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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了作者在瑞典与“螺丝刀”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漂泊生活。文章展现了在异乡面对签证、经济、文化差异等问题时的困境与挣扎，同时也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和对自由的渴望。最终，由于签证问题，两人不得不分开，各自踏上新的旅程。文章也探讨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在困境中如何寻找希望。
🫂 作者与“螺丝刀”在瑞典相遇，共同度过了一段充满爱与自由的时光，他们一起组乐队、远足、同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展现了真挚的情感。
🛂 由于签证问题，作者面临着居留困境，被迫与“螺丝刀”分开。这反映了移民在异乡面临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对自由流动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 文章展现了在异乡生活的艰辛与挑战，包括经济压力、文化差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即便如此，主人公们依然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并与他人建立联系。
💔 最终，作者与“螺丝刀”各自踏上新的旅程，这段经历既是美好的回忆，也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文章结尾表达了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在困境中如何寻找希望。
原创 黄之芊 2025-06-19 09:58 上海
Ain’t no hippies
2020年春，我在香港沙田站外碰见一男一女，向我要钱打车回家，两个人说的是普通话。我问“要多少？”，他们回“有多少？”。 我打开皮夹，他们把头凑过来，三个人往皮夹里头看了看，刚好两张一百块。我就把那两张一百块拿出来给了他们。他们说“谢谢”，要我的联系方式还钱，我赶紧说不用，人类的未来就往车流里去了。
现在经济不景气，说这话可能要挨打，但那个瞬间，我真恨透了钱。这鬼东西叫人不要脸，而假使他们是骗我的，实际根本没有回家的困难，那就更没意思了。我把瘪了的钱包放进口袋，向后山的公路走，心情沉重，结果走了很长时间还在原地转圈。香港的路真不是人走的。
螺丝刀听了这个故事说：“我的上帝啊，我也觉得钱不是什么好东西，资本主义是个大问题，我很高兴能认识你。”
无产阶级大团结好啊。我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当时我刚搬到瑞典，住在一个集装箱似的租屋里，那个地方是郊区，周边居民多是工人、退休老人和穷学生。房子17平米，租金3500，折合人民币两千多，在一把青菜卖30块钱的地方，这非常便宜。我有一厨一卫一张单人床，书桌靠着暖气片，衣柜靠着进门的墙，椅子只有一张，厨房身经百战的样子，锅的手柄螺丝全是松的。我舍不得花钱添置家具，所以头一年来了朋友就一起坐地上，坐床上总不太地道，后来有人提出要茶几，我就把行李箱摆在房间的空地上，拿张宜家的擦碗巾做桌布，上面有印花，我感觉还是体面的。
“不好意思，我这个房子……” ，我现在居然不好意思起来。
螺丝刀笑了： “没事的，我也很穷”。
我认识螺丝刀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来的人有十几个，努力聊了几句之后，大家都要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来。那时候这是个鬼问题，对中国人问鬼问题，中国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偷溜出去。我溜出去一会儿，想起来朋友家有把吉他，找来找去在他手上。他坐在沙发的角落，那里没有灯，好像形成一个磁场，把人群都隔绝掉了，我却被这个角落吸引，小心地走过去坐下。
“Hey？”
“Hey！”
“你平时弹什么？”
“什么什么和Black Bird”，他没抬头。
“那，你会不会Imagine？”（以上都是披头士的歌）
“我会弹不会唱，我弹你唱吧”，他现在对我笑。
于是我说，我们组个乐队吧！他说，那我们需要一把吉他。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些俗套。 11月12日，他带我去一个郊区的红十字会商店，我们骑车半小时，穿过很大的树林，在那挑了一把挺完整的二手吉他，还找到一套别人没用过的琴弦，花了大约90块人民币。从商店出来，夜色将近，他的宿舍就在附近，总算有了吉他，我们骑到他家去把琴修好。
我们用他修自行车的扳手组装琴弦，花了几分钟。装好之后，我唱了一首歌，他哭了，他不会中文，没有听懂。我们轮流弹了几首直到夜很深了，回想起来却像十几秒内的事，音乐停下，我才看到窗子反光对面楼的鬼影、听到小区花园里喝醉的人鬼叫。
然后他邀请我吃维生素。他的公寓空旷，私人物品很少，有各种维生素、几个魔方、一株快死的草、睡袋和帐篷、一年四季衣服加起来没几件，有两件破了洞，某天洗衣服时发现——当然还有一本凯鲁亚克，他说没看过几页。
螺丝刀和我刚好住在小城两端，骑车1小时，上坡下坡再上坡，纵穿这座狭长的城市。夜里十点，我确实懒得骑了，说能不能借你的睡袋将就一个晚上，第二天再骑车回去。他想了想说，“这张床也许可以睡得下两个人吧。”好吧，我们躺在床上干聊了一会儿。天地良心，我什么也没想，他想什么不知道。他很快睡着了，头靠在我肩膀上，我吓得不敢动。直到天亮，他醒了，我落枕了。
之后，螺丝刀常常骑车一小时到我家教我写代码，我给他准备了一套日用品，最后他干脆住了下来。后来他承认，赖着不走原因是他的宿舍什么也没有，那棵草也不太需要浇水。此话大概属实。
我和螺丝刀常去远足，有时带上帐篷走两三天，走累了，就在哪里就地过个夜再回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貌非常美，人非常少，有时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倒下的树上吃午餐，意大利面里只有很多花生，一是因为螺丝刀是个环保主义的素食主义者，要替代性补充蛋白质，二是花生便宜。午餐后，远处山脚下城市就变得非常小，我们又走一两个小时，穿过别人的农场，马粪的味道，牛粪的味道，路上标积雪深度的尺，突然冒出来的野猫。他说气候要变暖，这些快要没了，人类可不太好。他听起来懊恼。我宽慰他说，从进化的角度，人恐怕是地球之癌，但你是一个好人。他说谢谢，你也是个好人。
我是吗？ 2020年，对我来说是急需好人的一年，我大概急需螺丝刀。可是，自从人类攻占巴士底狱以来，哪一年不是急需好人的一年？总的来说，让好人落单不好吧。
那天晚上星星非常多，我们去宿舍后面的山坡上看，回来就坐在屋外的台阶上掏心掏肺，把手机里能分享的东西全都分享了一遍，最后我想说 “我爱你吗，我也不知道” ，结果说出来英文 “I don't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听起来像是 “我也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所以变成 “我好像非常爱你，真不敢相信”，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好人说： “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我会努力吧。” 第二天，他把我房间里所有的手柄都拧上了。
半年来，螺丝刀用自行车扳手修好了很多东西，唯独自行车没修好，我送了他一把新扳手，还是没修好。最后他拿到自行车厨房（一个青年自发的非盈利组织，人们把废旧自行车捐出去，缴会费100块可以免费用那里所有的设备和零件组装自行车）去换零件了。我的那辆车是打折买的瑕疵品，刹车有问题，没有变速器。结论是，我们的车都不再适宜长途跋涉，不如找个房子一起住吧。我要声明，未婚同居在瑞典是合法的。
决定同居之前，我想把房子退了，凑钱买辆二手的房车到处跑吧。他很喜欢这个点子。此时中国人却突然想起来，没了住址签证怎么办，中国护照总要合法居留。晴天霹雳。从此以后在欧洲，没有定居就没有流浪，这是什么悖论，我立马哭了。他安慰我，说偶尔出去玩也可以吧，我就觉得他幼稚。他不是列侬，我也不是洋子，现在是21世纪，我是我，du bist du（你是你），这就是我们的距离：一本护照。爱情解决不了，婚姻也许能解决，可婚姻也会解决爱情。忘掉一切，先租房吧。
北欧找房子耗的是运气，我们运气不错，抽到一张市中心的签，以前是个学校，吊顶很高，有四十多平米，有地暖，一个人绝对租不起，均摊却比现在便宜，只是我们俩除了一把吉他，没有一件家具，连叉子都是房东的，现在要搬家，朋友好像比我们还高兴。
意大利朋友展示她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无线吸尘器：是个好买卖，送给你们了，不是要搬家吗？她把吸尘器开起来，在地毯上转了几圈，像个电视推销员，看吧——很好用，完美，相信吗，才120块。荷兰朋友说，把我的桌子拿去，我要搬到一个地下室，没地方摆。西班牙朋友说，Coño（脏话，cunt），这房子我也申请了，可惜没抽中，请我们去暖房子！好吧，得找一套家具，不然朋友们来做客，只能坐在地上用手吃pasta。
沙发很快找到了，我们去见它的主人，对方看起来也不知道这个沙发是哪里来的，它像个宿醉的流浪汉躺倒在宿舍的走廊，灰色的布面有些痕迹，100块钱。餐桌不太好找，最后从一个英国校友那里花了50块弄来。四把椅子总共花了80块，卖主是个穆斯林，铝合金支架，一块薄木头刷成三合板的纹路，看着像教室里学生用的，烟味挺重，放在草地上晾了几天。
后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个要退学的美国人在转让家具。美国人打冰球，来的时候出手阔绰，大小家具电器买的全都是宜家的顶配，还一个人睡双人床，床很大，占了他卧室三分之二，简直令人发指。这床原价三五千，除了弹簧垫，还带一层席梦思。我们当然看上他这张床，可他要价两千，我们还是觉得太贵，安慰自己在新的房间睡睡袋也是可以的，时尚个性像个真正的嬉皮士，结果美国人快要搬走了还什么也卖不出去，主动联系我们，说两千块随便拿！
美国友人这么爽快，我们感激不如从命，拿了床，又搬走了实木鞋柜、活动储物架、一把木头椅子、两个插线板、两口非常不错的铁锅，最后几乎把他家快要搬空了，搞得我们怪不好意思，就没拿餐具和照明。螺丝刀的国家冰球队那段时间打世界杯，我们是躺在美国人的床上看的直播，球赛赢了，感谢美国人。
搬家在六月，螺丝刀妈妈开了三天两夜的车来帮我们搬家，带着babka（外婆）准备的餐具和桌布。一辆红色二手福特横在集装箱门前的草地上，磁带盒的音乐停了，她下车，凌晨两点，她从后座找出一瓶茴香酒、三个矮玻璃杯。螺丝刀说妈妈这不好（mama，nie）。妈妈说，čo？（怎么？）干杯吧！路途很远，汽油很贵。
他的妈妈在德国做合约制护工，不会说英文，我们各自会的几句德语却足够讲笑话，这笑话就是我们各自会的德语。妈妈是一个老嬉皮士，听凯尔特民谣，流动工作几十年，问我懂不懂太极。护手霜混杂后备箱那两桶廉价汽油的味道，她裹着毛毯在这种味道里睡着。
第二天我们搬美国人的床。床拆成好多木板，福特车后备箱不够长，后座全部压下来，还是露出半米多，上街得挑交警不上班的时候，比如夜里两三点。我们出发了，他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往后看有没有人追，或者床板有没有颠簸出去。不过，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街上只有一个喝醉的人穿着工服，恍惚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没有警车飞驰、喇叭呼叫我们的车牌。顺利到了新的地方，数一数床板零件一个不少，我们激动地把床装好，累得睡到天亮。
暖房聚会吃了什么已经忘了，没有人怀疑茶几是美国人的鞋架。晚上大家都去沙滩边散步，八九点钟天还是亮的。回来时螺丝刀又不见了，他在一个大型废物堆捡了一幅两米多高的装饰画，又在哪里草地上找了一个交通告示牌，意思是此路颠簸，我们还往墙上贴了很多海报，有几幅是街上摘的。偷海报动作一定要慢，谁动作快，谁一看就做了亏心事。海报贴在街上不是谁的财产，谈不上亏心，可能是歪理吧。
接纳四处漂流的人让这间房子有了家的意义，我们开始过上一种家庭生活，好像那个居留权的讨论没发生过似的。我们尝试过做豆腐（北欧豆腐特别贵，三十四十块钱一小盒）。做豆腐要先做豆浆，我们从一个网友那里弄来一台闲置的豆浆机，可想而知是免费的，用柠檬汁点豆腐，在一个五金店买到了纱布滤网，把家里全部的锅、塞巴尔德的《移民》和德语B1都拿来压豆腐，耗时一整天做了一小碗豆腐脑似的东西。
第二年我们去物流公司和酒吧打工。他上日班，包裹分拣和配送，我上夜班，收银打杂扫呕吐物。有段时间不太见，钱倒是有了。于是生日的时候，螺丝刀请我去听爵士乐。这两个家伙居然要去听爵士！看我难得穿了裙子，螺丝刀有点不好意思，一路上经过二手商店，买了件不太合身的西装外套。裤子鞋子都是不成套的，进去明亮的大厅，来的都是讲究的老人，我们两个反倒像鬼了。回家的路上，他说那个丹麦乐手说话好像嘴里叼着一块刚煮熟的土豆，说着模仿起来，我大笑。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我们从桥洞下面过，结冰的台阶有些打滑，我想起螺丝刀天天说全球变暖的进度，再过几十年也许没有冰了，极圈以内都是瀑布，草长得到处，北极熊脱掉皮毛变成猴子，南国已经溃烂成沼泽，有的人已经进化出腮，但愿我们脸上还有鼻子，可以带着氧气面罩，把塑料废品烧成篝火，我们还是没有什么钱，但钱也什么都买不到了，螺丝刀，我还要送你一棵不浇水也能活的草。假如市场经济失灵了，爱情还能用无价形容吗？
2020年底，我们去接种疫苗。那个人看了一眼螺丝刀的身份证，又看了一眼我的，说你是中国人，他是俄罗斯人？我生气了，螺丝刀的身份证是欧盟的，欧盟哪有俄罗斯？是不是人们看到我，就觉得他是俄罗斯人？螺丝刀好像没有放在心上，他真的不是俄罗斯人。
螺丝刀来自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它现在不是了。某年圣诞节，我到螺丝刀外婆家过节。这是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楼的工厂宿舍，两小时车程外是边境的造船厂，马路两旁是甘蔗和玉米地，农民在铁路边上卖西瓜。螺丝刀说这种建筑是学习瑞典的。六七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为了应对战后移民和人口激增，实行Miljonprogrammet（百万房屋计划），建造大量廉租公屋。这些楼结构好，过去半个世纪仍在翻修沿用，我们一开始在瑞典租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地下一层有公用的洗衣房和仓库。
不过最后没有学成，螺丝刀说。 babka的房子没有洗衣房，只有仓库，里头藏着babka做的腌黄瓜、渍青椒和黄桃罐头。晚餐后，我们陪babka在厨房外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几个娱乐明星在跳舞、圣诞特别节目，螺丝刀看了一眼电视说，选举将至，杀过记者的人怕要当政，他又低头看书了。
整个春天瑞典都在下雪，乌克兰召回侨民去打仗。螺丝刀家在边境，我们给难民捐物资。两个人一共两块移动电源，捐出去一块，从一个搬家的校友那里凑了一床被子枕头，觉得废墟里可能要保暖。可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这种行为都是为了他晚上睡得着觉。我睡得着吗？我在香港时已经学会不计较失眠了，只要取消24小时制，在所有地方过月球时间，失眠这东西是不存在的。
3月，螺丝刀搭便车去西班牙和我汇合，靠着他业余学的几句蒙古语，一路坐的是货车司机的副驾驶座，大概也蹭了很多司机的午餐盒。见面后，他拿出一瓶在比利时不知怎么搞来的酒，酒是透明的，里面飘着金箔。我怀疑那是假酒，随便喝了两杯就要倒在沙发上和记忆搏斗。
头天晚上我们在酒吧碰到一个人，他穿一件肩膀上开线的西装，和我们聊佛教和选举，很像凯鲁亚克写的那个样子，可聊着聊着酒吧也关门了，达摩祖师根本没有买单的意思，出了酒吧踉踉跄跄在地上捡烟头，说的话也越来越难跟上，甚至不知道在对谁讲。
此时同行的几个朋友都回家了，我们本不想打断他的表达，可现在终于怀疑他是真的流浪汉，就问他住哪。结果他说他是英国人，在这里读了大学就不想回去，家住在他随手指了的一个地方。他马上说要走，转身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假如他说的是真的，现在就业这么差，可别让我知道他学了什么。
这事想想有点蹊跷，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西北欧朋友不太喜欢和螺丝刀聚会。我不知道螺丝刀的素食主义是不是为了掩盖他经济上的压力，但他挖苦自己是eco-vegan，eco as in economic，聚会凑份子就不参加。一些欧洲人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改不了苏联的逻辑，好像这就能够解释他收入低，他们和螺丝刀接纳彼此的契机是螺丝刀会写代码。
对此我也许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最初交上北欧朋友也是靠着本科读的那点西方美学和日本摄影史，好像这些才能把你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一个人。有一次在布达佩斯，一个英国人听说我不是日本人就失望，那失望真是挂在脸上、溢于言表，我都想说两句日语安慰他受伤的心。
回程时，螺丝刀破天荒同意坐飞机。着陆后我们在机场外头开始搭便车。晚上九点，拦了好几辆都是来送朋友回乌克兰打仗的，聊天变成慰问，再不好提要求。找到两个波兰人，乐意带我们走，上车就骂kurva（他妈的），不知道聊了些什么。后来又拦了一辆，是个听电子乐的人，送我们到家门口，报价九百多，螺丝刀吓了一跳，以为国际惯例搭便车都是免费的，可愿赌服输，还是付了钱。
回到家，螺丝刀说自己轻信别人，这钱不必分摊。我怎么也说不动，觉得他固执。都说搭便车是白人男性的特权，亚洲人和女性容易遇到危险，螺丝刀这所谓轻信不知道算不算打破特权的常规。
2022年，我们要从斯洛伐克去荷兰，好不容易申请到长租房子，空出一个月没地方住，就坐火车打发时间。有一天下火车，在瑞士一个镇子里。铁轨边就是草地，山脉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草地里有座木头房子，里面挂满了木头面具，镇子上没有什么商店，什么人也没看见，我们在黑暗中打头灯爬了半小时的山，找到一个城堡废墟，城墙边是中世纪哨岗，裹着雨衣睡了一觉。那天晚上蚊子非常多，不绝于耳也许还有士兵的冤魂。
在科隆、马斯特里赫特和哥本哈根，都是沙发客网站的朋友收留我们。科隆网友是个塞尔维亚人，离开妻子和孩子到德国打工，一家人一年只见几次，我们住在他给妻子留的房间里。马斯特里赫特网友是个俄意混血，男朋友是个荷兰护士，他常常要到老年病患家里去注射。我们四个一半来自被刻板印象淹没的地方，而另一半证明刻板印象不是重要差异。
搭便车和沙发漂流是为了信任的赌博，顺利时好像奇迹，也无非是因为我们主动问了问题，结果好坏与否就不太重要，否则策略将是赚钱买车、住酒店之类的。螺丝刀喜欢说，生活要seeking discomfort。我开玩笑让他尝尝芥末，他又不这么说了。
夏天，我们一起回螺丝刀的老家，帮他妈妈修篱笆半个月。布拉格以南，建筑越发稀薄。回到山脉起伏的地方，红房子组成的村落和牧场也消失了，山谷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村子里有一百多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是逃难来的，路牌后面有座白色的神龛，神龛后面是大块的草场，草场后面又是破旧的小教堂，小教堂后面是酒馆，几个罗姆人在木头凳子上喝捷克啤酒，下午三点，罗姆人说你们好，罗姆人之后，左手边沿着小溪走，最小的那座房子就是螺丝刀的家。
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妈妈大酒店”，厨房里有个一百多年的烤炉，往生锈金属的小门里填充木材、烧不想再看的信，给房子供暖、烘干衣服和南瓜子。浴室门上挂着一幅画，属于螺丝刀逃跑的画家爸爸。螺丝刀从没见过他。早晨，螺丝刀妈妈坐在树下喝咖啡，吃两块饼干，然后干活去。她在床上摆满了毛绒玩具欢迎我，还替我找了很多颜料纸笔，她慷慨体贴，我心里不太是滋味，我不想做个逃跑的画家。
房子没有厕所，需要爬一段山路到荒野里，避开别人的房前屋后，装厕所要一万块钱，螺丝刀和妈妈合力攒钱，前年装了一个船厕。螺丝刀和妈妈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每月生产垃圾一袋（难度极大），讽刺超市里的organic food是资本家编的笑话。
螺丝刀妈妈是个更早的嬉皮士，起点是80年代末的青年社会运动。当时流行搭便车、民谣夏令营，她和妹妹不顾父母的阻拦，半夜偷偷溜出去搭便车，带着地图册，消失了好几天，这让做小学老师的外婆非常生气。
这种固执没有变。在我看来，螺丝刀妈妈一直在实践大多数人不敢轻易尝试的“另一种生活（alternative life）”。她的祖父母是农民，这座房子是他们二战逃难来到村子才建造的庇护所。她的父母是家里第一代接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搬到造船厂所在的城市去工作生活。这间山居和属于他们家的小块耕地曾经荒废了很久。
螺丝刀妈妈在大学社工专业毕业后，没有像妹妹那样留在城市从事稳定的工作，也没有选择留在父母生活的工业区，而是回到山村践行自然主义的生活、修缮她祖父母留下的房子。这个决定没有人反对，但也没有人支持。
在欧洲发达国家，合约制护工一般是大学生gap year或赚外快的短期选择，螺丝刀妈妈却做了几十年。这份工作的时间很灵活，她的雇主是德国家庭的老年人，合约期进行一对一的陪护。在不同雇主之间轮换，就有一个季度的休息时间，她可以回到老家专心修补房子，按照计划开荒耕种草药，翻修屋顶、厨房和花园。她常常半年都不在家，如果遇到暴雪、鹿撞坏了栅栏，住在五十米外的邻居会拿着备用钥匙来救急。
螺丝刀妈妈有很多书，主要关于社会工作、民俗神话、佛道教。常常有村民尤其是孩子来敲门借书和还书。这十几年她还在镇上组织戏剧节、民俗活动和工作坊。这些社群活动的主办者是跨越代际的，有螺丝刀妈妈这样30年前的“草根”发起人，也有他们刚上高中、大学的后代，偶尔还有面孔新鲜的志愿者。
某个早上，我们往家后面的山上走，草一望无际，听到羊群的声音。人在这里生活，就熟悉每棵树的位置，暴雨之后什么地方会有积水，什么小路通向什么村子，翻山走到最近的市里要多久。太阳快要下山，我们往山坡下走去，一路上村民的房子一个个亮起灯，狗在我们前面走，没有人说话。
回过神来，对我来说，目前生存的紧迫恐惧是没钱和进监狱，而螺丝刀怎么样也属于申根区居民，我这租来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俄乌战争期间，瑞典加入NATO，欧盟各国全面右转，工作签要求高了很多，没闲工夫旅行。气候变暖虽然严肃，却越来越像是一种发展的特权。
嬉皮士是反对政治主流的青年人，而在这里青年反对政治主流是这么政治主流的事情，嬉皮士还存在吗？假如螺丝刀和我的生活算嬉皮士，从始自终在我面前的，却是能否被政治主流接受的问题，我是没有嬉皮士可做的。
与螺丝刀分开是夏天，直接原因还是那堵墙：签证。我们只能往墙的两头走，从此靠着电话联系吧。
然后，我们去挪威。车开到公路上，冰原和湿地，没有规划，花了三天，到一个小岛上露宿。牛群下午六点过栅口，之后再无人烟。晚上九点天空还是明亮，紫色和黄色重叠在草垛上，我们在沉默中建造简陋的庇护。为什么人在旷野感到羞耻？我拉上帐篷拉链，他把自己裹在睡袋中只露出脸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我们大概再不会回到这个岛上了。
清晨，牧民和牛群还没有来，螺丝刀说要独自爬一段没有路的坡，顺着密集的松树林几乎垂直地向上。天突然阴沉，我在山坡下的公路边等，逐渐闻到暴雨的味道，他消失在松林之间像一只山羊，我想他可能会滑倒，但他又没有。
次日，我们去看欧洲第三大瀑布。一条走廊裸露在瀑布顶端的岩壁上，来自不同方向的水流疯狂地汇聚，宣泄着地心引力，速度的声音巨大使我们靠得很近，在看似永恒持续的坠落面前，无法言明的情谊也许只是求生意志的模样：人们紧握的手是冻僵的。
回到瑞典，我们把家具一点点卖掉，像当时从不同的人那淘来一样，送到不同的人那去。房子空了，我们去走一条从没去过的山路，相似的叶子有好多，想起第一年圣诞分隔两地，他临走前也带我去看瀑布，在瀑布边上他哭了，说我们这事可真好啊，后来他瞒着我提前回来，推门我吓了一跳，他又哭。如狗血偶像剧，以至于不敢相信，也不可能再次发生。他看我低沉下去，拿出一个木头做的太阳，挂在我脖子上说“没事，太阳总是会升起。” 啊，螺丝刀！北极圈附近就不要开这种玩笑了吧。
最后一天，螺丝刀送我去朋友家寄宿，我哭了一路，他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之后又自己开车回了老家，我们再也没见。
而我硬着头皮的流浪还没有结束。离开朋友家，我搬到歌德堡的地下室去，想找份工作，一直没找到合乎签证标准的，苦闷，就在打工期间学瑞典语。这一年，我结识了科索沃的蛋糕师华沙、希腊的售货员安哲、智利的酒侍佩佩、阿富汗的年轻妈妈（看起来只有18岁，希望她只是看起来）、乌克兰的咖啡师安娜和她没有护照的黎巴嫩厨师丈夫……大家都想抛开过去，试图融入瑞典社会。所谓门槛较低的“移民友好”雇主开出的条件往往也对移工更不利，比如时段不好、加班很多、不涵盖保险。
移工的时间精力都很宝贵，维权的成本高是一回事——我问华沙为什么不打电话投诉那个不讲道理的雇主，华沙说“雇主也是移民，没有别的收入”，在十字路口，她点燃一根烟，看着大学生和白领涌入酒吧狂欢，“走，我们也去喝一杯”。这座发达的城市，到底是谁在过劳？
回到地下室，我又得知多年没联系的朋友可怕的遭遇，家中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移工聚会热切支撑了我在瑞典的最后一个漫长冬天，可我好像已经回不到即停即走、四处安家的日子了。
某天我在山坡上散步，看到有树枝挡住了自行车道，就去把它们移开，结果到了坡顶，横亘一棵倒下的树，我没办法挪开它了，连自己也要手脚并用爬过去，我笑自己之前做的事是同样的徒劳。我和螺丝刀说了这件小事。结果他告诉我那个人当政了。我问他，现在全球变暖还是第一要紧事吗？他说现在完全不想回家，已经跑去意大利做生态建筑实验。可仅仅半年后，我离开欧洲，他也回去老家修房子了。
飞机从赫尔辛基离开欧盟，在海关边上是最后一个欧盟境内的大落地窗。凌晨四五点，日出了。瑞典朋友问我到哪了，大家都哭了，距离和差异，对人类来说太古老了，就连隔着两排座椅的另一个东亚人也在悄悄擦眼泪。
这是一个多种末日图景过度重合的时代，悲观和乐观都流于政治正确。一个人到底要如何生活？流动的自由看起来奢侈，不过是选择依靠身边所有值得信赖的人，（正如Bill Withers在Lean on me中所唱，if you need a friend, call me）无论我们走到一起是由于爱情、友谊还是偶然的互动，都无法扭转制度的疯癫，而是为了共同生活的基本。出于这种清醒，在一起和分开都是好事。
我这么想，他大概赞同吧，哪怕我们的心都已经死了，现在就是鬼魂长长久久地振荡，乱七八糟的世界仍在我们面前。我是个傻瓜，宁愿相信它什么也没有许诺，连同末日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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