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长安的荔枝》。35集,可以视为原著的 plus 版。
所有东西一旦plus起来,就意味着奔向丰富、豪华、顶配去了,哪怕是一杯奶茶。
书的篇幅不长,读完就在想——我要是把它影视化,该怎么做呢?
这大概是每个好读书的人都会玩的脑力游戏。
如果原汁原味地呈现小说,那就是一个唐朝牛马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遭老罪了。
除了主人公李善德外,其他角色血肉难称丰满,甚至有点NPC的感觉。大概十集足矣。
可我立了个十集的项目,哪个老板会来投呢?广告商的利益如何体现呢?平台的权益如何满足呢?
没那么简单,就像在天宝年间,跨越五千里路送荔枝鲜一样,不简单。
这“长安的荔枝”必须“大”起来。
剧版一开始,李善德的老婆就没了。
我说,没了好啊。
小说中,她的存在感就不强,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李善德对初识老婆时的一段回忆:“少女柔软的身躯紧紧贴在他脊背上,脚下是千仞的悬崖,掺杂着危险警示与水粉香气的味道,令他产生一种微妙的愉悦感。”
能理解这种青涩懵懂的感情,但放置到整个故事中,对情节走向的推动力略显不足。
李善德做“荔枝运输实验”抽空回家一趟,只提到“夫人正在灶前烧饭”,便再无着墨。
一个有追求的剧集不该有完全“工具人化”的角色存在,所以剧中设计成李善德丧偶是妙笔,仅保留父女相依为命的模式,将情感浓度放到最大,也对情感的维度做了扩容,人物的性情更浓烈。
说到“性情”,剧版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人物互动。
譬如李善德和闺女的情感呈现,他们之间的亲昵,临行前“托孤”的哀戚,千里外的一封诚挚家书,还有小孩令人揪心的“懂事”,经过演员的演绎,非常令人动容。
不要小看这点啊。读小说时,我们沉浸在“我倒要看看这荔枝如何运到长安”的好奇心上,对李善德之外人的情感是见不到的,或者说是忽视的。
“职场甩锅学”是小说的根脉之一。书中描写李善德被设计接到“作死任务”时,同僚被归拢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且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恭贺起来”。
而剧中展现的就有层次多了——挤眉弄眼的、起哄架秧子的、暗自窃喜的、如释重负的,有语言,有表情,有动作,精彩的群像戏。而观众则很容易代入到自己的职场中——这真像我的sb同事,李善德啊,你拿这份俸禄真是太憋屈了呀。
再有剧版最大的改动就是加入了另一条线——由郑平安勾连的朝堂争斗。
岳云鹏演得确实好,比师弟们好。
这条线的加入,我的理解是——长安这个地方太复杂,而最复杂的是人。如果只是李善德的单线,剧集很容易变成“如何为荔枝运输保鲜”的农业片、科普片了,这点在阅读小说文字时是感觉不出来的,但影视化后就会变成一个大BUG。
好,郑平安的加入,“运荔枝”就变成权力斗争的具象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多维游戏化:需要更多的关卡,更多的Boss。
深度、趣味性、复杂性立马提升了。
重点是上文提到的更多的交互。人与人的交互,人与环境的交互,关系与关系的交互,这是优秀影视剧的底色。
不是有些道行浅的观众的评价:注水。
人物的丰满,不是靠人物自己在那喊口号、做第一视角驱动的行为,而是在复杂的环境与人物关系中呈现角色的性格。
《长安的荔枝》作为一本畅销书,剧版能借上人气,但也会削弱剧集的悬疑性:大多数观众知道结果了。
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增加可看性呢?
我目前追到第10集,似乎找到了答案,专业还原大唐盛世的风貌,台词既有书里的专业化,也有基于收视人群的通俗化,还有小说中扁平人物的丰富化。
“胡旋舞”原只在唐墓壁画中见过,书中也只说是“旋转,状如陀螺,飘飘然如飞升一般”。我都想到导演的内心戏——马伯庸啊,你闲笔两句,我可是得出画面的呀。
当郑平安在席间扭动肥硕的腰肢,千圈万转,故作媚态,取悦权贵,元稹笔下:“骊珠进珥逐龙星,虹量轻巾掣流电”可不就是这般吗?再想到《旧唐书》云:“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谄媚”二字就在剧中郑平安沉重肉身却化绕指柔的差异里具象化了。
导演曹盾先生对色彩的把控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十分为人称道,在本剧中,他的视觉审美水准依旧在线,长安城墙的红,坊间屋子的黄,岭南热气蒸腾的绿,组成了缤纷的大唐。
还有“折柳送别”这些唐朝礼仪上的细节,剧组都用心还原了。
台词方面并不泥古,涉及唐代专有名词时则一板一眼,毫不儿戏,譬如“香积钱”,语出《维摩诘经》,极为考究。
而到了“胡商”苏谅出场,他就是个乱用成语的家伙,贡献了不少名场面,且符合大家对外国人说中国话不求甚解的一贯印象。
不过书中提及多次的“本地有句俗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这个TVB的老梗就没出现在剧中。这个取舍的细节,证明导演组知道现在观众的笑点在什么一个水位。
我做上述评价,不是在小说与剧集之间选边站。
我看了一段马伯庸的采访,觉得此人格局甚大,他讲的大意是:剧集帮他填了不少坑。
要知道,原著只是马伯庸写长篇之余突生灵感花了11天换换脑子写就的短篇。
有些人物或情节没展开,只是体例限制而已,并非笔力不逮。
现在剧集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马伯庸开历史的脑洞,制作方开马伯庸的“脑洞”。
这种“共创”与“反哺”应该成为一桩美谈。
长安的荔枝“大”了起来,我是赚到了——导演,既然开了脑洞,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何合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我可太期待了。
我记得那个盛夏,翻阅“长安的荔枝”,心里也是对马伯庸如此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