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会址。
“天下堡，瓦窑堡”。拉开历史的长镜头，瓦窑堡会议是黑白底片上不可忽视的显影。90年前的风云际会，造就了瓦窑堡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
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面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迎来高潮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三五年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90年后的今天，步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系列忠实记录和反映中共中央这一极为重要的会议的历史文献映入眼帘：《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无声地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历经一年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省份十余个，粉碎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11月中旬，张浩（即林育英）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由莫斯科经外蒙辗转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关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正当此时，中国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迎来新的高潮。华北事变爆发，“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六千余名学生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面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做出新的分析研判，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出席和列席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场设在张闻天住的窑洞，空间局促，设施简陋，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长桌，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个别人就坐在炕上。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与会者进行了充分讨论。
12月23日，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当前红军的战略方针、作战指挥上的原则和行动方针等三个主要问题，提出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同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报告的记录稿是相同的。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的问题，与会者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应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却认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并引用斯大林的论断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发言，重申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意见，认为应当吸取当初处理“福建事变”的教训，停止关门主义，他言辞尖锐地反问：“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毛泽东发言后，博古躺在床上默不作声。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首先分析了目前形势的特点，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其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种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也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也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扩大了。
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敌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此外，决议还宣告“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政策，使之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决议还指出，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最后，决议强调“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2天，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对目前形势下，中国各阶级的立场和态度做了细致分析和阐述，重点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分析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况时，毛泽东总结了长征的意义，提出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著名论断。基于对国内各阶级的分析，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要“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报告还认为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作者：王杨，单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