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不够烧了？关于垃圾的十个疑惑

2025-06-18 12:00:00

2024年9月，在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操作设备吊运垃圾。新华社/朱峥/摄

“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最近，一则相关话题的短视频获得点赞、收藏、转发全部10万+的现象级传播。

有人甚至在该短视频评论区留言，原本对产生垃圾有愧疚感，看完这个视频后则“有一种深深的放松感”。

垃圾焚烧似乎变成了一种“赎罪券”，也让多年专注垃圾处理的环保人士坐不住了，纷纷发文、制作视频，科普垃圾焚烧的原理，强调垃圾减量和分类的必要性。

关注垃圾焚烧11年，环保组织“芜湖生态”秘书长、“零废无界”发起人张静宁提醒，垃圾问题的出现，每个人都是“始作俑者”，解决这个问题，任重道远。“没有万能的技术解决方案，即便是垃圾焚烧企业，也不会说自己完美解决了垃圾问题。”

南方周末整理了关于垃圾的十个疑惑，结合数据和采访，以答疑解惑。

不是垃圾不够，而是焚烧厂太多

疑问1：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吗？

是不够烧。但不是垃圾不够，而是焚烧厂太多。

焚烧厂建设已经超过规划。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据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经达到约111万吨/日，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超过生活垃圾产生量。根据芜湖生态计算的数据，保守估计，早在2022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约3.33亿吨/年，就已经超过了住建部公开的生活垃圾清运量——3.11亿吨/年。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文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我国垃圾管理以填埋为主，为了破解早年存在的“垃圾围城”问题，将垃圾焚烧作为技术升级的主要手段。

此后，中国垃圾焚烧的炉温控制技术、废气处置技术、在线监测技术等都突飞猛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而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等因素，地方政府也会为垃圾焚烧能力预留一定富余。

2023年11月，浙江宁波，小学生参观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厂。视觉中国/图

疑问2：垃圾焚烧厂多到什么程度？

各地情况不完全相似。至少1/3的省份，垃圾焚烧都存在产能过剩。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由生态环境部主导运行，根据该平台数据，2022年，河北、海南、天津和江苏等12个省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就已经超过了住建部公布的该省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出现被迫停炉的情况。

例如，芜湖生态在浙江省调研发现：2023年，浙江省76座焚烧厂中，有18座平均每年停炉闲置超过50天，最高停炉155天。

为何垃圾焚烧会出现产能过剩？某垃圾焚烧企业管理人员李霜（化名）介绍，2003年起，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垃圾焚烧发电的政策，2006年开始补贴垃圾焚烧发电。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垃圾焚烧企业“跑马圈地”，产能急剧扩张。

但垃圾焚烧厂并不需要那么多。比如人口较少、垃圾产生量不足的城镇，本应跟周边县市合用垃圾焚烧设施，但由于环保等因素，外地垃圾焚烧厂不愿意接收；也有的地方政府不希望受制于人，渴望拥有本地的垃圾焚烧厂。

据不止一家焚烧企业介绍，为确保垃圾焚烧项目能够落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还可能会故意夸大当地的垃圾产生量，从而吸引来更多的投资。

末端治理成本远高于源头减量

疑问3：为什么农村、海边甚至溶洞里都有垃圾？

2024年，央视曾曝光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的农村垃圾“天坑”，垃圾露天堆放在田间地头；2025年6月，张家界两个溶洞中清理出51吨垃圾，主要是2010-2016年倾倒的生活垃圾，此期间，城乡环卫还未一体化；2025年3月，位于福建省东南海域的浯屿岛的“垃圾带”引发公众关注，岛上垃圾长期堆积，最终被倾倒至海边。

一边是吃不饱的垃圾焚烧厂，一边是触目惊心的垃圾堆。错位原因在于，把零散的垃圾收集起来运到垃圾焚烧厂，需要一定成本。农村、海边的垃圾分散，运输距离远，收集成本更高。

根据《2023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我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但全国19366个镇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86.06%，7921个乡的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平均仅为74.41%。

全国仅福建和海南的乡、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内蒙古、辽宁、云南、西藏、陕西、青海等省份的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低于60%。

疑问4：垃圾都不够烧了，我们可以随意产生垃圾吗？

当然不可以。

垃圾在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都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是垃圾管理最根本、最直接的措施。

张静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无论如何，垃圾焚烧都是末端处理技术，考虑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等，末端治理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源头减量。垃圾进入焚烧厂后，即便达标排放，还是会产生有害污染物。

从全球变暖的角度看，垃圾焚烧的影响也很大。马文超介绍，随着快递、外卖等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塑料为代表的一次性包装物等新兴固废的产生量激增。塑料生产依赖化石能源，从生产到焚烧的全生命周期都产生大量碳排放，助推气候变化，对自己和子孙后代都没有好处。

二噁英、渗滤液和飞灰

疑问5：垃圾焚烧有害吗？

马文超介绍，我国针对垃圾焚烧行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标欧盟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水平之一，北京、天津、江浙沪等地区还在推行严于欧盟标准的地方标准。

公众也可以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看到依要求公开的排放数据。

2020年5月，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展示的环境监测数据。视觉中国/图

但达标排放不等于零风险。“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是完美的。”张静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关于垃圾焚烧的风险有大量科学研究。

垃圾焚烧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废渣。废气中的二噁英最为公众所知，它是致癌物，还对人体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具有毒性，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也是危险化学品。

垃圾堆积后产生的棕黑色垃圾渗滤液不仅闻起来恶臭，也含有多种污染物，一旦遗撒或超标排放，将对沿途居民、土壤、地下水等造成污染。垃圾渗滤液的处理，一直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点。

更值得警惕的是焚烧之后产生的飞灰——源于焚烧炉烟气净化系统的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部沉降的底灰，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物。以当前的技术水平，焚烧1吨垃圾，大约产生30-50千克飞灰，这个量并不少，处置成本高。

因此，长期暂存或违法、违规处置的飞灰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点。

2022年11月，海南省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区，标有“危险废物”的指示牌。李嘉诚/摄

疑问6：挖填埋场找垃圾烧是真的吗？

根据芜湖生态调查发现，截至2024年底，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安徽省马鞍山市、合肥市，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河南省鹤壁市、漯河市等超过20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正准备或者已经完成开挖。

马文超表示，焚烧厂采用填埋的矿化垃圾焚烧，主要驱动因素并非“垃圾不够烧”，而是城市扩张和开发产生的土地利用需求。

有的则是填埋场太满了。据《海南日报》报道，开挖规模较大的海南省海口市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是为了解决长期超量填埋导致的环境污染及安全隐患问题。据项目招标和中标公告，项目中标费用高达12.9亿元，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将综合整治630.60 万吨存量垃圾，其中190万吨生活垃圾需要外运后焚烧处理。

2022年11月，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现场。李嘉诚/摄

即便吃不饱，垃圾焚烧厂也并不是很欢迎填埋场的垃圾，“态度是谨慎接收。”李霜称，实在没有垃圾的情况下，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陈年垃圾已经“矿化”，与土混在一起，一般不能直接焚烧，需要提前筛分。即使经过筛分处理，垃圾热值仍然较低、灰分（指物质经高温燃烧或烘干后残留的无机成分）较多，为保证环保指标达标，经常需要投柴油助燃，末端尾气达标难度提高，运行成本也相应大大增加。

污染者付费原则

疑问7：垃圾焚烧是赚钱还是亏钱？

垃圾焚烧厂目前依赖财政支付，由垃圾处理费、标杆上网电价、国家电价补贴、省级电价补贴构成。以江苏省东部一座年处理量25万吨的垃圾焚烧厂为例，以上4项收入分别占比24%、47%、16%和13%。有的项目会对外供蒸汽，也会有相应收入。

2020年以前，垃圾焚烧一度是环保领域最赚钱的行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之后，垃圾焚烧国家和省级补贴开始“退坡”，叠加产能过剩因素，市场迅速冷清。

目前，焚烧企业更大的挑战来自应收账款难以落实。

李霜称，应收账款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当地财政支付的垃圾处理费，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一拖再拖，有的账龄甚至超过24个月；另一类是电费收入，其中标杆电价回款还算正常，但由于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收入与电价补贴需求之间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补贴常难以到账。

2024年11月，中央出台了12万亿元化债政策“组合拳”，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部分垃圾焚烧企业的应收账款压力获得一定程度缓解。

马文超介绍，除了生活垃圾，大量工业固废、部分危险废物如医疗废物等，仍缺乏专门的基础设施。为避免大量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炉闲置，很多地方正在采用多元有机固废协同焚烧技术处理某些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这也增加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的收入。

疑问8：垃圾焚烧应该谁出钱？

规范化焚烧处理垃圾的成本很高。

垃圾从居民手中送到垃圾焚烧厂，需要经过分类搜集、转运、预处理等过程，垃圾堆积产生的渗滤液、焚烧后产生的飞灰，也需要花钱处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团队的研究，以2021年北京的情况为例进行估算，含收集、运输、焚烧处理补贴等投入，1吨垃圾焚烧的成本超1100元。

三口之家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刚好产生约1吨，但北京的城市居民一般每户每年只交30元的垃圾清运费，以及每户每月3元的垃圾处理费。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年底发布的《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2版）》，22个省（直辖市、区）针对生活垃圾主要征收处理费，每户每年征收12元至252元不等。

这些费用远远不能覆盖超1100元的成本。

张静宁说，现在的“超低价”收费模式让普通人无法产生“为垃圾埋单”的触感，也没有动力去减少垃圾——按户收费，垃圾产生多的家庭和少的家庭，垃圾处理费没有区别。

如果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最终应该实现计量收费，谁产生垃圾多，谁多付费。”张静宁认为。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疑问9：还需要垃圾分类吗？

垃圾分类可让塑料瓶、纸箱等资源回收再利用，这些好处已为公众熟知。而鲜为人知的是，抵达焚烧厂的垃圾在进入焚烧炉前，也会被分类。

马文超举例，将部分餐厨垃圾分离，进行厌氧发酵并转化为沼气，可用于发电、供热或进一步提纯为天然气；部分塑料垃圾能被回收再利用，减少进入到末端焚烧环节后产生的碳排放。

垃圾分类后，不仅减量末端处理的量，还能减少污染。

根据天津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分析，对广州、济南、天津和海口4座城市的单独分析发现，垃圾分类越好，二噁英的平均排放量越低，该研究预测，通过垃圾分类，4座城市2030年能够实现二噁英减排约7.49%-13.07%。

不过，目前我国关于生活垃圾的管理数据统计和信息公开滞后。芜湖生态发现，住建部的数据只有焚烧/填埋处理能力、焚烧/填埋处理量和混合垃圾清运量等数据，反映垃圾分类成效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分出量、处理量数据却没有公开，使得垃圾分类的进展成为一笔“糊涂账”，也导致其他末端处理设施建设缺乏数据支撑，难以合理规划。

疑问10：垃圾到底应该怎么管？

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的核心理念是“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cycle），优先序递减。3R原则在1980年代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专家提出，我国200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是世界上第三个颁布循环经济专门法律的国家，也写入了3R原则。

我国涉及垃圾管理的另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

但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员谢新源认为，固废法没有对“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给出明确定义，在现实使用中存在歧义。

例如，“减量化”本应是垃圾源头产生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将垃圾分类后进入后端处理设施的垃圾减少，或焚烧减少了垃圾的体积，也都称为“减量化”；“资源化”指将垃圾作为材料利用，但一些地方把垃圾焚烧发电也算是资源化，并且以此为名获得很多优惠政策。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也没有规定优先度，而欧盟等地区早已立法。

借生态环境法典立法之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摆脱塑缚几家环保机构联合建议，因目前法典草案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内容基本沿袭固废法，应站在废弃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视角，明确“源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源化利用-末端处置”的废弃物管理优先序原则以及相关概念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