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春天是我人生第一次搬家。奶奶挑选的吉时在凌晨三点，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被父母叫醒，抱着玩具小熊蹲在摩托车前踏板上，从山脚的小镇去往山腰处的新家。新家很新，事实上新家所在的整座城市都很新。在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后，这座山就从腰处被推平，建起了一座新的县城。

那时候我刚满八岁，对于出生的那个房子，它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楼房灰白外墙上用刺眼的红色颜料画下的粗线，旁边写着175。175米是三峡水库的标准蓄水位，也就是说几个月后，这段红线以下全部会被江水淹没。那个小区一共也只有三栋楼，在一个汽修厂里，因此大家都对常年不断的电焊声习以为常。我家住在最靠里一栋的最高层七楼，五楼住着我的朋友莉莉，我们总是去顶楼天台扮家家酒，拔掉母亲种在天台的韭菜和葱，假装做饭。

县里举行了以歌颂三峡建设为主题的朗诵比赛，我被学校选去参加。那几年还有许多相同主题的征文比赛、绘画比赛。语文老师给我找了一首散文诗，名字叫《古城的遐思》，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座山脚的破旧小镇也可以叫“古城”。那篇演讲稿的最后一句是，古城，我亲爱的母亲，2008年后，您就在水下静养吧。

没过多久，那栋楼房就随鲜红的175水位线标识一起被炸毁了。同样被炸毁的还有小镇里的所有桥梁，学校，人民大会堂，所有超过三层的楼房。其实镇上最大的桥只有两座，一座叫东河大桥，一座叫南河大桥——这座小镇太小了，小到流经这里的长江支流都没有什么正经名字。直到现在，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说出县城附近一座更大的城市，因为我总觉得人们都不会听说过那个小地方。

我家住在小镇最南边。每天早晨，母亲都骑摩托车载我驶过南河大桥，到小镇中心的小学把我留下，她再继续去到山腰新城的陶瓷厂。大专毕业时，母亲赶上了最后一代国有工厂的员工接班，直接进了陶瓷厂，不过同时也赶上了下岗潮，于是她的工作就变成了处理企业破产业务。母亲并不是一个工厂子弟，而是农民的女儿，直到她上中学时在外当兵的外公复员回家被分配到陶瓷厂当仓库保管员，才让一家人从山里的小村子搬到镇上的工厂宿舍。可能因为这样，母亲对于下岗这件事也没什么太大的感想，就像她对陶瓷厂也没有很强烈的感情。到了我上学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改制后的股份制陶瓷厂工作，那家公司很早前就搬到了新城，大概是2005年，或者2004年，我记不清了。

我同样记不清新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了，似乎从我有记忆以来它就存在了，从出生以来我就知道了“新城”这一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老城”必然的消失。但即便早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即便从出生以来就一直目睹着新城从一片建筑工地迅速变成几条马路几个小区再一点点扩大，幼年的我对此也不可能有什么清晰的认知。直到满城都布满了鲜红的175水位线，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去什么。

南河大桥炸毁那天，母亲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拒绝了。也许我那时并不能说清自己为什么拒绝去看那个场面，只是隐隐感到残忍。南河大桥呀，你每天上学都经过的呢，这么有意义的时刻不去看看吗？母亲试图说服我，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嘛，去了拍照片给外婆看，外婆想来看还在乡下来不了呢。

我想我直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那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我也忘记了最后父母有没有去看炸桥，但我肯定是没有去的。幼年的我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搬家这件事，无法接受我的家要为了某些我并不理解的国家建设而变成一片湖水。因此到了朗诵比赛当天，当我念到《古城的遐思》里一句“高峡出平湖”时声音颤抖地流泪了，尽管八岁的我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最后我得了二等奖，语文老师笑得眉眼弯弯，抱着我不停夸奖。

几年后，父亲从单位里拿回了一本装帧精美的旧城影像图册，那时我已经快要小学毕业了。我在册子时我找到了外婆外公曾经在我的小学旁边租住的房子所在的那条小巷，它叫解放街，里面有一座天主教堂，总有很多人从哪里进进出出。小学一年级的我对天主教的全部认知只来源于安徒生童话，因此对那座教堂很好奇。而当我向外婆提出想进去看看时又总是被拒绝。

外婆租住的二层小楼就在几条巷子交汇处的小庭院旁，门口是一棵比小楼还高的黄桷树。小学一年级时，我总是放学后就去外婆家写作业，等待父母下班后来接我回家。而外婆在等待我放学的时候，通常都搬出椅子和邻居家的女人们一起坐在黄桷树下，一边纳鞋垫一边拉家常。两年前准备出国时我去看望外婆，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进卧室，从床底翻出一大袋纳好的鞋垫。国外买不到手工的鞋垫吧？她问我，你要不要多带点去。其实我从来不用鞋垫。但看着满满一袋精美的绣花鞋垫，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翻看着影集里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瓦房时，十一岁的我又忍不住流泪了，父亲显出很诧异的样子，哎呀这都好几年了，怎么还是看到老城就哭？母亲笑着附和道，她一直这样呀，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谁要是在她面前说起老城，那个眼泪珠子一下就滚下来了。

淹没老城的那片湖是在2008年搬迁后过了一年多才逐渐蓄起水来的，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又沿湖修建起了一片公园。我一度很喜欢去那里散步，坐在湖边想象水下的场景，可能是一片断壁残垣，可能死去的树木仍在湖水里无知觉地站立。这是我的庞贝。

其实老城没有完全被淹没。城北边还有另一座东西走向的山，那些原本就沿山修建的房屋和小巷便幸运地得以保留在了湖水的另一边。那座山叫凤凰山，山顶有一个凤凰雕塑，在我印象中它一直是黑漆漆的锈色——据说它原本该是金色，只是那些金色的油漆并没能在公路旁的尘灰中留存太久。

2014年的春节，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亲戚都难得地回到了县城，爷爷便提出大家一起去爬凤凰山。那时距离我上一次去凤凰山大概过去了五六年，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五六年的时间几乎算得上恍若隔世。下山后从山腰处的公路一路往下走，我惊讶地找到了小时候上书法培训班的小平房和幼年时总是和外婆一起去那里看金鱼的花鸟市场，只是曾经的白墙都剥落斑驳，石板路的缝隙也被杂草和青苔填满。它们没有变成废墟，甚至能从破掉的窗户看到里面残留的生活痕迹：没有搬走的衣柜和桌子、堆在墙角的旧衣服、散落一地的儿童玩具、留在阳台上照常生长的植物。仿佛时间和江水都没有穿过这些房间，唯一变化的只是没有人再在里面居住而已。

再往下就到了湖边。相比对面的湖滨公园，湖的这边没有精细的市政规划，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片景象。令我惊讶的是这边还有很多没有拆除也没有搬迁的楼房，它们都保留着老式的蓝绿色窗玻璃和水泥灰外墙，阳台上支出长长的竹竿挂满洗过的衣物。楼房前的空地则被居民们圈出了一片片农田，蔬菜和杂草都长得繁盛。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五年漫长得像是半辈子。于是当时十三岁的我站在那些飘着洗衣粉味道的衣物下面，感到八岁前的记忆一瞬间苏醒，感到某种指向虚无的乡愁。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俄罗斯女孩说，你的生命在什么时候断裂，你的面孔便会停留在什么时候。和大多数“小镇做题家”一样，我也仇恨自己的故乡。一整个被困在中学校园里的青春期，我拼了命地要考高分，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这个让我痛恨的县城。或者说，我从没觉得这个崭新但灰暗的县城是我的家，我对“故乡”的概念依然停留在那座水下的小镇——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真的能对那座小镇留下多少深刻的记忆吗？也许令我不舍的只是我想象中的童年，一个只可能存在于想象中的永远不会被宏大叙事介入的乌托邦。也许我的断裂从那时便早已开始。

那天我抛下身后散步叙旧的亲戚们独自在湖边的菜园和荒地转悠了很久。除去建筑，那里竟然还留下了一棵黄桷树——虽然它的整个树干都已经埋在土壤里，只有巨大的树冠裸露在外。父亲说，这大概是以前电影院前面那棵树，估计都一两百年了。黄桷树在曾经的镇子里是地标式的存在，它们巨大、沉默，从泥土或红砖墙里生长出，怀揣着上百年的记忆用树根蔓延包裹整个小镇。搬迁的时候也有几棵老树被移栽到了新城，更多的树，历史不够悠久的树，大概只能留在水下或埋进泥土了。

小镇只有一家电影院，开在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尽头，我对它的印象已经十分稀薄，大概只在六七岁的时候去过一次，学校组织一起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或什么类似的片子。从我家到电影院需要穿过一座天桥和两条街，母亲加班不能回家做晚饭的时候，父亲（很多年后他才学会自己做饭）总是带我去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饺子馆。那家饺子馆后来也搬到新城了，不过没过几年就换了老板，可能是心理作用，我总感觉味道也不再相同了。

新城搬迁后，外婆和外公也住到了汽修厂小区拆迁赔偿的房子，和莉莉在同一个小区，这让我兴奋无比——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和莉莉的友谊就像是老城的一部分，“至少这一点我还没有失去”，这样的心情是极大的安慰。不过这段友谊最终也没有持续太久，中考后，我进入县里唯一的重点中学，她去了镇上读寄宿学校，逐渐就不再有联系。最近一次听到她的消息还是从外婆那里，说她后来读了大专，现在在家里准备考公。听到类似的故事时我常会产生一种内疚感，好像我是一个县城的背叛者——我去了父辈们从没去过的大城市上学，离开中国到了童年玩伴难以想象的世界另一边，实现了某种意义的“阶级跃迁”。当终于可以像小时候梦想的一样逃离县城，把那些我认为是腐朽闭塞的一切扔在身后，我才终于意识到，即便我从不将其认作我的故乡，我也无法否认它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被淹没的小镇，无法阻止的江水，没有历史的新城，它们层叠在我的身体里成为一道裂痕。是故乡先背叛了我吗？我仍没有勇气下这样的判断。

上大学后某次暑假回家时，父亲告诉我，湖对面那片区域要开发了，叫“东部新区”，规划了好几片楼盘，已经开始竞标，还要按照老城的部分区域复刻修建一座旅游古镇。你不是很喜欢老城吗，要不然我们之后也搬去那边怎么样。父亲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

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是又去了一次湖的对岸。那里不再是一片荒草，不仅修建了公路，还有几乎三分之一的范围已经是工地，被蓝铁皮围起也挡不住里面刺耳的机械声和滚滚烟尘。剩下的区域则已经全是郁郁葱葱的菜园，用竹条和石板分割得井井有条。就在离蓝色铁皮不远处，一栋外表看上去刚翻修过的楼下挂着社区活动中心的牌子，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门前打扑克。我走过去询问，他们也都说不清楚这边到底在修什么。

多半是盖楼吧。一个精瘦的老人说，他讲话时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齿。到处都在盖楼，我们这里这些破房子迟早要被拆掉啦！

那你之后要去跟儿子住一起吗？另一个正在打扑克的老婆婆插话道。

人家嫌弃我呢！老人瘪瘪嘴，能给在这边租个房就不错了，还指望人家接你去城里住呀。

这边的大部分住户都和这位老人一样，从乡下来到县城，在城郊租个便宜的旧屋子。有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也有来帮儿女照顾小孩的老人，从老城就一直留在这里的倒是少数——这些少数也自然全是老人。他们看我拿着相机似乎感到新奇，这些破房子和菜地有什么可拍的？

我小时候住在这里。我试图在这片农田和工业的混乱之间找到一个方位来告诉他们。那边有颗很大的黄桷树，我小时候就住那里附近。

他们嘿嘿笑了起来。现在的新城不比以前好多了吗？你看对面的湖滨公园，多好看，以前哪有这样的公园呀。

已经是傍晚的时间，对岸的公园刚刚亮起了灯，沿路的车流和众多餐馆前的大灯牌让县城从这个角度看去也显出了繁华。老人们纷纷收拾牌局准备回家吃饭，天色的变暗很迅速，这边的路灯也亮起，但相比对岸稀疏许多。旁边的平房里一个女人探出头大声喊了一个名字，几个小身影立刻从菜地里跳出来，向屋子的方向跑去。

这里的土地正在减少，被水泥取代。同样的，尚未破损的蓝绿色窗玻璃和窗外飘扬的衣物也在减少。我想这或许只是某种延迟的消亡，毕竟消亡是无法阻止的，就像水流无法阻止一样。水流无法覆盖的也终会被别的什么覆盖，尽管覆盖得很缓慢——不知道是因为投资、政策或者疫情，总之那片工地在我整个大学期间都没有带来太多明显的变化，只是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感觉被蓝色铁皮围起来的区域变大了一点。就像一个靠吞噬菜地来缓慢生长的怪物。蓝铁皮内侧一点点逐渐露出仿古建筑的屋顶，从花鸟市场上山的那条路一点点逐渐被堵住。有段时间，我试图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关于因为三峡建设而被淹没的古镇和十几年后在未被淹没的残垣上要建立的新的旅游古镇。我甚至还找住在那边的几个老人做了采访，但最后还是意识到自己实在写不出来。我甚至都找不出一个有情节的完整故事，只是一些政策的出现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有时候这种改变无足轻重，有时候这种改变可以带来伤痕乃至崩塌。

今年再回到县城时，我得知那个景区已经修好开始营业了。意料之内，除了逢年过节会有人去凑凑热闹，平时自然都是门客罗雀的。同样意料之内的还有，这个新开放的、还残留着甲醛气味的古镇有着和全中国的古镇景区一样的仿古建筑、怀旧零食杂货铺和民族风情首饰店，除了使用一些老地名、装饰许多老照片，这里看上去和水下的那个小镇没有任何关系。湖的这边似乎正在变得和对岸越来越相似，景区外已经建起了许多尚且无人居住的高楼，大片的工地昭示着还有更多的高楼没有出现，原本的旧楼房也都被粉刷一新，换上了透明窗玻璃和不锈钢防盗网。

但菜园依旧生机勃勃，尽管它现在已经很小了。依旧也有孩子们在菜园附近玩耍直到窗台里传来大人带着怨气的叫喊，区别仅仅在于菜园旁竖着“拆迁区域”的牌子。原本来有人居住的平房已经全部清空了，门前的杂草因为没了人修建而得以疯长，反而使这片区域显得更加荒芜。我找到那个门口挂着社区活动中心牌匾的小楼，旁边也已经多出了一条柏油马路，自然也不会再有围坐着打扑克的老人。也许我下次再回到这里的时候，这片飞地就已经彻底消失了。2008年，这一小片土地侥幸逃脱了江水的侵吞，十几年后，它依旧不得不被某些和江水一样不可阻挡的的东西侵吞。

其实我并不熟悉江水。从前的小镇里只有长江的支流，现在的县城里只有被江水填满而形成的湖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长江，是四岁时和全家一起去市里亲戚家过年。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在清晨坐上大客车，在夜晚抵达，大城市的霓虹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一切都好宽阔，马路、广场，以及长江，对于四岁的我都是宽阔到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

我还记得自己坐了过江缆车，现在要排长队的旅游项目那时候似乎只是个普通的交通工具。我拉着母亲的手走进四四方方的小铁盒子，扒在窗户上看着脚下灰绿色的长江像幕布一样长长地展开。那是2004年的春节，我对自己的故乡将要被这条江水覆盖的命运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