷侽’嘛，谁要嫁你!”“烂拷侽”是当地人给烂脚人的外号，或者叫“大脚疯”。烂，气味又臭，普遍受到歧视。
毛水达说，他以前以为自己生的是怪病，抬不起头来，不知道是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后来李晓方来了才知道。他说四五个日本人来到他家，把一根麦杆去掉两头，让他一口气把一个壶里的水吸完，之后他就发烧，病了。脚是七八岁放牛时，追牛被树枝剐破，就开始烂起来。哥哥也是烂脚，活到78岁时死的。
父亲在他6岁时病死的（因为小，不知道是什么病死的），他依靠一个伯父长大，家里非常穷。虽然烂脚，但毛水达说他一辈子一直像个壮劳力一样劳动。
吴国兴和毛水达一起住了6年。他说毛水达的烂脚实在是怪，原来自己被蚂蝗咬过，也曾烂脚，搞点土药（一种当地植物的根）洗洗，三年就好了。同样的方法给他搞，他不好。吴国兴说本来是想搬走的，毕竟毛水达又烂又臭。一直住下来，是因为他“做人好，别人的钱放在地下也不会要的；勤快，到现在还帮人养猪。”
敬老院有人承包了养猪场，他就去帮人家养猪，常常打着赤脚在猪圈里掏粪。干了一年得到700块钱，合下来一个月连60块钱都不到。吴国兴劝他不要再掏猪圈了，对烂脚的伤口不好，但他一直在干。毛水达是一辈子劳动的人，已经不会闲着了。
江山： 柴长庚——我们结婚了
下雨天在满眼都是绿色的山间路上走，很难辨识方向。山都是一峰一峰的，很像。
峡口镇，柴长庚是个烂脚人。
峡口在江山的南部。峡口再向南，便是与福建相通的仙霞古道。1942年7月底，日军曾力图突破仙霞关进犯福建，被国民政府军队阻挡于山下。峡口一带，因为日军的进犯，老年人多是日军烧杀抢掠的记忆。
峡口广渡村，93岁的毛文亨老人是乡里的秀才，当了一辈子乡村老师。在他的记忆里，充满了各种日军暴行的鲜活的细节： 毛双善老婆，当年40多岁，鬼子放火，她去扑灭火时被抓。鬼子将大门关上，把她四肢捆扎在大门框门环上。鬼子突然猛推大门、破门而入，人体瞬间“五马纷飞”，被撕成多块。
毛文亨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后来广渡村战争受损的调查者。他记录下的老人的口述：当年鬼子从广渡撤退时，全村患伤寒、烂脚、赤痢……各种毛病都有。当时患烂脚病者有数百人，烂死的有20-30人。当年因病死亡者太多，有的人家在厅堂摆有六七口棺材。
峡口镇养老院的一间宿舍，柴长庚和他的老伴周秀菊住在一起。
与毛水达比起来，柴长庚的房间整齐多了，也多一些家的感觉。同样是旧衣服、破棉絮之类的大包小包，在这里都被整齐地码在一张单人床上。对面一张双人床铺着凉席，是他们俩的睡床。
柴长庚的老伴对来人没有反应，只是双手搭在腿上安静地坐着。柴长庚说她已经94岁了，比他大10岁。去年摔倒过一次，现在都是他照顾她，帮她打饭、洗衣服。
柴长庚烂在右腿，整条腿又细又瘦，伤口不是很大。“肌肉都烂没有了，烂时会一块块掉下来。下水田就更烂，整夜疼得睡不成。”柴长庚说。
因为腿腐烂变形，在公社里劳动时，别人劳动一天记10分，他只有7分，天天吃不饱。土地承包后，他有8分地，拖着烂脚一直种田到72岁，而且一直打着光棍。
比他大10岁的老伴周秀菊是在养老院认识的。9年前，他俩住在了一起。“原来是她照顾我，现在她摔了是我照顾她。”说到老伴，柴长庚满脸都笑开了。
“我们结婚了！”他转身去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匣子，里面是大红的结婚证。上面两个人，一个生于1922年，一个生于1932年，但登记日却是2006年，中间相隔着70多年的岁月。大红底的结婚照合影，老伴周秀菊满头的白发，柴长庚那含笑注视镜头的眼神，满满是清亮的幸福。
战争的损伤不只在烂脚上，还有内心无法弥补的伤害。柴长庚原本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但两个弟弟都死于日军走后发生的痢疾，当时一个5岁、一个7岁。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那时还没有发生战争；但母亲却是死于1943年的鼠疫，当地人把这个病叫做“老鼠瘟”。两个姐姐，也在1962年死于当地流行的脑膜炎。一家7口最后只留下他一个人在世上。现在，只有一个外甥会在年节的时候来看他。
柴长庚的身体看起来还行。但他的老伴状况并不好，去年摔过之后，行动不便，基本上要靠柴长庚照顾，还显示出老年痴呆的样子。不知道这对晚年的伴儿，还能互相陪伴多久。
丽水：冯欢喜——靠骗娶到了媳妇
“今年84岁（2015年，虚岁），这只脚整整烂了70年！”冯欢喜说。腐烂让整只腿变得细而扭曲，腿是麻木的，不疼。“要是被田里的杂草树枝扎了，会疼死，越下水田会越烂。”
冯欢喜家门前，起伏的山峦夹着一条很深的溪谷，名字叫小安溪。溪中布满了大小卵石，没有太多的水。这条溪水开出的路是一条古道，北通金华，南通温州、福建。1942年日军从金华武义县向南进攻温州，就是沿小安溪古道行军的。
“日本人来过两次，上千人在溪边烧饭。排队等飞机扔下来东西，那飞机飞得很低，但日本人的马不会惊，都排起队来。有两匹马的脚被烧饭的火烫伤了，没有带走。他们走后，吃不完的东西，牛肉干、罐头老百姓就去捡。”冯欢喜说。
零星的抵抗也在溪谷里发生过。“一个国军的士兵被击中，逃到村里的祠堂里，躲在香案下面。日本人追来割下了他的头，用血涂满祠堂的四壁。很多国军士兵被打死，没人掩埋，我的田里就有好几个，烂在里面。耕田的时候捡到帽徽，是瓷制的，烂不掉。”冯欢喜说。
1942年，冯欢喜的父亲被日本抓去做挑夫，回来不久腿就烂了，1947年死亡时只有49岁。“当时我15岁，父亲不只烂脚，印象中他的屁股也是烂的。”冯欢喜说。
大哥冯欢莲双腿也是烂的，1984年烂死，死时两只脚都是黑的。冯欢喜的弟弟谢龙根（过继给别人家改姓）也烂脚。加上他，一家有4个男人烂脚。
而整个小安溪两侧的村庄，烂脚的人更多。对自己的长濑村，冯欢喜还能准确说出5个烂脚人的名字，只是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了。
15岁丧父，哥哥和他又都烂脚，对于家族的打击巨大，种水田下水，脚烂得更厉害。冯欢喜就学习做泥瓦匠，到周边的云和、龙泉去给人盖房子。冯欢喜右手的大拇指缺失了，是干活被石头压掉的。
媳妇也是他靠“骗”娶到的：到离自己村子28里地的村庄去相亲，那里没有人知道他烂脚。夏天穿着长裤，走近村庄的时候就放下来盖住烂处，媳妇直到娶回来才知道嫁了个烂脚。他一生绕开人群走，自己知道别人的嫌弃——怕传染，怕臭气。
23岁的时候（1954年）他盖起来了自己的房子—一座中间四方天井、四边各有一个房间、石砖墙茅屋顶的房子。“当时只是搭了架子，后来用了10年，才慢慢完善。”他说。
最困难的时候，人民公社不准他再外出打工，只能在家下水田。穷困，吃不饱，流血、腐烂、疼痛，还有他的三个孩子的降生，都发生在这座他拼一生之力盖起来的房子里。
现在两个儿子都在老屋的边上盖起了楼房，很漂亮，但空着，他们一年四季在外打工。但冯欢喜却坚持住在老屋里，并准备在这里度完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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