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5 13:00:00
外部时世却陷入紧张。时值巴西军政府统治时期，左翼游击队频频出没进行反抗。电视机里，最新的新闻播报是瑞士大使被左翼游击队所抓的消息，对方要求当局用70个被捕的犯人进行交换。混乱和厄运，很快波及这个幸福而富裕的家庭。一个稀松平常的白天，不明身份的持枪者上门，带走了准备出门的鲁本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自此下落不明。苦等丈夫不回，尤尼斯和15岁的女儿埃丽娜也被带走盘问。审讯中，她们才得知：军政府怀疑鲁本斯和左翼游击队有联系，要求她们招供。埃丽娜24小时后即被送回，尤尼斯则在肮脏、呼嚎声四起的监狱中熬了12天。出狱后，尤尼斯四处打听丈夫下落，当局对鲁本斯的去向只给出一个失踪的谜题。一家人在失落和经济紧张中，搬离旧居。《我仍在此》改编自派瓦一家小儿子马塞洛·派瓦的同名回忆录，是一则发生在1970年代巴西的真实家庭历史记录。据人权组织统计，1964年至1985年巴西军政府统治期间，约有两万人曾遭受酷刑，其中不乏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芙。2014年，巴西国家真相委员会曾出具一份报告：共有377名军方人士涉嫌侵犯人权，致使434人遇害或失踪。只是，巴西当局在1979年出台的特赦法，让这些军方人士免于法律追责。自2024年11月初在巴西上映后，《我仍在此》吸引超过250万人进入影院，是新冠大流行以来，巴西国内票房最高的电影。《我仍在此》获得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和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并于5月17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一部事关记忆的电影
《我仍在此》使用了三段式的时间结构：1971年，军政府大肆抓捕，鲁本斯难逃厄运，一家人受限于经济紧张，被迫搬离海滩别墅；1996年，军政府统治结束11年之后，鲁斯本的下落以一纸官方死亡证明收场，那时的尤尼斯早已在奔走中，成为人权律师；2014年，巴西军方首次承认迫害事实。而那时，尤尼斯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通常眼神空洞，只在电视提到丈夫的名字时，双眼呈现出记忆的涌动。通常类似题材的影片，往往会巨细靡遗地展现非法迫害的细节，再用一个揭露真相的逻辑结构影片（片尾往往有一个重场的法庭控诉戏），形成一个标准的历史/政治反思电影。《我仍在此》显然走了另一条更为克制的道路。影片中，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弃用携带审判意味的全知视角，坚定捍卫了视角的局限，以尤尼斯为主视点，将故事收窄在一个家庭的叙事之中。影片避开了对宏观历史场面的正面细描。动荡的时局总是以杂音的形式，藏在人物生存场景的幕后。影片开头，派瓦一家和朋友在阳光灿烂的海滩，不期然拍下人生中最后一张完整合照，搜查车队突兀又不留情面地从他们面前驶过；尤尼斯被关监狱，度过了12天暗无天日的监禁生活，外面是隐隐绰绰又混乱的直升机轰鸣。《我仍在此》给人的观感是弱控诉的。当报社的记者登门，为他们拍摄合照，渴望捕捉悲伤氛围的媒体“失望”而归：一家人一致要在合照中留下笑脸。这份控诉感弱到，你几乎可以把父亲鲁本斯的失踪，代换成车祸、病逝，或者任何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可抗力——仿佛只是有人，拿着一颗烟头，在家里的餐布上烫了一个洞，但它同时无处不流露出一种很深的哀痛：任何人都无从幸免于父亲失踪后的日常。这种不故作姿态、静水流深的日常叙述，恰恰构成了不容置疑的控诉。影片中有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若干年后，小儿子马塞洛和姐姐埃丽娜在餐桌旁翻看旧照，姐姐问弟弟，何时真正接受父亲不会再回来？弟弟回答，父亲失踪一年半以后，母亲捐掉父亲衣物那刻。姐姐略吃一惊，她在全家搬离里约热内卢时，就接受了父亲永逝的现实。在这里，塞勒斯极为精准地捕捉到了家庭内部，个体记忆开启的时点落差。父亲的失踪以一种不均匀的速度，催“熟”了这个家庭里的子女。母亲被带去审问后，家里混沌无主，导演特地给见识了母亲被折磨归来后的次女，一个吸烟的特写镜头。她过于早熟的愁绪，来源于对人生转折的敏锐觉察，而迟钝的小儿子，只觉得姐姐“臭显摆”。因此，《我仍在此》可以说是一部事关记忆的电影，它的三段式结构精确匹配了人的记忆特征：人生倏忽而过时，被遗忘的部分如同恒河沙数，只留下一些模糊的感受。只有当一个难以挽回的时刻被识别，由此牵延出后续种种，方才能在事后被追认为一段“记忆”的起点。因此，当姐弟俩人，盯着在海边和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合照，难以回忆当时究竟是在为何而庆祝。人对记忆最莫可奈何的地方莫过于此：那个事实上重要的时刻来临时，你尚不能识别它，因此日后也不能精确回忆它。在尤尼斯垂垂老矣的人生终点，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并非电影编剧层面的创造，而是现实如此。晚年的尤尼斯既受困于生理上的记忆迷宫，也渐渐被遗忘包围，家庭开始迭代，抱在怀中的婴儿逐渐长大，直面过那段家庭创痛的一代慢慢逝去，一切都被遗忘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