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李冰瑶（化名）自杀前留下多份遗书，一面对“心理咨询师”王某刚表达依恋，一面对警方表示遭王某刚性侵。（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写给“心理咨询师”的遗书：“爸爸，永远爱你”》）

王某刚的行为是否违法，有待司法部门认定。不过，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认为，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建立父女甚至情人关系，显然违背了职业伦理道德。从两人咨询过程的录音片段来看，在处理亲密关系的问题上，王给李灌输了许多具有误导性的观点。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心理健康从业者协会主席李雪娇在阅读该案相关材料后分析，王某刚可能对李冰瑶实施了依附性精神操控。“它以心理学术语包装，以治疗空间作掩护。它破坏的不只是（来访者的）身体或情感，更深远的是（来访者）对现实、人际与自我的基本信任结构。”

南方周末：李冰瑶在遗书中说，她被王某刚猥亵、强奸，反而越发不能离开他。如果这些情况属实，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心理？

徐凯文：她可能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即受害者对伤害自己的人产生好感。

首先，李冰瑶跟王某刚可能产生了虚幻的情感连接。为什么说是虚幻的？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对是出于对咨询师职业的尊重，才会信任某个咨询师，甚至对他产生依赖。但是，依赖不应该是咨询的目的，恰恰相反，咨询是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关系，要帮助来访者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好的亲密关系，例如恋爱关系、亲子关系。

但在本案中，这个目标可能没有完成，反而使来访者依赖咨询关系。在此基础上，如果王某刚确实性侵了李冰瑶，李必然很痛苦，而人越痛苦的时候越需要亲密关系，也就越离不开王，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南方周末：李冰瑶给王某刚和警方的遗书，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分裂？

李雪娇：这体现了典型的“双向叙事”。给警方的遗书面对社会法理，需要清楚描述侵害过程；对王的遗书则嵌入“依恋-感恩-自责”脚本，维持她生前被植入的“我也爱你，你并非全然坏”的认知。两个文本并不矛盾，而是创伤性依恋的双面，一面控诉，一面维护。

徐凯文：来访者会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咨询师伤害了她，她恨咨询师；另外一方面，来访者情感上依赖咨询师，因为咨询师好像很懂她，在努力地倾听、理解她，说出了她很多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对她有很多帮助，她不愿意失去这个关系，这些复杂情感会交织在一起。

南方周末：如果咨询师发现来访者对自己有依赖，应该怎样做？

李雪娇：一是及时督导，把移情案例带入同行督导，防止个人反移情蒙蔽判断。二是情感去现实化，在安全框架下解释“你对我感觉像××，我们来看看这感受源自哪里”，强调象征性质。三是边界微调，避免任何可能被误解的行为，如过长会谈、私下联络，同时引导来访者将情感分散到朋友、家人等多元系统。四是危机评估，如依赖已威胁到来访者功能，需考虑转介到拥有创伤及依恋专长的同业。

威胁到来访者功能，指来访者因为对咨询师的过度依赖，已经影响到原本正常的生活。这时候，咨询关系就不再是支持性的，而可能反过来让来访者越来越难独立，甚至陷入困境。

徐凯文：出现这种情况，咨询师可能是经验不足，这就要寻求更有经验的咨询师对他进行督导。甚至可以每做一次咨询，就进行一次督导，来看看他是否处理恰当。

也有可能是咨询师发现来访者出现了性移情，或者咨询师对来访者有性的欲求，甚至于已经有了身体上的亲密关系，这个时候更需要督导。有第三方知道这个事，可以阻止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南方周末：李冰瑶对父母有埋怨，对和男友的关系有困惑。面对来访者的这些情感，心理咨询师应该怎么做？你怎么看待王某刚的做法？

李雪娇：正常咨询致力于“系统增能”，帮助来访者扩展而非切断支持网。王某刚把父母描摹成“情感吸血鬼”，再把男友贬为“表面征服者”，最后把自己安插进来。这种纵向替代容易让来访者陷入排他性依恋，一方面感到自己终于被理解，另一方面陷入更深的孤立，因为所有反对声音都会被王某刚归为“他们嫉妒或不懂”。此时外部世界被妖魔化，李冰瑶对王某刚的依赖就成了生存必需。

徐凯文：在咨询师是否性侵来访者还没有认定之前，我不做“咨询师是刻意做这件事情”的有罪推定。

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有些事情做得不恰当，这非常普遍。我觉得没几个家长敢说“我完全理解我的孩子”，然后孩子说“我爸妈特别理解我”。所以，心理咨询不是告诉孩子“你爸妈错了”，而是发现父母对孩子理解不够以后，跟父母坐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让父母知道该怎么做。指责父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什么都归因到原生家庭，这个观点非常有危害性。实际上，亲子关系是对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

南方周末：王某刚最开始自称是李冰瑶的树洞和指点她的智者，后来渐渐变成父亲、情人和老师的综合体。你怎样看待咨询师与来访者建立这样的关系？

徐凯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咨询就是要去处理复杂的情感。咨询师需要像外科大夫做手术一样冷静，用非常专业和职业的态度，帮助来访者看清楚、处理好关系问题，而不是把关系搞得更混乱。这种关系的混乱和界限的不清楚，恰恰是来访者痛苦的重要来源。无论何种情景，咨询师都不应该是来访者的父亲，更绝对不可以是情人。咨询师是专业、职业的助人者，以基于科学的心理学、医学助人，也不是所谓的智者。

南方周末：肢体接触在咨询过程中是允许的吗？

李雪娇：只有极少数经书面约定、目的明确且处于危机干预情境的治疗，才会在开放场合给予短暂非性化触碰，例如拍肩。

哪怕来访者主动提出想靠一下咨询师，通常的专业回应是，用眼神、语调、言语共情来提供心理支撑，或者用引导性语言帮助来访者描述“靠”背后的情感需求。

至于打屁股，是绝对不允许的。APA（美国心理学会）伦理守则中写得很明白，任何带有性暗示或可能被误解为性暗示的行为，在治疗关系中都属禁忌。

徐凯文：很大程度上，与来访者产生身体接触是禁忌。原因很简单，你说不清楚是来访者需要咨询师与其接触，还是咨询师需要与来访者产生身体接触。有身体接触，来访者可能感到被“吃豆腐”。

当然，这也不绝对。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中，中老年女性咨询师与儿童来访者有一定的身体接触，还是比较能被人接纳的，其他情况都不适合。

南方周末：在两人的咨询过程中，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李冰瑶告诉了王某刚很多隐私。怎样判断咨询师是否过度挖掘来访者的隐私？

李雪娇：羞耻在发展心理学中被视为“人格边界守卫”。它提醒个体，何时该保护隐私、何时应拉起防线。王某刚通过鼓励“说出羞耻的念头”来打破来访者防线。当对方犹豫时，又以不开放、太传统进行微惩罚，塑成“暴露=勇敢，保留=落后”的价值坐标。

咨询师是否过度挖掘隐私，判断标准有三点：第一，谈这个话题是否与当前治疗目标直接相关；第二，咨询师是否在发问前解释为什么要问，并允许随时暂停；第三，隐私披露后是否花时间帮助来访者消化情绪、连接创伤意义。如果咨询师连续追问细节，却在来访者出现羞耻或回避信号时不减速，也不给情绪承接，那就属于过度挖掘甚至情感剥削。

学界证实，过度挖掘易触发再创伤化，表现为情感麻木、闪回增多、自我厌弃乃至自伤冲动。

徐凯文：有一种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要求来访者详细描述性活动的过程，但如果这个跟解决她的心理问题是没关系的，那么这就是窥视别人隐私，满足咨询师的个人需要了。

南方周末：帮助来访者连接创伤意义，目的是什么？

李雪娇：创伤一般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会让人对自己、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看法都发生变化。帮来访者把创伤带来的零散痛点，跟更大的人生脉络连接起来，就是让他们明白曾经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过去是如何受困的，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反应，现在如何自己救助自己，这个是连接创伤的意义。如果在披露隐私后没有这样的一步，只能让来访者更加痛苦，不会让他成长。

南方周末：李冰瑶与网友发生关系，王某刚解释为“身体需要”以及希望得到对方的爱。你怎么看？

李雪娇：未成年人在权力不对等情境下的“配合”多是冻结或讨好反应，并不意味着同意。王某刚把侵犯合理化成“她想被爱”，等于否定了受害者的抗拒与恐惧，使得李冰瑶把责任内归为“我本来就有需要”。这种解释可能使她削弱对未来侵害的防御，因为她或许会将其视作本能；此外，它还可能阻断创伤修复，因她既无法愤怒，也难以哀悼，只剩深层羞耻与自责。专业做法应该是正名，说明她当时没有保护资源，恐惧与犹豫都是正常反应，再帮助她重建边界感。

南方周末：在咨询的过程中，两人也讨论了很多与性有关的话题。例如，王某刚问李冰瑶，自慰时幻想着谁。这是否属于正常心理咨询的范畴？

李雪娇：自慰是高度私密、与身体自主权紧密结合的行为，伦理学把它视为“一级自我决定领域”，除非来访者主动提出与症状相关的困扰（如成瘾、功能障碍），否则咨询师不应主动探听，更不可要求来访者汇报自慰的感受。

徐凯文：咨询师需要回答，这跟他要解决的问题有关吗？他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关系，也没有公认的理论依据的话，这是他在满足偷窥的欲望，还是获得性满足的某种方式，或者说他是为了诱导来访者跟他产生亲密关系，甚至发生关系？

南方周末：对性的讨论后来转移到王某刚身上。例如，他问李冰瑶，是不是幻想与自己发生关系，还说她如果有这种想法，允许她将其释放出来。

徐凯文：这些片段有诱导的意味。不过，还是要看整个咨询过程，要帮助来访者解除痛苦，这些讨论是必要的吗？

另外，因为来访者个人的因素，有对异性的性需要、幻想与渴望，这些转移到咨询师身上，叫性移情。咨询中会发生性移情，所以也不能因为来访者说“我喜欢你，想跟你发生性关系”，就认为是咨询师错了，咨询师没有办法控制来访者说什么。

但是，咨询师要知道，咨询中发生性移情的情况下，来访者不是真的爱上咨询师，这是最基本的职业常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跟来访者发生性关系，哪怕来访者愿意，都是最严重的违背咨询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如果是强迫的，那就更严重，是犯罪。

南方周末：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哪怕他“要”了她，她也愿意，只是他不这样做。

李雪娇：这可能是施救者-施害者融合，操控者在“我克制”与“我可能越线”间摇摆，受控者则陷入“他如此高尚，我怎能拒绝”的情感债务。越线一旦发生，来访者会因先前的“默许”而更难定义自己遭到侵犯。

南方周末：王某刚在心理咨询过程中的行为，与李冰瑶自杀有联系吗？

李雪娇：王某刚的做法，符合“情感-依附-性化”三段式精神控制模型。

在第一阶段，王通过长时段的会谈、无节制的关注与赞美，制造选择性奖赏环境，让李经历被完整看见的高峰体验。心理学称这种快速升温的亲密为速溶式亲密幻象，这会大量分泌多巴胺与催产素，使人错误地把生理亢奋当作灵魂契合。

第二阶段，王某刚启动隔离脚本，伪装成唯一能承载李冰瑶痛苦的容器，却在技术层面故意拒绝外部资源介入，如贬低李的父母、男友等。此时，她所有的情绪调节、价值确认都指向王。

最后，王某刚逐步把谈话推向性与身体，又引入打屁股等具体行为。每一次越线，都伴随着“我仍然接纳你”的安抚。于是，从羞耻到暴露，再到被肯定的路径得到强化，形成羞耻-奖赏反馈环。

最终，李冰瑶把生理、心理、社会安全都挂靠在王某刚一个人身上，他的突然抽身，让三重支撑同时断裂。这类似ICU中，病人尚无自主呼吸，就被突然拿走呼吸机。失氧后，“关机”成了大脑最快的逃生方案。

徐凯文：王某刚是否有意对李冰瑶进行精神控制，目前还不好判断，法律上对精神控制尚无明确定义。不过，自杀绝非李冰瑶的必然结局。

当咨询师发现来访者对自己产生了性移情，可以寻求更有经验的咨询师对案例进行督导，或将来访者转介给更资深的咨询师。咨询师需要及时评估来访者的自杀风险，如果确定有风险，就应当让其立即去看精神科医生，必要时遵照医嘱，住院治疗，保障生命安全。

如果咨询师意识到来访者对他有过度的情感依赖时，他马上就去接受督导，及时转介、送医，悲剧就可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