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帆 2025-06-13 11:07 北京
面朝着大海我开车驶离海岸，车窗外是海水扑打码头的啪啪声。虽然以前有过四次乘坐海轮渡海的经历，车子开近巨大船舱的那种不适感还是再次出现。等待前面车辆上船的间隙，我仓促拿起手机按了一下快门。货舱大铁门放倒以后成了车辆开上船的临时廊桥。开车从码头登上廊桥，有种被卷进巨人舌尖的压迫感，巨人张着大嘴渐渐包围过来直到把我连同车辆一口吞下。登上巨轮之前，我就开始了拍摄。驾车乘坐海轮，除司机之外其他乘客都被要求在安检口下车，由旅客通道去到候船厅里等候登船。司机们把车开到码头水岸边。广场并列着十几道登船通道，对应着停靠在岸边不同班次的渡轮。在等候登船间歇，货车司机们跳下车舱，伸懒腰活动僵直的身子。2023年底我拿起相机开始认真学摄影，这个时候对拍照最上头，每天出门背着相机，而旅行是练手的好机会。很多摄影师把“在路上”当作重要的创作方法，旅行催生出了许多著名摄影集：史蒂夫·肖尔在1960/70年代穿梭于美国各大城市和小街小巷中，创作了《不寻常之地》和《美国表象》，成为新地形和彩色摄影先驱；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是摄影史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1955年开始，他花了两年时间横跨美国大陆拍摄，揭示了一个此前未被承认的美国——让人们直面种族不平等、腐败、不公正以及美国梦的冷酷现实。还不得不提到我刚拿起相机时受影响最大的一幅照片《迁移的母亲》，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在1935年到1945年行走美国南部和西部22个州，持续拍摄大萧条时期季节工、破产农民和佃农的生活状况。“哐哐“两声闷响之后，车轮完全驶入钢筋巨舱，突然进入黑暗船体里眼睛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三秒之后才看清车外的场景。突然转换的阴凉和巨物恐惧感，让人汗毛都竖了起来。停车舱里没有稍微亲肤一些的装修材料。裸露的钢铁刷满一层层油漆，以防止海风侵蚀，有些地方能看出油漆剥落之后的残斑。冷冰冰的钢筋框架像巨人肋骨支撑起内部庞大的空间，让人坐立不安。循着引导员的指引，我跟着车队把车慢慢开进轮渡底部的停车舱体。如果排队靠前，很有可能开到最底舱，位于吃水线之下，给后进的车留出空位来。2024年5月，我们在海口市的新海港登船，准备跨过琼州海峡。
中国大陆版图最南端的海峡，名字来自古时海南岛的名称。唐贞观时朝廷在海岛设立治理 “琼州府”，行政中心设在北部也就是今天的海口。海峡不宽，与大陆最窄处只有约18海里的距离，却因为一水之隔，孤立于陆地之外，在很长的历史上与大陆行政管理体系都若即若离，也成了著名的流放之地。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62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1097年从被贬之地惠州出发，他带着儿子乘木船横跨琼州海峡。他们登船的地方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苏轼最终落脚海南西岸的儋州，也是现在很多架空小说里喜欢用到的地名，比如《庆余年》里童年范闲呆的地方。
上到旅客舱，家人还没上船，我趴在甲板栏杆上望着旅客上船的廊道。云层很厚，海风微凉。两年前，第一次乘坐琼州海峡轮渡，我在同样的位置等候。那次我驾车同妈妈和小叔一起，带爸爸的骨灰盒回家。那一天是什么天气呢？晴还是阴？三月海南海没有进入雨季，但天空也许覆盖着同样厚厚的云层。海面应该没有吹起大风，至少没有让人眩晕的大浪。所有这些细节现在都难以想起。我只记得登船后，我把后座上爸爸的骨灰盒摆放稳当，下车从停车货舱上到旅客舱里，趴在栏杆上张望，在连接候船大厅和渡轮的廊桥上寻找妈妈小叔的身影。那时我想，爸爸第一次坐海峡轮渡，会是这样一种方式。巨轮驶离海港，我开始随处拍拍。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课程发达的今天，学习拍摄技术似乎不难，想清楚要拍什么是更困难的事情。经历了一段无头苍蝇似的瞎拍之后，我终于想通了一点：老老实实拍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句话是莫言说的，他说的是“写”。于是我开始拍摄身边的人和事。一整年我都带着一台中画幅数码相机，它成了我几乎唯一拍摄的工具。我喜欢它的高像素，能够让我这种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构图上的拍摄方式，后期还有挽救的余地。摄影师的拍摄状态都非常不同，在进入测光、取景、构图、对焦到按下快门的那个时间段，他们具有显著的专业差异。有的摄影师非常专注于这个过程，花上很长的时间来保证最后一击达到最佳状态，设备的选择例如大画幅胶片相机也会让这个过程被拉长。史蒂夫·肖尔的新地形作品常常被人诟病拍得稀松平常，似乎人人都可以拍出这样的画面。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在按下快门之前他非常精确地平衡着取景器中的各个元素的位置。在《光圈》杂志里的一篇文章《形式与力量》中，他解释这是一个寻找结构（structure）而不是构图（composition）的过程。他的作品总是经得住挑剔的眼光多次审视。布鲁斯·吉尔登则相反，他的拍摄风格非常独特，一手拿闪光灯另一只手举相机，突然跳到路人面前，闪光灯和相机几乎要砸到对方脸上，灯光闪烁快门咔哒按下，整个过程仅仅一两秒钟就完成了。不同的创作过程带来不同的观看体验。肖尔的作品需要你长时间地细看，慢慢进入审美愉悦状态；而吉尔登的人像总是第一时间冲击你的眼球和注意力，摧毁你的审美惯性，由于极大地挑战了传统肖像审美，作品唤起人们的喜爱程度，同厌恶的程度旗鼓相当。看多了大师们的经验，我就渐渐看懂了一个道理：要模仿和遵循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拍摄方式，都不如找到让自己最放松最顺手的那种。我换了一种方式来从他们那里学习：如果一张照片有某种感觉特别地吸引我打动我，我会试图在拍摄过程中去寻找这种感受，而不是复制拍摄的技巧和手法。《美国人》（罗伯特·弗兰克）里的照片并不聚焦战争政治等重大选题，更多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却充满诗意的历史感，饱含忧郁，这点尤其吸引我。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拍摄对象都是日常生活中目光所及之人，拍摄时把最主要的精力和重心放在抓住人物的自然状态，其他考量比如构图、光影、色彩通通放在了其次。这样做的坏处是，要获得一张各方面都不错的作品往往依靠运气。而要弥补这样的坏处，你需要尽可能地多拍。我的好运来了。海面开阔，意味着背景简洁，这一点有利于衬托近景人物主体不会显得背景太杂乱。虽然是中午登船，云层厚重，阳光偶尔穿过空隙，这意味着光线不会太强，从舷窗射进船舱内的光线与室内的光线强度对比，处于照片后期调整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也让舷窗成为不可多得的背景框架构图选择。舱内的座椅、过道、舱门，提供了不同的构图线条。钢筋舱体、座椅布罩、窗帘褶皱让背景呈现出质感。所有的环境要素都近乎完美，我要做的，就是让镜头尽可能去捕捉旅途中人们最平常、毫无重要、非关键时刻的自然状态。那种在一个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呈现的状态，不刻意不伪装、放下戒备，情感和仪态自然流露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样时刻所呈现出的样貌，极有可能是人们在社会中最接近其本真的样子。货车司机手臂夹着枕头，有的还带上薄毯，进到旅客舱熟练地找一个偏僻些的角落，或者能把连排座椅中间的扶手扬起来的座位，铺上枕头盖上毯子就睡下了。每天在长途公路上跑，难得近两个小时海上旅程，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也有一些旅客，因为旅途劳累开始午睡小憩。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午后，即非旅游旺季也非节假日，船舱里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生计来往海峡两岸的乘客，出岛务工的队伍、经商的小贩和跨海货运司机。客舱里有一只在旅客中很显眼的队伍，他们拎着编织袋、布包裹、垃圾塑料袋、凉席、塑料桶和纸箱，几乎没有一件行李是专为旅行准备的。每个人的全部家当都放在几个包裹里，更像是一起集体外出务工的迁徙。不太宽敞的船舱一角很快就被队伍坐满，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对这次旅途感到紧张，紧紧跟随同伴，也有一些人很快就找到靠墙的角落靠上，闭眼休息。更多的画面是，人们在各个角落里看手机，座位上，蹲地上，靠着舷窗，依着栏杆。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他们没有因为在旅途中汇聚一室而觉得惊喜。在先后几次同样的轮渡拍摄中，我都没有拍到陌生人因为人生中的短暂相逢而展开交谈的场景。很多年前我还在《生活》杂志担任编辑的时候，编辑部策划过一期摄影师王福春及他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报道，同样是旅程中的人们，状态却跟今天的情形差别很大。从1970年代末开始，王福春拍摄了二十多年中国人在绿皮火车旅程中的生活百态，人们聚在密闭空间里，互相认识，成为朋友甚至情侣，他们在对卡座中间的桌上打扑克、麻将；僧侣给邻座的人把脉；卧铺车厢里，互不相识的人们排队在过道里跟着广播做晨操；中铺的女孩拉起二胡，上下铺的乘客探头欣赏；一个生意人拿着砖头大的"大哥大"打电话，有可能是当时全车唯一拥有移动通信设备的人……二十年过去，绿皮火车升级成高铁，四十小时缩短到十小时内；对卡座中间的桌子变成前排桌椅后背的翻折桌板，坐椅下方还有充电插座方便旅客摆脱电量不足焦虑；真人扑克麻将局变成网络游戏和短视频……一切都朝着快速和便捷而去，旅客被拉进另一个时空里，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旅程中，对身边的陌生新人和风景转换毫无兴趣。也有一些旅客出到甲板上去，他们更多为了抽烟，少数对旅途充满新鲜感的游客会去更开阔的顶层甲板，望望海、用手机拍拍照，扶住铁栏杆，三三两两聊着天。脚下是滚滚而去的浪花，偶尔能看到海鸥跟在船后。望向远处的海平面连着天际线，开阔的视野让人不由自主地释放被禁锢的心情，有种想要奔放的冲动。两年前在同样顶层甲板上偏僻的角落，我向海里抛出几张纸钱，心里默念着“爸爸跟上，回家了”。不是每次乘坐海峡渡轮都能有这种放风的机会。在另一次回岛的航行中，渡轮封锁了上到顶层露天甲板的楼梯，只有客舱层两边的走廊可以走出去，却在扶手栏杆处焊上顶到上层甲板的铁栅栏。整艘巨轮都像一个巨大的铁笼，似乎是为了防止乘客掉（跳）海里，不知道这样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这好像一个生活隐喻，总有人以保护的理由，把你关进另一个牢笼里。船舱里不少人迅速找到自己的安稳小窝，进入梦乡，或者用闭眼将自己周围筑起一道“请勿打扰”的透明墙。货车司机抓紧机会补觉，搬运沉重行李的女孩爬在自己的行李箱上休息，怀抱小孩的妈妈闭上疲惫的眼睛。虽然并非刻意捕捉，在几次轮渡拍摄的照片，画面呈现出的人们的状态，大多是倦怠，漠不关心的平静或者对陌生人隐隐约约的距离感。而我多次回看《火车上的中国人》，那时的人们穿着朴素也面露旅途疲惫，却带着饱满生动的神态，旅程中满是对外部世界的新奇，对陌生人的好奇友善，对未知生活的憧憬。在《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年代，去沿海务工、去大城市求学构成改革年代中国人迁徙的主线叙事。何伟在他的《寻路中国》里写道：“到2001年止，估计有九千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同一时期，万通六君子下海南开始他们的地产生意，虽败北海岛，却最终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崛起时期的重要人物。大陆开发海南的热情一波三折——房地产热、国际旅游岛、以及今天自由贸易岛，每过十年都会有个更响亮的口号出现。2000年毕业我在报社工作，每年春运，各大媒体都派出相当数量的文字和摄影记者去火车站，跟着返乡人乘列车回家，记录他们的人生故事，报道里充满对家乡的思念和温情，夹杂着无奈辛酸也弥漫着对更好生活的念想。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叙事开始逐步消散，倦怠取代憧憬。逃离大城市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时髦词汇，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新文旅、数字游民、回乡创业成为当代版本迁徙故事的主线，伴随电商物流迅猛增长，货车司机成为迁徙路上的主角。以及，像我父母这样的气候移民。随着父母身体的持续衰老，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不得不把自己放进他们每年两次的气候迁徙计划中。海南成为他们每年冬天要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购置了过冬的房子，重庆湿冷的冬季会加重爸爸的肺病。而我的一位姑父，如果不在海南过冬，哮喘病几乎会要了他的命。在海南流行着一句玩笑话，海南是东北的一个省，三亚是东北人的三亚。2022年，爸爸因为肺病加重，住进医院，当时一切都乱了套，他没能活着出来。每年迁徙的海岛成了他完成生命历程的终点。因为病情加重出乎意料的快，他没有留下遗言。从妈妈那里得知，爸爸生前曾经半开玩笑说，生后骨灰要撒进大海。在他那一辈的兄弟姐妹和朋友里，爸爸因工作经常出差旅行，见过世面，向往自由。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们在老家为他俩选好了墓地，她以后要跟他住在一起。我开车带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船跨越海峡回家。停车舱里回荡着轰轰的噪音，向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能想象出发动机的位置和体积。巨大的舱体只在最上部开了一排小敞口透风，呆久了就觉得憋闷。停好车后，司机们都急急地登上扶梯去往客舱。正准备下车时，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将是满足爸爸心愿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静坐着，犹豫是否要打开后座装着他的盒子，带上一小捧。人生中总有一些看似平常却非常重要的时刻。在拿起相机之前，我都没有记录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