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兢 2025-06-17 19:14 广东
▲ （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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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艾滋病以及其他严重传染病的传染性及危害性，首要保护患者隐私的制度设计，会严重侵害其配偶/性伴侣的身体健康权，应当考虑在婚姻登记时，强制双方向彼此披露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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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艾滋病患者（包括HIV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和其配偶/性伴侣的健康权哪个更重要，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据大象新闻报道，近日一名自称妇产科主治医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名女性在婚检中被查出HIV阳性，其要求对未婚夫保密。医生在尊重患者隐私的前提下，按照规定上报了疾控中心。结果，男方不幸感染艾滋病毒，愤怒之下，他将医生投诉至卫健委，导致医生被停职。
这名医生还举了另一个案例，一年前也有一名女性婚检查出携带HIV，上报疾控中心之后，医生告诉了其配偶，结果两人没结婚，当事女子一直投诉医生并获成功，医生被停职三个月，后来辞职。
这名医生认为，面对类似的问题，医生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婚检“就是坑医生”。这确实是很多医生面临的棘手问题。也因此，这篇发文迅速登上热搜，不少医生现身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生负有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不得将患者病情告知他人。如果泄露患者隐私，医师可能被罚款，情节严重的会被暂停执业甚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尤其是对艾滋病患者的隐私保密，《艾滋病防治条例》更有明确要求。
然而，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又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指定传染病（艾滋病就是指定传染病之一）的检查，而如果查出有指定传染病，医师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这个“当事人”仅指被查出有传染病的一方，还是包括其结婚对象，也有模糊之处。
婚姻是两个人的合意，而这个“合意”的必备要素之一，就是双方对彼此的身体健康状况拥有完备知情的权利。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忠实，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可见，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在重大疾病问题上，有相互知情权。知情合意，是婚姻的基本前提。尤其是艾滋病这种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性的传染病，是否知情，会对一个人作出结婚决定具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其身体健康。
根据民法典的要求，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应该主动告知婚姻的对象。《艾滋病防治条例》也规定，艾滋病患者有义务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但是，现实中，不少艾滋病患者选择对另一半隐瞒病情，这会让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决定，甚至可能导致感染病毒的严重后果。
虽然民法典赋予被隐瞒的一方申请撤销婚姻的权利，但他们在激活这一法条时，往往已经与配偶共同生活了，甚至已经感染了HIV病毒，那么他所蒙受的侵害与巨大损失，并不是撤销婚姻可以弥补的。婚姻，对于受害者而言就成了一个“风险前置”的危险游戏，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
在目前的艾滋病防治制度设计中，首要考虑的是保护患者的“隐私”。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未经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对第三方公开艾滋病患者的病情和个人信息，违者都要受到处分，严重的会被吊销执业许可。条例虽然规定患者有义务将事情及时告知有性关系者，但对违反义务者，却没有规定处罚措施，只有“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才“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什么情况下会“构成犯罪”呢？根据最高法和最高检2017年联合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以传播性病罪定罪，从重处罚；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认定为致人重伤，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但并非卖淫嫖娼，也没有导致他人感染，那就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民事索赔，要证明对方是“故意传播艾滋病”，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鉴于艾滋病以及其他严重传染病的传染性及危害性，首要保护患者隐私的制度设计，会严重侵害其配偶/性伴侣的身体健康权，应当考虑在婚姻登记时，强制双方向彼此披露健康状况。当然，在非婚姻的性关系情况下，就只能靠双方的自觉自律了。
婚姻中的男女双方理应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依照权责对等、权利均衡的原则组建家庭，保护双方的利益都不受损害。与之相应的是，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都在探索“双向财产调查权”“婚史披露”“婚姻个人信用制度”，以法律约束双方如实告知健康财产与婚史状况，冀望以此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让一纸结婚证契合其本来意义。
这种强制婚检或者强制披露，究竟有没有侵犯患者的隐私权与婚育权利？当然是没有的。引用知名医生张文宏的话，一方患有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时能否结婚，“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爱情问题”。只要患者如实告知、另一半知情同意并且觉得爱情至上、并未受到欺骗的话，也是可以结婚的。如此，方能保护婚姻中所有人的利益，也是对未来孩子权益的尊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
当然，强制披露，也需要有执行机制，不能指望靠人的自觉。这就有必要恢复强制婚前检查，婚检结果对双方可见。但婚检结果不能成为婚姻登记部门拒绝婚姻登记的理由，是否结婚，只能由婚姻双方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以自由意志做出决定。
民事活动中的一方在伸张权利时，不能以损害另一方权利为前提，这也是近代自由人权观念兴起之后的一大立法原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里揭示的“伤害原则”仍旧散发着不朽的光辉，“如果一个人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人，那么这个人便拥有一种自由行动的权利”。既然一男一女决定结为夫妻，那么就理应对彼此的身体健康负责，一方的隐私与婚育权利就应让渡给配偶。
目前，云南、广西等省区最新修订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已经规定，艾滋病患者若不主动将有关情况告知其配偶或性伴侣，医疗机构/疾控中心有权告知。这对保护第三方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有必要吸收这一做法，对《艾滋病防治条例》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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