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做保洁的是我妈妈，她在一条马路之隔的漂亮大厦里找了一份活，后来变成两份，又变成三份。大厦保洁这种活，只要你安排妥当，理论上同时干四五家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人都不是铁打的，于是我妈找了我爸来帮忙。按我们打工人的经验，保洁都是很早就把活干完的，爸爸一般八点半左右回家，妈妈大概在九点结束工作，顺道去买个菜。他们午休到两点再去打卡，有时候打完卡直接回家有时候就在那里等到四五点把剩下的工作做完。

这是我偶尔在家时观察到的他们的工作排班，时不时还会发生些变化，比如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活可干，另外两家都搬到租金更便宜的地方去了。他们没以前忙了，但不巧的是，妈妈遭遇了腰椎间盘突出，她每日与疼痛相伴，但依然出门干一点点活，毕竟有些打扫只能由女性完成。

他们做保洁也有几年了，干三份工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000多，工资全部到妈妈的卡里，爸爸一分没收，他连正式员工都算不上，没签合同，工资卡没有，福利也轮不到，充其量只是一个帮老婆减轻点工作量的男人。

爸爸跟村里其他的小老头们不一样，他们每天定时定点在靠马路的花坛沿上坐下，远看就像停在电线杆上的一排麻雀，而爸爸开着电瓶车不停往返漂亮大厦跟小区，虽然单程也就几分钟。在村里整体拆迁以后，有了房子和赔偿款的村民大多数无所事事，要嘛像麻雀一样围坐一起，要嘛闷在活动室里打麻将，要嘛含饴弄孙。爸爸一个也沾不上，所以宁愿跟我妈一起干起了免费保洁。

也正因为村子拆迁，爸爸原先的活计都停了。他干的最久的生意是鞋扣，当年这是形成过一整套产业链的，我们村里的作坊做加工，然后卖给别的镇上做成完整的鞋。我的爸妈就充当这样的中间商角色，由于产业链已经精致到所有环节，所以他们自己也会负责某个加工流程。这些低廉劳动力的产物，计件算，不费脑，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机械活，所有人都能做，我上学的时候也曾帮过忙，何伟在《寻路中国》里写的胸罩扣，大体是一类东西。

但要把鞋扣销售出去，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妈妈以前形容自己的工作叫“背鞋扣”，她从骑自行车开始，把一袋又一袋的鞋扣运送到十几公里外的目的地，中间免不了要“背”，后来她换了摩托车继续“背鞋扣”，再后来爸爸开了车，她就退居到了幕后。我跟弟弟就在这一趟趟背的过程里，长大成人。

他们也曾在老房子开过一个生产PVC商标的作坊，招过几个工人当上小老板，老家的一楼摆着一台热压的设备，一台烘箱，许多个模具，他们就跟工人一起用塑料瓶点胶做出各种商标，夏天的时候生意好到机器都要干冒烟。做了几年后，生意淡了下来，安徽籍的夫妻因为家里发大水回去了，作坊也就在我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它的使命。二十多年后，当我因为销售硅橡胶而去到商标工厂时，当年在老家作坊里的一幕幕又浮上心头，可惜的是我们公司的硅橡胶不争气，我也没法在这个熟悉的行业再深挖一下。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保洁在爸妈的同龄人里成了抢手活，稍微有点心气的人都想靠自己赚点生活费，而保洁这个工作不限年龄，不费脑，工作环境还不错，工资准时发，居然就胜出了。由于妈妈入行比较早，她陆陆续续介绍了一些亲戚到她所在的漂亮大厦里干保洁，有位亲戚现在还能干着三份工，拿着8000多的工资，而妈妈渐渐成了工资最低的那一个。

我常常劝她，现在活不多了身体也不好，能不能放弃这个工作，好好休养。她说只要你生了小孩，我就立马辞了工作到上海帮忙带孩子，到那个时候，腰肯定也就不痛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会被世俗的观念束缚，她觉得自己早就该做奶奶了，因为没有机会带孩子，在满是村里人的小区里都抬不起头。

但一份在漂亮大厦里的保洁工作，在眼下这个阶段，还是能带给她一些体面的，尽管收入不高，好歹比较稳定。

我在给保洁阿姨写的文章里，提到她们也需要“体面地休息，体面地吃饭，体面地换洗”，这并不表明我觉得她们的工作不体面，只是相比于同为保洁阿姨的我妈，我希望她们也值得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早就不会因为父母的工作而生出郁结。相反，一想到他们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有时候还会被激励到。我只希望他们健康一点，忙碌一点，生活再充实一点，有一份保洁的工作，其实也不赖。

只不过一直爱面子的我妈，是断不会让我把这篇文章发到公众号里的，那里遍布着我的熟人还有她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