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导演王久良跑遍北京周边460座垃圾场，拍摄的《垃圾围城》震撼上映。镜头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形成一座座“山丘式的城堡”，将北京团团围住，发出无声的警示。
同样是在2010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题为《围剿地沟油》的调查报道，将“地沟油”这个名词，第一次醒目地推送到公众面前。
记者以犀利的笔触揭开了一个黑暗产业链：无数餐饮企业将饭菜中的油污倾倒在下水道中，却有不法商贩将地沟里的肮脏废油捞出，经过简单处理后再制成食用油，重新流回百姓餐桌。
从此之后，地沟油作为一个食品安全的符号，为大众所熟知。甚至成为了某种用于否定一切的符号，深深扎根于几代人的心里。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那些已经将垃圾堆、地沟油内化成自己认知一部分的人，却开始面临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曾经令人窒息的城市垃圾，竟然不够用了；曾经让食客们谈之色变的地沟油，却成了国际航空燃油市场上争抢的“香饽饽”。
类似的案例甚至不止于生活垃圾和地沟油。近十几年来，污水、废弃塑料等以往人们心中的“环保困难户”，都在政策、市场和技术的影响下，褪去了身上的“污染物”的角色，成为了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资产构成，获得再次利用的价值。
阵痛
过去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国家整体消费水平，还是居民个人的消费能力，都有着十倍左右的高速增长。
2000年到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56元跃升至54188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84万亿元飙升至48.33万亿元。
人在成长过程中要不断经历烦恼、挫折和悔恨，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轨迹中，经济水平往往会超越产业配套，从而产生巨大的副作用。
比如中国塑料制品的产量一路飙升，从2000年的1035.8万吨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8184.2万吨，增长了近7倍，达到历史顶点。但在消费爆发之际，大量塑料垃圾也随之产生。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统计，2022年我国产生废弃塑料6300万吨。
这些无法降解的塑料垃圾，是中国生活垃圾的一个缩影。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00年，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5亿吨，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2.62亿吨。在人口仅增加11.13%的情况下，生活垃圾清运量增幅却接近70%。
另一边，地沟油问题的产生，同样是因为国人膳食中“油水增多”后的因果。
2001年，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信息，2000年中国共有餐饮网点有三百多万家，从业人员一千多万人；2025年，中国商业联合会与红餐网联合发布了《2025年中国餐饮产业生态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4年，餐饮企业存量达到了1680.6万家，再创历史新高。
餐饮企业数量的激增，以及中国餐饮中多油的烹饪特性，让中国一跃成为“地沟油大国”。
真正让生活垃圾和地沟油成为城市隐患的，还是相关产业配套的失衡，以及处理技术的落后。如10年前，焚烧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时，中国还依赖落后的填埋方式，导致处理速度远赶不上垃圾增长速度，还浪费土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比例仍超70%。
2010年，地沟油问题被媒体曝光时，欧美国家已开始探索将废弃油脂转化为生物燃料，而中国的地沟油回收仍处于半地下状态，被大量“游击队”把持。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曾表示，“我国每年地沟油的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但有500万吨去向不明。”
污水排放亦是如此。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1999年，我国的市政污水处理率仅为31.93%，北京仅25%，几个直辖市里只有天津达到了53%，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也只有区区402座。
破局
无论是解决垃圾围城，还是让地沟油下餐桌，抑或解锁污水的正确排放方式。产业上欠的债，终究还是要用技术升级来调理。
今年3月，媒体曝光有三人在成都市区打捞地沟油，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但经相关部门调查，三人打捞的废弃油脂都卖给了成都一家油脂回收公司，用作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材料。执法人员表示：“没有发现3人收集的废弃油脂流入食品餐饮行业的情况。”
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地沟油早已经看不上人们的餐桌，而是成了低碳减排的高科技。
市面上已经有了专用地沟油收集车辆
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碳减排进程不断加速。废弃食用油因为兼具了碳减排效益和成本优势，可用于生物柴油以及航空燃料的制造，被许多欧美国家列入可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减排量行列。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甚至规定，以废弃油脂为原料生产的生物质能源，可双倍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减排量。
未来，飞机所用的航空燃料也是消耗地沟油的“大户”。欧洲议会2023年通过了一项航空运输业新规——到2025年，欧盟机场起飞的飞机所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需占总燃料的2%到2035年、2050年 占比需分别达20%和7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到2025年，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量将达700万吨，2030年增至2000万吨。
当地沟油有了合法且更高利润的新去向时，“上餐桌”这种非法而且低附加值的路径，自然就显得没那么划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废物”都像地沟油那么幸运能迎来风口。很多情况下，当市场没有短期动力时，国家的政策驱动就成为关键推手。
2016年前后，垃圾焚烧被确立为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随后，垃圾焚烧发电作为新兴产业，在政策上得到了顶层设计上的支持。一场攻坚战迅速扭转了中国“垃圾围城”的局面。
数据见证了这场变革的速度：从2016年到2024年，垃圾焚烧炉设计处理能力从每天23.8万吨增至116.6万吨。如果按照相关标准计算，那截至2024年年底，国内垃圾焚烧设计能力已达到了3.88亿吨/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的清运总量。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垃圾已经不够烧了。
中国污水处理产业的情况也是类似。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开始实施了“节能减排”战略，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速建设污水处理厂，全国污水处理步入高速发展状态。
位于安徽芜湖的某污水处理厂
2023年12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见》提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厂近5000座，总处理能力超过2.5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率超过98%。”
整体上看，中国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已经是20多年前的十倍有余，其总处理能力可以达到912.5亿立方米/年。而根据《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及《202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2023年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排放量781.15亿。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中国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足以处理完全国的污水。
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自来卷”的中国人顺道给产业升级了技术。比如，我国已经可以在850-1100℃的高温有效分解二噁英等有害物质，让废水、飞灰也能通过净化变为无害物质，这是全球垃圾焚烧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
写在最后
世上并无十全法。当产业升级解决了原有问题之后，新问题也会很快不出意料地显现。首先就是产能过剩带来的资源浪费。
在垃圾焚烧领域，3.88亿吨的年处理能力已超过实际需求。如咸阳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网发电后，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该设施日处理垃圾达 1500 吨，但咸阳主城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只有 800 吨。
同时批评声音也指出，对垃圾最重要的态度仍然应该是分类利用，以“一烧了之”忽略掉分类回收的内容，是从“填埋依赖”的极端走向“焚烧依赖”的另一个极端。
此外，像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污水处理厂项目，之所以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积累起产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补贴的驱动，这会导致有些企业是奔着补贴去刷产能，脱离实际需求。
遇到了风口的地沟油，成功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得益于欧美国家的政策补贴“托举”。
地沟油变成生物柴油的全流程成本，大约是普通航空燃油的3倍，在经济性上暂时还没有优势。一旦补贴的热度退却，很多项目会有陷入盈利困境，甚至面临市场淘汰的风险。
矫枉过正、产能过剩是市场和政策杠杆发挥作用的常态，不可能因噎废食。任何产业决策都不可能完美没有代价，在利大于弊的前提下逐渐解决各种问题，每个人都会是其中的受益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巨潮WAVE”，作者：老鱼儿，编辑：杨旭然，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