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经济运行来看，浙江GDP规模位于全国第四（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GDP增速持续高于全国水平，驱动经济增长的消费与出口动能较强，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偏弱，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偏弱。其中，杭州与宁波的经济体量最大，舟山、丽水、绍兴经济增速较快。 从区域财政运行来看，2024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于全国第三，政府性基金收入虽然下滑较大但依然居于全国第二，综合财政实力较强，财政自给率达到69.29%，仅低于上海与广东。但应注意，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相对偏慢，财政收支也依然存在紧平衡的状况。浙江省各地市财政平衡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杭州接近100%，宁波、嘉兴、绍兴超过70%，而衢州和丽水不及40%。 从区域债务状况来看，浙江专项债余额占比较高，其中2024年新增专项债主要投向市政建设与交通。得益于较强的地方综合财力，浙江省债务率水平仅高于上海、江苏等少数省份，负债率水平也显著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广义债务来看，浙江城投有息负债占全国总规模的比重为16.19%（2024年），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2位，但宽口径的债务率从全国来看并不高。各市债务规模与经济体量大体对应，杭州、宁波、温州债务余额居前，绍兴市债务率居首，丽水市负债率最高。从广义债务水平来看，湖州、绍兴、嘉兴的债务负担压力较大。 从资源禀赋与产业状况来看，浙江向东面向亚太，连接全球海洋经济，向西联通中西部省份触达欧亚大陆，浙江与上海、江苏共建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2024年第三产业占比为58.5%，第三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三，第二产业占比为38.6%，其中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快，且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较快。 宁波、杭州的工业增加值规模处于第一梯队，丽水、金华、宁波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快，表明宁波在工业领域近年来表现突出。 各地市第三产业增速比较均衡，金华市第三产业增速领先，主要以义乌小商品城数字化转型为引领。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超过1万亿元。湖州市和衢州市都存在“重工轻服”的结构，工业主导特征显著，同时传统服务业占比高，新兴服务业规模有限，舟山市依赖传统港口物流和渔业，湖州市、衢州市和舟山市的第三产业增速相对较低。 金融机构方面，浙江省各类金融机构数量丰富，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个领域。各市金融机构数量与体量分布不均。杭州金融机构最为密集，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机构齐全且规模庞大，是全省金融核心。浙江省上市公司数量众多，2024年A股上市公司达715家（新增12家），总市值6.87万亿元，居全国第二。 从城投表现来看，浙江省的发债城投数量及城投规模均居全国各省/直辖市中的第二，仅次于江苏省，下辖11个地级市均有发债城投，其中杭州、宁波发债城投数量超60家。浙江省存续城投债整体呈现私募、区县、AA+为主导的特征，整体短期偿债压力尚可。一级市场方面，2021年以来浙江省净融资持续走弱，2024年净融资转负，多数地市净融资额相比去年明显下滑。二级市场方面，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力度加大及一揽子化债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浙江省信用利差呈现持续收窄态势，当前省内各市信用利差分化程度已处于历史极低水平。 从化债与城投转型来看，基于较强的经济与财政实力，浙江整体的化债压力不大，其中湖州、绍兴两地的区县平台较多，虽市场化经营主体数量也较多，但由于获得的化债资金可能相对较少，化债压力总体偏大。城投整合方面，浙江省作为城投债存量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的省份，2023年以来持续加快城投整合步伐，在国有资本布局、城投平台非核心业务剥离及产投平台整合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仍需警惕“形式合并多、实质转型少”问题，需持续关注浙江省城投整合后业务是否实质转型。城投退平台方面，浙江省作为全国退平台主力之一，其退平台数量达到小高峰时间与全国层面的一致，分别在2015年、2019年、2023-2024年达到小高峰。相较于2019年的由响应区域政策要求推动、市/区县政府官网集中披露为主，2023年8月以来的平台退出呈现显著市场化特征，以城投平台主动披露为主，其主要驱动力一是化债进程驱动，二是为应对趋严的债券融资监管政策。2023年8月以来的浙江省退出平台集中于区县级、AA+级别的城投平台；退平台数量居前的地市分别为债务压力相对较大的湖州、绍兴，及城投数量较多的杭州、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