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冒着被证伪的风险，坚称人工智能（AI）是自己有生之年最重要的科技革命，没有之一。被证伪的风险，可能来自于也许有比AI更革命性的科技发生在二三十年后，或者更早，相信届时我们仍然健在。倘真如此，那也极大的可能是被AI点燃的革命。满心期待被证伪。
AI现在进行时。静态的评判似乎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我们也无法把自身抽离出来，所谓“客观”地去评价AI的发展前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都会深刻地影响着AI的未来，继而是我们的未来。未来当然会有不确定性，然而，是我们，而不是单纯的AI技术本身，将决定从不确定性中走出怎样的确定性。所以，企业家和科学家，不是坐而论道、预测未来、守株待兔，或是纸上谈兵、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而是主动投入、领驭方向、开创未来。
曾经创办过LinkedIn和Inflection AI、投资过Facebook和Digg的里德·霍夫曼就是这样一位。创业者出身，投资人加注，但更有着思想家的禀赋，他从寄宿学校起养成的喜欢哲学思辨的习惯以及牛津大学的哲学学位，让他与很多正在创业中的企业家颇为不同。思考与输出都很勤奋的他在2025年初和格雷格·贝亚托一起写了新书superagency，估计书名的翻译会带来不少麻烦和歧义。虽然今年被很多人称成智能体（agent）元年，但是他书里所说的agency，更强调是在哲学范畴中的能动性，是指agent（行动者、行为主体）作为一个有能力行动（act）的存在（being）的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或具体体现。
霍夫曼之所以给新书起名叫作superagency，在agency前头加上super，说的是人类如果在AI这件事儿上做的对路，那么将会使人类因AI的向善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能动性，重新定义、深化和延展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更具主体性的人类的意义，也将随之得到更大的解放。
这是正确理解agency这个词出现在书名中的价值所在，而非站在近来热度极高的智能体（agent）的角度——尽管智能体概念论根上也是从强调其具备（类似于人类的）能动性这儿来的。人类的能动性，讨论的是自主选择与行动，经略与掌控自己的命运的能力，包括个体，也关乎集体。自主是其中的关键词，为人不自主，不真为人也。能动性是自由的基础，个体的能动性在自由环境中得以发挥，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促进作为整体的人类的能动性提升，使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
所以，霍夫曼们的讨论，不是只关于科技、产业、财富，而是更为关心人类作为自由主体的未来命运。站在这个高度，又有科技和企业的资历做背书，他努力劝说大众与专家、公司和国家，都能认同一种我称之为“积极正确行动以创造美好未来”的立场，以科技人文主义之道，通过广泛而公平的参与，在迭代部署中发展AI，让人类因AI的向善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能动性，重新定义、深化和延展人们“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成为更具主体性的人类的意义，得到更大的解放与自由。
虽然AI就像此前的蒸汽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增强和放大人类的能动性，但是伴随着鲜明的对于人类能动性主导的核心区域的侵入感、替代感，特别是那种操作过程中显现的自主决策、采取行动、追求目标的能力（想想“智能体”与“具身智能”），在通过了传统的图灵测试后更是会引发“如此强大，可能会毁灭人类”“为避免失控，应暂停开发”的担忧与压力。这种悲观情绪的焦点，就是认定人会因为AI而削弱能动性，进而失去自由以致走向非人道的困境。
霍夫曼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个担心甚至恐慌，了解现阶段社会中分歧的广泛存在，却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恰恰相反的论断——能动性纵是核心关切，那么AI科技之于人的能动性究竟是掠夺还是赋予，端赖于我们人类对AI的善为并为善。在这里，“善”字的两种义项，能动地结合在了一起，作为过程的、方式的善为，影响着目标的、结果的为善。AI时代，人的能动性的走向既非已知，也未锁定，需要领驭，更要创造。
摆事实讲道理的一种方式，是以史为证。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的洞察中也能参透规律而预见未来。不管是汽车还是GPS，抑或纺纱机和印刷术的科技史回顾，都昭示着我们人类是一个多么容易忘记的物种，轻易就忘记掉每一次新科技总是以冲击的方式让人恐惧而很快又变得平淡无奇——新技术一旦融入到平常生活中，就给人一种错觉，那一次次对于新技术的疑虑与恐惧、反对和破坏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
这也是我近年来劝说高校开设“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项目与课程，热切地鼓动科技伦理教育，以及建议更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修读科技史课程的缘由——“科技史作为一门必修课，能让今天的我们更加充满信心也更有方向感地推动科技创新”；在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中，“追求零风险”与“无许可创新”的较量呼之欲出。这些本没有标准答案或是一定之规，也并不都是科技议题——很多时候与社会、文化与思潮、大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启发我们批判性地思考：作为裁判员的监管者和身为运动员的企业家在对立中如何寻求与共，该如何让创新产品和服务迭代部署，正如当年汽车电动启动器的发明与普及一样，在适度的容错中助力技术提升与社会进步。
霍夫曼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思想性的术语，私人公地（private common），很有意思。一方面提供者受盈利、私有性质驱动，而服务却免费或几乎免费并提升公共福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等的“大规模在线选择实验”，发现并测定免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盈余，揭示出“私人公地”给现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价值。如果私人公地的这些价值“也”能够计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话，那么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经济产值反映。
同时，谈到教育与成长，我们看到，私人公地还能够促进知识和机会的公平可得性、推动个人发展和职业成长，这也分布式地更有指向性地显著增强着个人能动性。深入思考一下还可能发现，那些更多只是为私人公地被动贡献数据而非以其作为学习和创新工具与平台的人，可能是个事实上的补贴者，那些私人公地上的学习创新者，因此获得的价值的总和可能会超过平台企业自身获得的价值。而AI的迅猛发展会使得“私人公地效应”更上一层楼，使“个体能动性善为”和“社会为善”竞相迸发，产生巨大价值。
不止在产业政策或科技政策的层面，对于国家应该如何选择“集体与AI互动”，在霍夫曼看来，“将深刻影响我们以个体的身份与之互动的方式”——国家层面对AI的投入越大，每个个体能获得的好处越多；每个个体从AI中获益越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收益就越大。这正像哲学家密尔（John Mill）的自由观所认为的那样：个人自由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目的，还有助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实现。个人更自由，社会更多元更有活力，其中的个体也更有机会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为共同向善做积极贡献。
霍夫曼们深知，他们的这种“行动乐观主义”在很多人、很多群体那里有多不讨喜，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听证会发言与陈述一样，鸡同鸭讲，实属难免。面对质疑和恐惧，说服者、举证者要大量使用“虽然......但是......”的句式，用“虽然”分句尽可能地坦诚言及对于AI的顾虑与风险思考，但也绝不放弃在“但是”之后把能动的人的决心与信心袒露无遗。哲人常说，半满也是半空的杯子，你如何看待它，反映出主观心态问题，也会影响接下来的行为与结果，这真的是个能动性测试。把技术看作对人性的挑战，或是设想技术可能对人有哪些积极影响，都会产生“自证预言”效应。从这一点上说，以公共教育的多种渠道，以通俗易懂并动手操练的方式（一定要自己动手，放心，怎么玩都玩不坏，坐在那儿听大人物讲AI的报告真没有什么用！！！），启迪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于AI拥有更有探索性的心态、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多一些“积极正确行动以创造美好未来”的人，多一些以技术人文主义武装的主动创新者，善莫大焉。
今年春节，我的几位年逾八旬的长辈们都下载（时髦地叫“部署”）了几种不同的AI工具并兴致勃勃地学习使用。在这当中，我看到他们的活力、创造力和生命力在AI的陪伴下和与AI的互动中得到激发——作为人的能动性的迸发（写诗、做图、聊天、解题，各式儿创作，当然也同步有老人们防范AI信口编造和李代桃僵的鲜活实践），也被他们使唤起AI工具时洋溢着的那种放松自如劲儿所感染。我真的很庆幸，他们能够在耄耋之年，亲历包括AI科技革命在其中的世界之大变局。这一切让我更“坚定地相信未来”，“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注：本文转载自《iWeekly 周末画报》
