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比了伊朗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历程，突显了战略决策、科技实力、以及人民团结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伊朗的核计划因外部袭击和内部因素受挫，而中国则凭借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实力最终取得了成功。通过对比，揭示了拥有核武器对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影响。

💥 伊朗核计划的早期发展受到外部干预。1957年，美国协助伊朗建立核设施，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合作中断。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寻求技术支持，但铀浓缩活动引发国际制裁，最终导致核计划进展受阻。

🚀 中国核计划在逆境中奋起。面对苏联撤回援助和外部威胁，中国坚持自主研发，并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尽管面临美方潜在的打击计划，但中国最终凭借坚定的决心和实力取得了突破。

🌍 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至关重要。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观点，强调了核武器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中国通过发展核武器，确立了其作为重要大国的地位，并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 伊朗与中国的对比反映了国家战略和综合国力的差异。伊朗在核计划中面临诸多挑战，而中国则展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强大的科技实力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差异导致了两国核计划的不同命运。

原创 东昌路小打工人 2025-06-15 00:24 肯尼亚

战无不胜

6月13日以色列发动空袭，伊朗多处核设施遭袭，更惨重的是伊朗大批核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核设施没有了可以再建，科学家没了难以再生，伊朗的核计划成果又要遥遥无期。

伊朗核计划起步很早，1957年美伊签署协议，美国协助伊朗建立核设施并培训技术人员，此时伊朗还是美国盟友。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断交合作终止，伊朗核计划停顿。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重启核计划，转向俄罗斯等国寻求技术支持。后来伊朗铀浓缩设施暴露，引发国际社会反对，2003年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轮制裁决议，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伊朗同意限制核活动以换取制裁解除。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协议，重启 “极限施压”，导致伊朗逐步恢复铀浓缩至20%丰度。至2025年伊朗铀浓缩丰度达60%，可在两周内提纯至武器级，引发以色列强烈担忧，也就是本次袭击的前因背景。

伊朗折腾了六十年，还是没有迈出核弹试爆的那一步。

某东方大国与伊朗几乎同时启动核计划，同样面对过合作伙伴中止合作的困难，同样经历过敌对势力空袭核设施的危险。

20世纪50年代美帝频繁对东大核讹诈，原子弹作为新式武器也是保卫国家安全、打破核垄断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1955年1月教员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确定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在苏联的援助下，东大原子弹研制工作逐步开展，然而随着中苏分歧扩大，1959 年6月，苏联决定提前中断援助项目，撤离专家，不再向东大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

面对苏联的卡脖子行为，东大并没有停止自己核计划的脚步。1959年7月，东大宣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年月 “596” 作为代号。

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东大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确认了罗布泊试验基地和包头工厂。彼时美帝在位的是美乐宗肯尼迪，此人对东大的核计划及其强硬，说东大拥核将会是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

如何搞掉东大的核计划？

首先上场的是运输大队长。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与中情局高层会谈使用空降兵打击东大核设施。小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就可以干。“有这种可能性，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包头，而飞机不被击落”，小蒋对美乐宗如是说，这比他爹更加优势在我。

美乐宗虽然风流成性，道德底线不高，但是人不傻，联想到前不久同样由中情局策划的古巴猪湾行动，这可是让美帝把屁股都漏了出来，不由得打了退堂鼓。

然后美乐宗又想到了借刀杀人。

美乐宗派人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提出限制或制止东大核计划的合作。赫鲁晓夫没有同意，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了以后反而会自我约束。

苏穗宗不搞东大并不是因为他善，而是一方面低估了东大的进度，同时也知道美乐宗的不怀好意；一方面也是怂，顾虑此举引发与东大的全面战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你看美帝搞个越南都深陷泥潭，搞个比越南战略纵深大十倍不止的东大那不得起飞了？后来哪怕珍宝岛激战正酣，苏修也保持了战略定力。

没办法，只能自己上。

1964年4月，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起草了《针对东大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对这份报告不置可否。

美乐宗呢？几个月前的1963年11月，他乘坐敞篷车时候脑洞大开。

美帝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主要有几个担忧：对于东大关键性设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苏联不配合；摧毁核设施不解决根本问题，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

时间来到了1964年9月16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以及正式试验时间。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约翰逊与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

我方这边当时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会议决定就有关原子弹爆炸时间等问题向教员请示，周总理向教员写了封特急信。教员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当晚即作出批示：“已阅，拟即办。”

美方那边约翰逊正值大选前夕，作为半路接任的总统，他特别渴望正式成为民选总统，担心攻击东大核设施会遭到报复，后果之一就是美军当时已经打得火热的越南战场陷得更深，对选情极为不利。于是他决定，打击计划等大选结束后再看。

同一天的两场会议，一个当即就办，一个看看再说，历史的齿轮由此转动。当时教员是否知道美国要对我核试验基地进行摧毁打击的计划，现在仍然是个谜，回过头来看这是外部势力最后中止东大核计划最后的机会。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东大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颗原子弹也被称为 “争气弹”。

随后几年东大开始搞三线建设，做好了全面战争准备，氢弹和导弹的试验成功，解锁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小规模定点空袭核设施也失去了意义，外部势力任何妄动都要掂量遭受对等全面反击的后果。

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为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如邓公在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同时间开始核计划的伊朗和东大，为什么一个被骑脸输出，一个手握东风以理服人。

可以说伊朗缺乏高瞻远瞩的舵手，缺乏科学先进的指导思想，缺乏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科研技术人员，也没有一支如同PLA建国后未尝败绩让所有强权忌惮的武装力量。

这些背后的基础，是团结一心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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