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也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言行中,成为他工作、生活、处事、修身的一条基本原则,升华为他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详细]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个老问题,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纪律教育引领风气之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熔铸了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代表的一系列好作风,构筑起从严治党的铜墙铁壁,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人民群众称赞的“模范政府”。[详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一直以对工作认真细致、公私分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们所称颂。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品格,其根本是他对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周恩来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正是因为如此,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始终坚持与官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详细]
1936年春天,刘少奇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他发现“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在1936年7月15日写下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并于7月2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58期上发表,对空谈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专门把作风建设提出来,首次提出“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概念,是一篇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党的领导作风建设的重要文献。[详细]
朱德以“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为己任,始终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党员,严守党规党纪,永葆政治本色,用一生的不懈奋斗和实实在在的言行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详细]
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详细]
“延安五老”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革命老人的尊称,并一直沿用至今。“延安五老”之所以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言,主要不是因为人老可贵,而是因为精神可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详细]
陈毅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他坚持原则,曾先后两次与父母“约法三章”,要求家人不搞特殊;他教育子女树立远大志向,厚植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特别是他的“教子诗”,堪称家教、家风的经典之作。[详细]
延安时期,先后有英、美、苏等10多个国家600多位外国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等。在延安,他们大都有一种进入“光明之地”的感觉,接触了一支“神奇的队伍”,发现了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事业,尤其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安作风”的全新作风——“延安作风”,从此折服于这种作风并成为拥有这种作风的中国共产党的“热心捍卫者”。[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